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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1 上传于 2019-02-19 10:26:29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描述: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恶性循环:某个偶然历史事件,成了僵化的社会制度常规。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情形甚至比19世纪末期更为恶化。1958年,黑人克雷农·金恩(Clennon King)申请进入密西西

比大学就读,竟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当时法官认为,一个黑人一定是疯了,才觉得自己能进得了密西西比大学。

对于当时的美国南方人(和许多北方人)来说,想到黑人男性居然可能和白人女性有性行为甚至结婚,就会觉得这实在是万万难以接受的
事。跨种族的性行为是所有禁忌之首,一旦做出这种行为甚至只是涉嫌想有这种行为,不用经过什么审判,就会立刻遭到私刑处置。当时出现

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秘密社团“三K党”(Ku Klux Klan),就曾犯下多起相关杀人事件。讲到维护洁净这件事,他们可是让印度教的婆罗门相形见

绌。

随着时间过去,种族主义还蔓延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例如美国的审美观就是以白人的美丽作为标准,白人的特质就是美丽的标准,浅
色的皮肤、金黄的直发、小而翘的鼻子等等。至于典型的黑人特质,例如黝黑的皮肤、蓬松的黑发、扁平的鼻子,则被视为丑陋。这些成见使
得原本就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意识更是进到意识深层,挥之不去。

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让原本只是历史偶发事件形成的阶级制度变得根深柢固。随着时间流逝,不公不义的歧视常
常只是加剧而不是改善。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教育带来进一步的教育,而无知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无知。历史上过去的受害者,很可能会再
次受害。而历史上过去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也很可能依然存在。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
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黑人/白人或婆罗门/首陀罗的区别真有生物学事实根据(例如婆罗门的大脑确实比首陀罗的大脑效率高),光
靠生物学就应该足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然而事实证明,不同智人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其实就是小到能够忽略不计,所以单凭生物学就
是无法解释印度社会和美国各种族的互动为何如此复杂。想了解这些现象,我们只能靠着研究事件本身、环境、权力关系,看看人们是怎样将
虚构的想象变成了残酷(而且再真实不过)的社会结构。

他和她

不同的社会,想象出的阶级制度也就相当不同。像是现代美国人非常注意种族,但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就无关紧要。在中世纪印度,种
姓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现代的欧洲根本毫不在意。只不过,有某种阶级制度却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里都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性别的阶
级。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区分男女,而且至少在农业革命以降,几乎世界各地都是男人占尽好处。

甲骨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用来占卜。其中曾有一块的卜辞写着:“妇好娩,嘉?”(商王武
丁的妻子妇好即将临盆,是否吉利?)而答复是:“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弘吉。”(若在丁日分娩,吉;若在庚日分娩,大吉。)然而,
卜辞最后的验辞语气十分遗憾:“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31天之后,妇好在甲寅日分娩,不吉,只是个女孩。)48过了三千多

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而许多中国家庭仍然觉得生下女儿是种不幸。有些时候,父母还会刻意遗弃甚至杀害女婴,
希望能有机会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生出个儿子来。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只是男人的财产,通常属于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而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强奸罪是属于侵犯财产,换句话说,受害
人不是被强奸的女性,而是拥有她的男性。因此,这些法律对于强奸罪的救济措施就是所有权移转:强奸犯付出一笔聘金给女方的父亲或兄

弟,而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财产。《圣经》还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
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对古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个再合理也不过的安排了。

在某些地方,如果是强奸某个不属于任何男人的女人,甚至算不上犯罪。这就像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捡了一枚铜板不算是窃盗一样。另

外,如果是丈夫强奸自己的妻子,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有地方会认为,因为丈夫本来就该对妻子的性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丈夫强奸妻
子”这句话根本无法成立。说丈夫“强奸”妻子,就像说某个人偷了自己的钱包一样不合逻辑。这些说法听来荒谬,但其实并不只有远古中东地区
才有这种想法。就算到了2006年,还有53个国家无法控告丈夫强奸了他的妻子。即使在德国,也是到了1997年才修订法案,认定婚姻中可能

出现强奸行为。49

***

那么,将人类分成男女,是不是也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是美国的种族阶级,都是想象下的产物?这一点究竟是不是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
认定男女本来就应有所区分?而如果这确实是一个自然的不同,生物学上又是否能够解释为何男性的待遇优于女性?

在男女之间,某些文化、法律和政治上的差异正反映着两性明显的生物学差异。例如男性没有子宫,所以怀孕生子这件事一直只能是女性
的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核心差异上,每个社会又会不断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文化概念和规范,而这些就和生物学鲜有关联。而各种社会上对

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想法,多半也没有确实的生物学基础。

举例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实行民主,但有子宫的人就没有独立的法定地位,无法参加人民议会,也无法担任审判。除了少数例外,这

种人也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经商,也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所有雅典的政治领袖、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商人,没有一个人有子宫。

那么,难道“有子宫”这件事,真有什么生物学的根据,证明这些人不适合从事这些行业吗?虽然古雅典人确实这么认为,但现代雅典人可不会

同意。在现今的雅典,妇女不仅能够投票,能够参选担任公职,能够发表演讲,能够从事从珠宝到建筑到软件等等一切设计,而且也能够进入

大学就读。她们的子宫可没让她们做起这些事来输给男人。确实,女性在政界和商界仍然处于弱势(希腊议会只有12%是女性),但她们要参

与政治已经没有法律的阻碍,而且多数现代希腊人也认为女性担任公职合情合理。

此外,许多现代希腊人也认为男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对女人有“性趣”,而且也只该和异性发生性关系。但他们没发现,“异性性行为自
然,同性性行为不自然”这件事也是一种文化偏见,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事实上,男男相吸这件事,大地之母从来也没什么意见。然而,在

某些文化里,如果儿子和隔壁的男孩天雷地火,他的人类母亲可就会大发雷霆。这位母亲会生气,原因可不是出于生物的必然。其实对于许多

人类文化来说,同性恋不仅合法,甚至还对社会有所帮助,像古希腊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史诗《伊利亚特》(Iliad)里,英雄阿基利斯
(Achilles)与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关系亲密,但阿基利斯的母亲西蒂斯(Thetis)可没什么不高兴。另外,马其顿王国的女王奥林匹亚
丝(Olympias)可说是古代最喜怒无常也最大权在握的女性,连她的丈夫腓力二世都死在她手上。但她看到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带了爱人赫费斯
提翁(Hephaestion)回家吃饭,也是没发半点儿火。

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而什么又只是人类说得煞有介事、自找借口?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
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

生能生小孩,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生物学上,男人就是能从彼此身上得到性愉悦,但某些文化却极力阻止他们实现这种可
能。

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
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举例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禁止男
性进行光合作用”,“禁止女性跑得比光速快”,或是“禁止带负电荷的电子互相吸引”,就是因为这讲了只是白讲,完全没有必要。

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神学上所谓的“自然”,指的是“符合创造自然的神的
旨意”。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并且让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特定的目的。如果我们使用肢体和器官的方式符合上帝的设想,
那就是个“自然”的活动;如果不符合上帝设想的方式,就成了“不自然”。然而,演化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目的。器官的演化没有唯一的目的,而器

官的使用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现在人体的所有器官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型,而现在所有器官都不只做着原型所做的事。器官之所以演
化是为了某种特定功能,但等到器官存在之后,要用作其他功能也并无不可。以嘴巴为例,嘴巴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最早的多细胞生物需要
有办法将营养成分送进身体里。而虽然现在嘴巴仍然有这种功能,但我们还能用嘴来说话、亲吻,战士还能用嘴来拔手榴弹的引信。难道,只

因为我们最早那些像蠕虫一样的祖先在6亿年前没有用嘴做这些事,嘴巴的这些功能就变得不自然了?

同样,翅膀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了空气动力学的奇迹,而是从原本有其他用途的器官演化而来。有学者认为,一开始昆虫都不会飞,而翅膀
是几百万年前从虫子身上突起的部分演化而来。虫子原本身上会有突起,是因为这样能增加表面积,接收更多阳光,也就更能保持温暖。而在
缓慢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太阳能接收器越长越大。想要吸收最多阳光,就要让突起的表面积最大、重量最轻;而这种身体结构刚好对昆虫来说
也方便,蹦蹦跳跳的时候还能帮上一点忙,突起越大的,就能跳得越远。有些昆虫开始用这玩意儿来滑翔一下,接着只是再跨出一小步,昆虫
就真的在空中飞了起来。所以,如果下一次又有蚊子在你耳边嗡嗡不停,记得要骂骂她真是太不自然了。如果她乖乖听话,满足于当初上帝赋
予的功能,现在她的翅膀还只能做个太阳能板。

这种多用途、多功能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性器官和性行为。一开始,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而求偶仪式则是为了要评估对方的健

康程度。但对许多动物来说,两者其实都有众多的社交功能,可不只是为了赶快创造出自己的DNA小拷贝。举例来说,黑猩猩就会用性行为来

巩固政治联盟、建立亲密关系、化解紧张局势。难道这也是不自然?

性与性别

所以,坚持女性生小孩才“自然”或者说同性恋“不自然”,其实并没什么意义。各种规定男人就该如何、女人就该怎样的法律、规范、权利和

义务,反映的多半只是人类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天生的现实。

生物上,人类分为男性和女性。所谓男性(male),就是拥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所谓女性(female)则是拥有两个X染色体。
但是要说某个人算不算“男人”(man)或“女人”(woman),讲的就是社会学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了。在大多数人类社会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所

谓男人就是男性,而女人就是女性,但那些社会学的名称负载了太多意义,而真正与生物学相关的部分少之又少,甚至完全无关。我们说某个

智人“够男人”,讲的并不是具有某种生物特质(例如有XY染色体,有睾丸,有睾固酮之类),而是能在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符合想象秩序

的位置。每个文化背后虚构的故事,都有些男人应该要符合的角色(像是搞政治)、拥有的权利(像是投票权),以及负起的义务(像是服兵

役)。同样,要说某个智人是不是“够女人”,也不是看她有没有两个X染色体、子宫或是大量的雌激素,而是她在想象建构出的人类秩序中,是

个女性的成员。每个社会文化也会用虚构的故事,定出一些女人该符合的角色(像是要养育子女)、拥有的权利(保护不受暴力侵扰),以及

负起的义务(服从她的丈夫)。正由于定义男女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并不是生物学,而只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每个社会认为“够男人”和“够女
人”的意义也就大不相同。

学者为了把概念讲清楚,通常把生物学上的区分称为“性”(sex),而文化上的区分称为“性别”(gender)。“性”区分的是男性和女性,属于
客观标准,在整个历史上未曾改变。至于“性别”区分的是男人和女人(某些文化也有其他类别),所谓“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标准存在于主体之

间,而且会不断改变。举例来说,同样在雅典,古代和现代对女人要求的行为、欲望、服饰甚至是身体姿势都有极大不同。50

古代雅典 女性=一种生物区别 古代雅典 女性=一种文化区别
XX染色体 现代雅典 无权投票 现代雅典
子宫 XX染色体 无权担任法官 有权投票
卵巢 子宫 无权任公职 有权担任法官
卵巢 有权任公职

睾固酮浓度低 睾固酮浓度低 无权自行决定结婚对象 有权自行决定结婚对象
雌激素浓度高 雌激素浓度高 通常不识字 通常识字
有泌乳能力 有泌乳能力 法律上由父亲或丈夫拥有 法律上独立
完全相同 非常不同

性的事情好解决,但性别就没那么容易。想成为男性再简单不过,只需要出生的时候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就行。想成为女性也是同样容
易,出生时有一对X染色体,就大功告成。但相反的是,要当好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不但过程复杂,而且要求苛刻。正由于“够男人”或“够
女人”的标准多半来自文化,而不是天生自然,所以没有什么社会是在人一生下来之后就觉得男性够男人而女性够女人。而且就算得到认可了,

也还不能就此松懈。从出生到死亡,男性必须一辈子不断通过各种仪式和表演来证明自己真是条汉子。而女性也永无宁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
和其他人自己散发着女人味。

而且,这种成功没得保证。特别是男性,总是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在整个历史上,总看到男性愿意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

命,只为了让人夸赞一句:“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图15 18世纪的男人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王室肖像。请注意路易十四戴着长假发,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站得像个芭蕾舞者,还带着一把巨大的剑。这一切在现代美国都会被认为真是个
娘娘腔(除了那把剑),但在当时,路易十四可是欧洲男子气概和男人味的典范。

图16 21世纪的男人味:美国总统奥巴马官方照片。那些假发、丝袜、高跟鞋和剑都去了哪?就大权在握的男性而言,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呆板沉闷的形象。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
男人形象多半都是多彩绚丽,像是美洲印第安人酋长就戴着羽毛摇曳的头饰,印度大君也会穿着华丽的丝绸,配着亮眼的钻石。至于在整个动物界里,雄性往往也比雌性更丰富多彩、装饰夸
张,像是孔雀的尾巴和狮子的鬃毛。

当男人究竟有什么好的?

至少农业革命以来,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属于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不论这些社会对男女的定义为何,当男人总是比较优越。父权社会教育
着男人就该是个阳刚的男人样,女人就该有个阴柔的女人款,要是有人斗胆跨越界线,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但反过来说,如果遵守了这些规
范,得到的奖励却是男女大不同。社会通常重视阳刚的特质胜于阴柔的特质,社会中阳刚的典范得到的总是比阴柔的代表多。女人得到的健康
和教育资源不如男人,不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光是迁徙的自由也都逊于男人。性别就像是一场竞赛,但第一第二早已命中注定,有些人甚至
只能争个老三。

确实,有极少数的女人坐到了高位,像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以及中国的慈禧太后,但她们只是
例外,而更证明了这个规则。慈禧在19世纪末统治中国,但当时所有的朝廷大臣都是男人,军队统帅都是男人,判官律吏都是男人,科举考生

都是男人,进士翰林都是男人,就连吟诗作对、为文著述、抚琴吹箫、问诊医病、清谈哲思、科学研究也几乎都是男人一手包办。

几乎在所有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中,父权制都是常态,历经各种政治动荡、社会革命、经济转型,历久不衰。以埃及为例,在过去几个世纪

统治权不断换手,历经亚述、波斯、马其顿、古罗马、阿拉伯、马穆鲁克(Mameluk)、土耳其和英国统治,但从头到尾都是父权制。虽然埃
及曾用过法老的法律、希腊的法律、古罗马的法律、穆斯林的法律、土耳其的法律和英国的法律,但一直都让所谓“真正的男人”唯我独尊。

正因为父权制是种太普遍的现象,不可能只是某种偶然因素进入了恶性循环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美

洲和亚洲、非洲的人类数千年内并无往来,但绝大多数社会依然采用的是父权制。如果说在亚洲和非洲的父权制只是出于偶然,难道真的只是

凑巧,让阿兹特克和印加也同样采用父权制?一种更有可能的推测是,尽管“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在各种文化之间有所不同,但有些共通的生物

因素,让几乎所有文化都重视阳刚胜过阴柔。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为何,虽然有各种理论,但没有任何一个真能完全站得住脚。

肌肉理论

最常见的一种理论,是认为男人比女人强壮,于是靠着他们肌肉的力量迫使女人就范。这种理论讲得精致一点,是认为男人力气大,就能
独占那些需要较多体力劳动的工作(像是犁地和收割),于是让他们掌握了粮食的生产,进而转化为政治上的影响力。

然而,肌肉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男人比女人强壮”只是一般情形,而非人人皆然。而且,强壮分了许多种,像是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

更能抵抗饥饿、疾病和疲劳,而且也有许多女人能跑得比男人更快,挑得比男人更多。第二,也是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历史上也有
许多不需要什么体力的工作(像是宗教、法律、政治),但女人不但没分到这些工作,反而是在田里、在工厂里、在家庭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
动。如果社会权力分配看的只是付出体力的多寡,女人该得到的权力绝对远超于现在。

更重要的是,就人类整体来说,体力和社会权力本来就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常看到六十几岁的人控制着二十几岁的人,但后者显然体力要

好得多。19世纪中叶亚拉巴马州的蓄奴农庄主人,如果和他种棉花的奴隶大打出手,很可能几秒之内就会被撂倒在地上。另外,要遴选埃及的

法老王或天主教的教皇,也不是让大家来打一场。在采集社会里,握有政治主导权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交技巧最为杰出,而不是身上肌肉最为发
达。而在黑道组织里,老大常常也不是最强壮的男人,反而是个老头;他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肮脏活只要交给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年轻小伙子
就行了。如果有哪个小鬼,以为只要把老大干掉自己就能称王,很可能还没动手就已经被杀。就算是黑猩猩,要坐上首领地位靠的也是稳固的
集团,而不是盲目的暴力。

事实上,人类历史显示,肌肉的力量和社会的权力还往往是呈反比。在大多数社会中,体力好的反而干的是下层的活。这可能反映着智人
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如果真的一切只看体力,智人在食物链里就只能处在中间的位置。然而,智人靠着聪明才智和社交技巧,让自己跃升到了
食物链的顶端。于是,在智人内部的权力链里,聪明才智及社交技巧也会比体力更重要。正因如此,如果想解释父权制这个历史上影响最广、
最稳固不变的阶级制度,要说一切只是因为男人力气大于女人,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流氓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男性占有主导地位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好侵略的个性。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让男性的暴力倾向远比女性明显。虽然女
性心中也会浮起仇恨、贪婪和欺凌的想法,但流氓理论认为男人更愿意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各场战争一直就是男人主
导。

而正因他们在战争时期掌握了军队,到了太平时期也就成了民间社会的主人。控制了民间社会,就有资源发动更多的战争;发动了越多战
争,男人就越能控制社会。正是这样的循环,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无处不在,而父权制也无处不在。

近年来对于男女荷尔蒙与认知系统的研究也发现,男人的攻击和暴力倾向确实比较明显,平均来说更能胜任一般士兵的角色。然而,就算
一般士兵都是男人,是不是就能合理推论也该由男人来运筹帷幄,而且最后享有战争带来的甜美果实?这仍然说不通。这就像说因为所有在棉
田里工作的都是黑人,所以棉花农庄的主人也该是黑人一样。既然工人全为黑人的农庄可能有个白人主人,为什么士兵全是男人的军队就不能
由女人率领,或者至少在领导阶层里有部分是女人呢?事实上,在整个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中,许多军方高阶人员都不是从大兵做起,而是直接
空降。常常军队的领导人从没当过一天兵,只因为他们是贵族、富人或受过教育,高级将领的荣耀也就落在他们头上。

例如拿破仑的克星威灵顿公爵,他18岁进入英国军队,立刻接受委任成为军官。他根本不把麾下的平民看在眼里。与拿破仑对战期间,他
曾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个贵族,里面提到“我们指挥的那些大兵就是社会没用的渣滓流氓”。这些大兵通常是最贫困的穷人或少数民族(如爱尔兰

天主教徒),他们想在军中晋升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些高阶军职,全部都是公爵、亲王和国王的专利。然而,又为什么只能是公爵,
而不能是女爵呢?

法兰西帝国是靠着塞内加尔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血汗,才建立并捍卫着在非洲的疆域。在这些军队中,出身法国名门的比
率可以说是低之又低。但领导军队、统治帝国、享用成果的,这一小撮中法国名门的比率却是高了又高。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又都是法
国男人,而不是法国女人?

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有以文人领军的传统,常常将领的出身都是舞文弄墨的,而不是舞刀弄剑的。中文也常有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
钉”,讲的也是聪明人该去读书而不是从军。但这样说来,为什么所有官职都被男人占走了?

我们并不能说,就因为女人体力较弱、睾固酮浓度较低,就不能做好官职、当好将军、搞好政府。虽然运筹帷幄确实需要一定体力耐力,
但不需要力大如牛或是凶残无匹。战争可不是什么单纯的酒吧打架,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合作和安抚手段。真正胜利的关键,常常是能够同
时安内攘外,并看穿他人思维(尤其是敌国的思维)。如果挑个只有蛮力、只想猛攻的人来打仗,常常就是一败涂地。更好的选择,是个能够
合作、能够安抚、能够有不同观点的人。真正能建立起帝国的人,做的也就是这种事。像是奥古斯都虽然在军事上的才干远不及恺撒或亚历山
大大帝,成就却非前人能及: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帝国。他不但得到当时民众的推崇,也得到现代史学家的赞赏,这些人都认为,他的成就正
是由于他具备了温柔宽厚的美德。

一般说来,女人被认为比男人更八面玲珑,更懂得如何安抚他人,而且更能够从不同角度观看事情。如果这些刻板印象至少有部分是事
实,那么女人就该是绝佳的政治家和帝国领袖,至于战场上的肮脏活,就交给那些睾固酮爆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肌肉男即可。只不过,虽
然这是种很流行的讲法,但现实世界中却很少成真。至于原因,目前仍然不明。

父权基因理论

第三种想要从生物学解释父权制度的理论,并未将重点放在暴力或是蛮力上,而是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不
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对男人来说,得要彼此竞争才能得到让女人受孕的机会,所以个体想有繁殖的机会就看他能不能打败对手,比别的男人
强。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传到后世的男性基因也就是那些最具野心、最积极、最好胜的男人。

但另一方面,对女人来说,要找到个愿意让她受孕的男人完全不是问题。但如果说到要让孩子长大成人甚至为她生下孙子孙女,除了得怀
胎十月,甚至还得再辛苦许多年,才能把孩子带大。而在这段时间,她要自己取得食物的机会就变少,另外还需要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她需
要有个男人来帮忙。为了确保自己和孩子能够生存下去,女人只好同意男人提出的各种条件,好换取他一直待在身边、分担这个重担。随着时
间慢慢过去,传到后世的女性基因也就是那些最顺从、愿意接受他人照顾的女人。至于花了太多时间争权夺利的女人,也就没有机会让那些好
胜的基因万世流芳。

根据这个理论,由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男人的基因倾向是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擅长从政经商;女人的基因则倾向趋吉避凶,一生养育
子女就心满意足。

只不过,这种理论似乎在实际的证据上也说不通。最有问题的一点在于,这里认为女人需要外部协助的时候需要依赖男人,而不是其他女
人,而争强好胜的男人就能在社会上占据领导地位。但有许多种动物(例如大象和倭黑猩猩)虽然也有需要依赖他人的雌性以及争强好胜的雄
性,但发展出来的却是母系社会。正由于雌性需要外部帮助,所以它们更需要发展社交技巧,学习如何合作,给予彼此抚慰。于是,它们建构
起了全为雌性的社会网络,帮助彼此养育后代。而这个时候,雄性动物还是继续把时间花在彼此战斗争胜,所以社交技巧和社会关系依旧低
落。于是,在倭黑猩猩和大象的社会中,便是由互相合作的雌性组成强大的网络,主导全局,至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又不合作的雄性,只能滚到
一边去。虽然雌性的倭黑猩猩一般来说力气不如雄性,但如果雄性的倭黑猩猩做得过火了,就会被成群的雌倭黑猩猩合起来教训一番。

如果倭黑猩猩和大象都做得到这一点,为什么智人做不到?相较之下,智人这种动物的力气又更弱,优势就在于能够大规模合作的能力。
如果真是如此,就算女性确实需要依赖他人,而且就算女性确实需要依赖男人,她们也应该能运用较高明的社交技巧来互相合作,进而用策略
来操纵打败更具侵略性、更自行其是、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们。

究竟是为什么,在一个以“合作”为成功最大要素的物种里,居然是比较没有合作精神的一方(男人)控制着应该比较善于合作的另一方

(女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具说服力的答案。也许我们的预设是错的?搞不好,雄性智人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体力、侵略性或争强
好胜,反而是有更佳的社交技巧,更善于合作?这点在目前仍无定论。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人类的性别角色在20世纪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社会让男女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平等的地
位、权利和机会。虽然性别差距依然显著,但情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1913年,美国有一批妇女站出来为女性要求投票权,当时大众还嗤
之以鼻、视为荒唐,但谁想得到,到了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竟有五位大法官(三女两男)投票赞成让同性婚姻合法化,否决了另外四位男性

大法官反对的决定?

正是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让性别的历史叫人看也看不清。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父权制度其实并没有生物学上的基础,而只是基于毫无
根据的虚构概念。但这么一来,又该怎么解释它为何如此普遍,而且稳固得难以撼动?

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

图17 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Ka'aba)。

第九章
历史的方向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
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

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在20世纪前半叶,学者认为每种文化都自成一格、和谐共存,而且都有独特的不变本质。每一群人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法律及

政治系统,而且各自运作顺畅,就像是行星绕着太阳一样。据这种观点,文化只要独立不受影响,就不会有所改变,而会依照原本的步调,朝

向原本的方向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了外界力量干预,才会造成改变。所以,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到“萨摩亚文化”(Samoan
Culture)或“塔斯马尼亚文化”(Tasmanian Culture)的时候,语气都仿佛这些形塑萨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从头到尾不曾改

变。

但现在,多数的文化学者都认定事情正好相反。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
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
无法避免改变。如果是物理学的法则,绝不会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但既然这些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的秩序,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
文化一直想弭平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改变。

举例来说,中世纪欧洲的贵族既信奉天主教,又要遵守骑士精神。典型的贵族清晨就上教堂,听着神父滔滔不绝讲着圣人一生的故事。神

父会说:“虚荣,虚荣,一切都是虚荣。财富、色欲和荣誉都是极危险的引诱,你绝不可同流合污,而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要像他一样谦和,要
避免暴力和奢侈,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于是,这位贵族回家的时候满怀内敛与谦和;但接着他就换上了最好的丝质

衣服,前往领主的城堡参加宴会。城堡里觥筹交错,饮酒如流水,吟游诗人歌咏着中世纪的爱情故事,宾客聊着下流的笑话和血淋淋的战场情

节。公爵大声宣告着:“一旦受辱,宁死不屈!如果有人竟敢质疑你的荣誉,就只有血能洗净这种侮辱。人生至乐,岂不就是要让敌人闻风窜
逃,让他们美丽的女儿在你脚下颤抖?”

这种价值观的矛盾从来没办法完全解决,但是欧洲的贵族、教士、平民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也就随之改变。其中一次试
着处理,结果就是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对于这些骑士来说,东征既能展现武力上的长材,也能展现宗教上的虔敬,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同样的

矛盾也带来了种种骑士修会的成立,像是圣殿骑士团(Templar)和僧侣骑士团(Hospitaller),想让基督教和骑士理想更是合为一体。中世纪

艺术和文学也常谈到这种矛盾,像是亚瑟王与圣杯的传奇便是一例。亚瑟王的宫廷难道不是总想告诉我们,优秀的骑士也该是个好的基督徒,
而好的基督徒也能成为最优秀的骑士?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政治秩序。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
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

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只要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欧洲自由政体将个人自由奉为圭臬,即使这让付不出钱的贫困家庭只能犯罪被囚,孤儿被迫加入

扒手集团,也在所不惜。就算到了现代美国,政治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矛盾。民主党人希望社会更加平等,就算为了协助老弱病残必须增税也在
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违反了民众支配收入的自由?如果我想把钱拿来供小孩读大学,为什么政府可以逼我非买健康保险不可?另一方
面,共和党人希望让人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就算会加大贫富差距,许多美国人将无力负担健康保险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平等也就成为
空谈。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
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
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

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

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
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举例来说,如果想深入了解那些在清真寺里祈祷的虔诚穆斯林,该做的不是去研究那些所有穆斯林都同意的教条,反而该是看看在穆斯林
文化里有什么难解的矛盾,有哪些规定根本是自打嘴巴。就是在那些穆斯林自己都会感到左右为难的情境下,才能真正得到了解。

用一种间谍卫星的高度……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种流动究竟是完全随机,或者其实有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

答案是肯定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
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当然这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粗略说法,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每次几个文化融合成大型文化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

型文化的破碎解离。就像是蒙古帝国,虽然曾经雄霸亚洲甚至还征服了部分欧洲,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又像基督教,虽然信众数以亿计,但
也分裂成无数教派。拉丁文也是如此,虽然一度流通中西欧,最后还是转化成各种当地方言,演化出各国的语言。然而,合久必分只是一时,
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如果是普通的鸟瞰高度,看着几十年或几世纪的发展走向,可能还很难判断历史趋势究竟是
分是合。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这种高度
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至于前面基督教分裂或蒙古帝国崩溃的例子,就像是历史大道上的小小颠簸罢了。

***

想清楚看到历史的大方向,最佳的办法就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单
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

让我们以澳大利亚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为例,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岛屿,原本和澳大利亚大陆相连,但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冰河期结
束、海平面上升,于是它也成了岛屿。当时,数千名狩猎采集者就这样留在岛上,与其他人类断了连接。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抵达之前,有
12000年没有人知道塔斯马尼亚人存在,塔斯马尼亚人也不知道外面有其他人类。岛上的人自己有自己的战争,有自己的政治冲突,也有自己

的文化发展。然而,如果你是当时中国的皇帝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对你来说,塔斯马尼亚的概念其实就像是木星:总之就是另外一个世
界。

美洲和亚洲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两个世界对彼此毫无知悉。像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处于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同时

在中美洲,也有各个不同的玛雅文明互相竞逐。然而这两边的争斗却是完完全全毫不相干。对这些人来说,亚洲和美洲的分别,就像火星和金
星一样。

地球上到底曾经有多少不同的人类世界共存?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
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当时即将进入欧洲探险时代,地球上仍然有许多像是塔斯马尼
亚这样独立的“小世界”,但将近九成的人类都已经紧密相连,活在由亚洲和非洲组成的“亚非世界”里。当时,绝大部分的欧亚非(包括撒哈拉沙

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已经有了紧密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连接。
至于全球剩下的其他大约一成人口,大致上还能够分成四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世界:

1. 中美洲世界:涵盖大部分中美和部分北美。
2. 安第斯世界:涵盖大部分南美西部。
3. 澳大利亚世界:涵盖澳大利亚大陆。
4. 大洋洲世界:涵盖大部分太平洋西南的岛屿,从夏威夷到新西兰。

地图3 公元1450年的地球。亚非世界里提到的地点,都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到访的地方。他出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Tangier),曾前往位于西非的廷巴克图
(Timbuktu)、位于东非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南俄罗斯、中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他所行经的各地,正是即将跨入现代、由亚洲和非洲所组成的世界。

接下来300年间,巨大的亚非世界吞噬了所有其他世界。首先在1521年,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进入了中美洲世界。同时,麦哲伦
的环球航行开始染指大洋洲世界,不久便彻底征服。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打倒印加帝国,于是安第斯世界也不复存在。1606年欧洲人首次登上
澳大利亚大陆,而等到1788年英国殖民开始,这个质朴的世界也宣告终结。15年后,英国人在塔斯马尼亚岛上设了第一个殖民地,于是最后一

个原本独立的人类世界也就此并入了亚非的影响圈。

确实,亚非世界这个巨人花了几百年才慢慢消化了它吞下的所有世界,但这个过程已经永远无法回头。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
缘政治体系(整个地球划分为不同的国家,但受到国际公认);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就算是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形塑);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人权和国际法放诸四海皆准);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不管在伊朗、以色列、澳大利亚还
是阿根廷,专家对于原子结构或肺结核疗法的意见都会相同)。

然而,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就像是单一的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
方式,既有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也有阿富汗的牧羊人。但不论如何,他们彼此都是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

争斗,但他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f),

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但像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他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
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我们也常说有某些文化比较“纯正”,但如果所谓“纯正”指的是从头到尾的发展都从未有外界干扰,只有当地最古老的传统,那么全球早已没

有纯正的文化。在过去几世纪中,全球化浪潮翻腾汹涌,几乎让所有文化改头换面,再也难窥原貌。

全球化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各种“异国”饮食(ethnic food,原意为“有民族特色的饮食”)。在意大利餐厅,似乎就该看到西红柿意大利面;

在波兰和爱尔兰餐厅里,就该有很多马铃薯;在阿根廷餐厅,就该有几十种牛排可以选;在印度餐厅里,就该什么都要加辣椒;在瑞士咖啡馆
里,就该有热巧克力,上面盖着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高的鲜奶油。只不过,上面所有食物没有一项的原产地在这些国家。西红柿、辣椒和可可的
原产地都在墨西哥,是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才传到亚非。至于古罗马帝国的恺撒和意大利的但丁,也从来没用叉子卷起西红柿意大利面

(当时甚至连叉子也还没发明!),瑞士的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从来没吃过巧克力,至于印度的佛陀也未曾在食物里加过辣椒。马铃薯一
直要到400年前才传到了波兰和爱尔兰。在1492年,阿根廷完全没有牛排,只有骆马排。

在好莱坞电影里,平原印第安人总是英勇地骑着马冲向欧洲人的篷车,大无畏地守护着祖先的传统。然而,骑着马的美国原住民可不是什

么纯正古老的传统形象,是在17、18世纪,欧洲马传到了北美之后,才让整个北美平原的军事和政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92年,美洲还没
有马。虽然苏族(Sioux)和阿帕契人(Apache)在19世纪有许多看来威风八面的特色,但这其实是个现代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说不上什
么“纯正”。

全球视野

从实际观点看,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这几个世纪。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强化,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形成紧密

连接,于是印度菜里出现了墨西哥的辣椒,阿根廷的草原上漫步着来自西班牙的牛。但从意识形态观点,公元前的1000年间慢慢发展出“世界一
家”的观念,这点的重要性也绝对不在其下。在这先前的数千年间,历史确实是朝向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迈进,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难以想

象世界一家、全球为一的概念。

智人从演化学到了区分“我们”和“他们”。自己身边的这群人就是“我们”,而所有其他人就是“他们”。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性动物会在

意所属物种的整体权益。没有哪只黑猩猩在意整体黑猩猩物种的权益,没有哪只蜗牛会为了全球蜗牛社群举起一只触角,没有哪只狮群首领会

说要成为全球的狮子王,也没有哪个蜂窝会贴标语写着:“全球的工蜂联合起来!”

但在认知革命开始后,智人在这方面就和其他动物大不相同。和完全陌生的人合作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可能觉得这些人就像是“兄弟”或
是“朋友”。只不过,这种兄弟情也有限度。可能只要过了隔壁山谷或是出了这座山,外面的人就还是“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美尼斯
(Menes)统一埃及,成了第一位法老王。对埃及人而言,“埃及”有明确的边界,外面都是些奇怪、危险、不值得注意的“野蛮人”,大不了就是

拥有一些土地或自然资源(前提还是埃及人想要)。然而,所有这些想象出的边界,其实都是把全人类的一大部分给排除在外。

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
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

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他们

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要全体适用、无处不在。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属民。对各教先知来说,全
球就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试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无论谁都能适用。

在过去的3000年间,人类有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想要实现这种世界一家的概念。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就要一一讨论货币、帝国和

全球宗教是如何传播,又如何建立起全球一家的基础。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位征服者极端宽宏大量,手段又灵活无
比,让人人都成了虔诚狂热的信徒。这位征服者就是金钱。在这世界上,大家讲到不同的神就易有争执,说到不同的王也可能大打出手,但用

起一样的钱却是和乐融融。例如本·拉登,他恨美国文化、恨美国宗教、恨美国政治,但用起美元倒是十分顺手。究竟金钱有什么魔力,竟然能

完成连神和君王都做不到的事?

第十章
金钱的味道

1519年,墨西哥原本还是个遗世独立的人类社会,但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荷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一行人大举入侵。这里的人自

称阿兹特克人,很快就发现这些外来的西班牙人看到某种黄色金属就眼睛为之一亮,思思念念,三句不离。阿兹特克人也不是不懂黄金。黄金
色泽美丽,又容易加工,所以他们常用来制作首饰和雕像。阿兹特克人偶尔也用金粉来交易,但一般想买东西的时候,通常还是用可可豆或布
料来付账。所以,看到西班牙人对黄金如此痴迷,他们实在是一头雾水。毕竟,黄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织,想当作工具或武器,质地又太

软,究竟为什么西班牙人为之如此疯狂?面对当地人的疑惑,科尔特斯表示:“我们这群人有种心病,只有金子能医。”51

对于这些西班牙人出身的亚非世界来说,对黄金的痴迷还确实是种流行病。就算是最针锋相对的死敌,都同样贪恋着这种黄色金属。在入

侵墨西哥的3个世纪前,科尔特斯一行人的祖先曾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穆斯林王国发动一场血腥的宗教战争。基督和安拉的子民互相残杀,

死亡数以千计,田野和果园满目疮痍,繁华的城市成了余烬中的废墟。而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基督或是安拉。

随着基督徒逐渐占了上风,他们宣告胜利的方式不只是摧毁清真寺而盖起教堂,还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上面印有十字架符号,也标注着

感谢主帮助他们打倒异教徒。然而,除了新货币之外,这些胜利的基督徒还铸造了另一种方形硬币,称为“米拉雷斯”(millares),上面的信息
稍有不同,用阿拉伯文写着:“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这可是基督徒征服者所铸!)甚至在南法,天主教位于莫吉
奥(Melgueil)和阿格德(Agde)的主教也发行了当地流行的穆斯林硬币,虽然这些教徒敬畏上帝,但用起这些钱来可没有半点儿的心理障

碍。52

而对另一边的人而言,自然也是同样宽容大方。在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也用基督教的硬币,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行的弗罗林(florin),威
尼斯发行的达克特(ducat),以及那不勒斯发行的吉里亚托(gigliato)。就算是那些高喊要发动圣战、打倒异教基督徒的穆斯林统治者,收税

的时候也还是十分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硬币。53

这要怎么算?

狩猎采集者完全没有金钱货币的概念。每个部落自给自足,不管是从肉类到药品、从鞋子到巫术,有需要就自己去猎,自己去采,自己去
做。虽然不同的部落成员可能有不同的专长,但他们用人情和义务组成经济体系,分享着种种产品和服务。像是拿一块肉虽然不用付钱,但以
后还是得有像是免费治病之类的对等回馈。每个部落都是独立的经济体;只有少数当地无法取得的稀有物品(例如贝壳、颜料、黑曜石),才

得从陌生人那里取得。而且通常可以用简单的以物易物处理:“我们把这些漂亮的贝壳给你们,你们就把上好的燧石给我们。”

农业革命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仍然是小而紧密的社群,一如狩猎采集的部落,每个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体,靠的就是互相帮忙、互通人情,再加上一点点与外界的以物易物交易。可能有某位村民特别擅长做鞋,某位又特别懂得治病,所以村民都
知道没鞋穿或不舒服的时候该找谁。只不过,各个村庄的经济规模都太小,所以还养不起专职的鞋匠或医生。

等到城市和王国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终于开始了专业化的新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除了鞋匠、医生,还
能有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等。有些村庄开始因为美酒、质量佳的橄榄油或是精致的陶器而闻名,他们也开始发现只要专精此道,再与其
他村庄交换货品,就足以让他们生活无虞。这太有道理了。本来各地的气候和土壤就不同,如果自家后院酿出的酒就是粗劣平庸,而从其他地
方买来的酒更香醇柔顺,何乐而不为?而自家后院的黏土如果能做出更坚硬、更美丽的陶盆,就能拿它来交易。而且,还能养出专职的酿酒师
和陶艺家,医生和律师更不在话下,他们能够不断磨炼专业知识,最后就能造福全人类。但随着专业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各种不同专家制
作的货品,究竟该怎么交易?

如果今天是一大批的陌生人聚在一起要合作,光靠人情义务的经济制度就再也行不通。给兄弟姐妹或是邻居帮帮忙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
个外国人,就算这次帮了他,但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也就得不了回报。面对这种情形,一种做法是回到以物易物。只不过,这只有在货品数量
有限的时候比较有效,而无法成为复杂经济制度的基础。54

为了要说明以物易物的局限性,我们假设你住在某个山上,这是附近最适合种苹果的地方,种出的苹果又脆又甜、无人能比。你整天都在
果园里辛苦工作,鞋子都穿破了。于是,你把驴套上驴车,前往河边的市集。邻居说市集南边有个鞋匠,上次跟他换的鞋真是坚固耐穿,足足
穿了一年多才坏。于是你找到了这位鞋匠的店面,告诉他,想用苹果跟他换双鞋。

但鞋匠这时面露难色。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收多少苹果。每天他都会有几十个客人找上门,有人带的是几麻袋的苹果,有人带的是小麦、
山羊或布匹,而且质量高下不一,并不稳定。甚至有些人说自己能换的是帮他向国王说情或是帮他治治背痛。上次鞋匠用鞋换苹果已经是三个
月前的事了,当时是三袋苹果换一双鞋。还是四袋?他都快忘了。不过仔细一想,上次那些苹果是种在专产酸苹果的山谷,而这次的可是种在
绝佳的山上啊。还有,上次那些苹果换的是一双小的女鞋,但这家伙要的可是双大男人穿的靴子呢。此外,最近几个星期附近的羊都病倒了,
能用的羊皮越来越少。皮匠说,现在想要一样数量的皮革,得拿两倍的鞋子来换。这是不是也该列入考虑?

在以物易物的经济里,不管是鞋匠还是种苹果的,每天都得搞清楚几十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市场上有100种不同的商品,把汇率列出
来就足足有洋洋洒洒的4950条。如果市场上有1000种不同的商品,汇率更足足有499500条!55这怎么可能记得起来?

而且这还不算最糟的。就算真让人算出了几袋苹果值一双鞋,以物易物还不一定成功。毕竟,想要交易也得双方合意。如果现在鞋匠不想
吃苹果,而正忙着找人帮忙打离婚官司,该怎么办?确实,种苹果的可以找个喜欢吃苹果的律师,达成一桩三方交易。但如果律师也吃够苹果
了,现在是该剪个头发,又要怎么办?

某些社会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起集中的以物易物系统,分别从各个专业的农夫和制造商那里取得产品,再统一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这种社会规模最大、名声最著的就是苏联;不过最后可以说是凄惨收场。原本声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各尽所能的最小
值,各抢所需的最大值”。其他地方也曾经有些比较中庸,结果也比较成功的试行制度,像是印加帝国便是一例。然而,大多数社会都是用一种
更简单的方法,在各个专家之间建立连接:他们发明了“钱”的概念。

贝壳和香烟

曾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点,人类都曾发明过钱的概念。这需要的不是什么科技上的突破,而是想法上的革新。可以说是人们又创造了
另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只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这里说的钱指的是概念,而不只是硬币或钞票。不论任何物品,只要是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地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以作为物品或
服务交换之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钱让我们能够快速、方便地比较不同事物的价值(例如苹果、鞋子甚至离婚这件事),让我们能
够轻松交换这些事物,也让我们容易累积财富。钱的类型很多。我们最熟悉的是硬币,这就是种标准化、上面印了文字或图像的金属。但早在
硬币发明之前,钱的概念就已存在,许多文化都曾以其他物品作为钱来使用,包括贝壳、牛角、兽皮、盐、谷物、珠子、布料以及欠条。大约

4000年前,整个非洲、南亚、东亚和大洋洲都是用贝壳来交易。就算到了20世纪初,英属乌干达还是能用贝壳来缴税!

至于在现代监狱和战俘营里,常常是用香烟来当作钱。在里面,就算你不抽烟,也会愿意接受别人用香烟来付账或是计算各种商品和服务

的价值。一位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幸存者就描述过集中营里如何用香烟当作货币:“营里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没有人觉得不合
理:香烟。所有东西都用香烟来计价……‘正常’的时候(也就是大家进毒气室的频率稳定的时候),一条面包是12支香烟,一包300克的人造黄
油是30支,一只表值80到200支,一升的酒可得花上400支!”56

事实上,就算是现在,大部分的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方式存在。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加起来还不到6
兆美元。57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有超过九成(超过50兆美元!)都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正因如此,大多数的商业交易其实只是把

某台计算机里的电子数据搬到另一台去,而完全没有任何实体金钱的交换。大概只有逃犯要买房子的时候,才会提着一大皮箱的钱出现。而只
要大家都愿意接受电子数据交易,就会比闪亮的硬币或簇新的钞票更方便,不仅更轻、更易携带,还更容易记录留存。

出现了复杂的商业系统之后,金钱的概念更是不可或缺。有了金钱的概念,鞋匠只要记得哪种鞋开价多少,不用一一记住鞋子换成苹果或

山羊之间的汇率。而且,因为金钱人人都想要,所以苹果达人也不用再去一一询问最近哪个鞋匠才想吃苹果。或许,“人人都想要”正是金钱最

基本的特性。人人都想要钱,是因为其他人也都想要钱,所以有钱就几乎可以换到所有东西。鞋匠之所以永远都乐意收钱,是因为不管他当时
想要什么(苹果、山羊或是离婚),只要有钱几乎都换得到。

于是,金钱就成了共通的交易媒介,几乎任何东西之间都能完成交换。于是,志愿军人退伍的时候,拿着退职金去上大学,可以说就是用
体力来换脑力。而男爵出售土地城堡来养活家臣手下,就是用物业来换忠诚。医师拿病人看病的钱来聘任律师(或是贿赂法官),就是用健康

来换正义。甚至像是15世纪的妓女,她们先和男人上床取得报酬,再用钱来买天主教教会的赎罪券,就是用性来换取救赎。

理想的金钱类型不只能用来交换物品,还能用来累积财富。各种贵重的事物当中,有的根本无法储存(像是时间或美貌),有的只能储存
一段很短的时间(像是草莓),也有的虽然能久放,但却得占用大量空间,或是需要昂贵的设备和照顾。举例来说,谷类虽然可以保存多年,
但需要有大型的谷仓,还得小心防鼠、防霉、防水、防火、防贼。而有了钱之后,不管用的是钞票、计算机数据还是贝壳,都能解决这些问
题。像是贝壳,既不会腐烂,老鼠啃不太动,不怕火烧,而且也小到可以轻松锁在保险箱里。

然而,有了财富之后不只要储存累积,更要能用得愉快,所以往往需要从一地带到另一地。某些形式的财富(如房地产)完全无法带到另
一个地方,而像是小麦和稻米之类的产品,运送也很困难。想象一下,如果有个富有的农民,住在一个没有金钱概念的国家,正打算搬到另一
个远方省份。他的财富主要就是房子和农地,不过这要怎么带得走?就算把地全换成了好几吨的稻米,想要带走不但十分笨重,很可能还得为
此付出很大代价。有了金钱概念,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农民可以把一大片土地换成一袋贝壳,这下不管到哪里都能方便携带。

正因为有了金钱概念,财富的转换、储存和运送都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后来才能发展出复杂的商业网络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要是没有
钱,市场和商业网络的规模、活力和复杂程度都必然相当有限。

金钱的运作原理?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
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所以,金钱的运作就是要把前者转变为后者。不过,究竟为什么这能成功?原本有的是
一大片肥沃的稻田,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换成一小把根本没用的贝壳?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辛苦地煎汉堡排、拉保险或是帮忙照顾三个精力过剩的
小孩,只为了换来几张彩色的纸?

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如果有个富裕的农民卖掉房舍田产

换来一袋贝壳,还带着这袋贝壳前往远地的省份,那是因为他相信抵达之后,其他人会愿意用稻米、房屋和田地和他交换这些贝壳。所以,可

以说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为什么我会相信贝壳、金币或美元钞票?原因就在于:我的邻居都
信。正因为我的邻居都信,所以我也信。而我们都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国王也信,要求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缴税;还有我们的牧师也信,要求我
们用这些东西来缴什一税。拿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来仔细瞧瞧,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一张色彩丰富的纸,一面有美国财政部长的签名,另一面则写

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神)。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以美元付款,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也相信美国财政部长。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

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以及为什么光是股票
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最早发明钱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这种信任,所以要当作钱的事物本身就得有实际的价值。史上最早的金钱制度是苏美尔人的“麦元”制度,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麦元制度的出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与文字出现的时间地点正好相同。前面提过,文字的出现是为了因应行政活

动的日益频繁,而麦元的出现则是为了因应经济活动的日渐活络。

所谓的麦元其实就是大麦,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作为通用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当时最普遍的单位是“席
拉”(sila),约等于一升。当时大量生产了一席拉标准容量的碗,每当人民要买卖东西的时候,就能很方便地量出所需要的大麦数量。另外,
薪水也是以席拉为单位用大麦来支付。每名男工一个月可以赚60席拉,而女工则赚30席拉。至于领班则可领到1200~5000席拉。当然,就算是
最能吃的领班,一个月也吃不了5000升的大麦,但多余的大麦就能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像是油、山羊、奴隶,还有除了大麦以外的食物。58

虽然大麦本身也具有价值,但还是很难说服今天的民众将大麦视为货币,而不只是另一种商品。要解释这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扛着一
麻袋的大麦到附近的卖场,说你想买件衬衫或者比萨,会发生什么事。店家很可能马上就大叫保安救人了。尽管如此,以大麦来当作第一种货
币建立信任关系,还算是个简单合理的选择,毕竟再怎样大麦也还是有它生物学上的价值:人类可以吃。但另一方面,讲到储存和运送,大麦
就还是有其局限性。金钱货币史上真正的突破,就是人类终于开始相信某些货币形式,虽然它们本身没什么固有价值,但却能方便储存与运

送。这样的金钱制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银舍客勒制度。

舍客勒并不是某种货币,而是指“8.33克的银子”。《汉谟拉比法典》曾提过,如果某个上等人杀了一个女奴,就要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
这里指的就是大约166克的银,而不是20个某种银币。《圣经·旧约》的金钱交易多半用的也是银子,而不是硬币。例如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给
以实玛利人的时候,价钱就是20舍客勒或说166克的银子。(与女奴的命一样便宜。毕竟当时约瑟也只是个孩子。)

但与先前的麦元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银舍客勒本身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银子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质地也太软,无法做成什么有
用的工具(如果做成犁或是剑,简直就像用铝箔做的一样脆弱)。真正要用的时候,白银和黄金只会做成首饰、皇冠以及各种象征地位的物
品;换言之,都是在特定文化里社会地位高的人所拥有的奢侈品。它们的价值完全只是因为文化赋予而来。

***

像这样为贵金属定出重量单位,最后终于发展出了硬币。大约在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Lydia)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
(Alyattes)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这些硬币使用金或银的材质,有标准重量,并且刻有识别印记。印记有两种意义:第一,印记指出硬币里

含有多少贵金属。第二,印记能证明发行者的身份,进而确保硬币成分。几乎所有现在的硬币,都可以说是吕底亚硬币的后代子孙。

过去的金锭银锭没有任何印记,有印记的硬币相较之下有两大优点。第一,锭状金属每次交易都得重新称重。第二,光是称重还不够。鞋
匠要怎么才知道客人拿来买鞋的银锭货真价实,而不是一块铅上涂了一层薄薄的银?硬币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旦印上印记,就确认了硬币的
价值,所以鞋匠的收银台上就不用再另外放台秤了。更重要的是,硬币上的印记代表着某些政治权力,能够确保硬币的价值。

虽然这些硬币上的印记大小和形状曾多次调整,但重点信息从来未曾改变:“我,伟大的国王某某某保证,这个扁扁圆圆的金属含有五克黄
金,不多也不少。若有人胆敢伪造此币,即为伪造本王签章,有辱本王名声,此等罪孽,必处极刑。”正因如此,铸造伪币的罪行一直比其他诈
欺行为判得更重。因为造伪币不只是单纯的诈欺,更是对主权的挑战,直接冒犯了国王的权力、特权和他本人。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lèse
majesté”(冒犯君主),通常会经过一阵凌虐惩罚,最后处死。只要人民相信国王的权威和人格,就会相信他所发行的硬币。像是古罗马的迪
纳厄斯(denarius)银币,印有古罗马皇帝的名字和图像,而正因为民众相信皇帝的权威和人格,就算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也不会怀疑这枚

银币的价值。

与此相对的是,皇帝的权力也得靠迪纳厄斯银币来建立与维持。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古罗马帝国没有硬币,每次收税或支薪都得处理一堆
的大麦小麦,会是多困难的事情。如果得在叙利亚收集一堆大麦作为税收,运到古罗马的国库里,再运到英格兰去支付给各个军团,根本是件
不可能的任务。除此之外,如果只有古罗马居民接受这些硬币,但高卢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还是用贝壳、象牙珠或布匹来计价,整
个系统制度也绝对无法成功。

黄金福音

古罗马的硬币广受信任,甚至在帝国以外,大家收集迪纳厄斯银币也是毫不手软。在公元1世纪,甚至连印度市场也愿意接受古罗马硬币,

但最近的古罗马军团可还有数千公里之遥。印度人十分信任迪纳厄斯银币和上面的皇帝图像,所以等到当地领主铸造硬币的时候,他们不仅模

仿迪纳厄斯银币的外形,甚至连古罗马帝国皇帝的肖像也依样画葫芦!“迪纳厄斯”当时也成了硬币的通称。穆斯林的哈里发把这个名称再阿拉
伯语化,发行了“第纳尔”(dinar)货币。直到现在,像是约旦、伊拉克、塞尔维亚、马其顿、突尼斯等国,还是以第纳尔作为货币的正式名

称。

吕底亚王国式的硬币从地中海传到印度洋,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出了另一种略有不同的金钱制度,用的是铜币和没有印记的金银元宝。

然而,两种金钱制度还是有相当的共通性(特别是都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中国与吕底亚王国也建立起密切的金融和商业关系。于是,穆斯

林和欧洲商人及征服者就这样逐渐将吕底亚金钱系统和这则“黄金福音”传到了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到了现代晚期,全世界已经成了单一的金钱

货币区,起初用黄金和白银,后来再转变成少数几种有公信力的货币,如英镑和美元。

出现了跨国家、跨文化的货币区之后,终于奠定整个亚非世界统一的基础,最后让全球都成了单一经济和政治领域。虽然各地的人们还是
继续讲着不同的语言,服从不同的统治者,敬拜不同的神灵,但都信服着同样的黄金白银、金币银币。要不是大家有这项共同的信念,全球贸

易网络几乎绝无可能成真。西班牙征服者于16世纪在美洲发现黄金和白银,让欧洲商人能够到东亚购买丝绸、瓷器和香料,同时促进了欧洲和

东亚的经济发展。这些黄金和白银产自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离开欧洲人之手就进了中国丝绸商和瓷器商的口袋。如果中国人没有患上像科尔

特斯一行人同样的“心病”,拒绝欧洲人用黄金和白银付账,情况会是如何?

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和西班牙人分属不同文化,在大部分事情上意见相左,但究竟为什么大家都同样相信黄金有价?为什么不是西班
牙人相信黄金,穆斯林相信大麦,印度人相信贝壳,中国人相信丝绸?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现成的答案。在贸易连接两个区域的时候,只要是能
够运送的货品,就会受到供需力量的影响,让价格达到平衡。让我们用一个假设来解释。假设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首次开始贸易的时候,印度
人对黄金兴趣寥寥,所以黄金几乎一文不值。但在地中海,黄金却是个人人垂涎的地位象征,价值高昂。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往来于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人,开始注意到黄金的价差,于是在印度便宜购入黄金,再回到地中海高价出售。于是,印度市场上的黄金
需求暴增,价格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地中海黄金供给大量增加,价格因此下降。不用多久,黄金在印度和地中海的价格就相去无几。
正因为地中海人相信黄金有价,印度人也开始跟着相信。就算黄金对印度人来说仍然没有实际用途,光是因为地中海人重视黄金,就足以让印
度人跟着重视起来。

以此类推,就算有些人是我们憎恶、讨厌、嘲笑的对象,如果他们相信贝壳、美元或电子数据的价值,就足以让我们也跟着相信这些事物
有价值。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

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
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
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金钱的价格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

1. 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 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和产业。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原则还是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
钱,而大家相信的又是不具名的硬币和贝壳,就可能伤害当地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但这些都不会被放上市场,也不应用金钱衡量。就算

市场开出天价,有些事情就是不该做。像是父母绝不该贩子为奴,虔诚的基督徒绝不该犯下那些滔天大罪,忠诚的骑士绝不该背叛主人,而部
落先祖留下的土地也绝不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就像是水不断渗入大坝的裂缝。有些父母最后还是把几个孩子卖给贩子,这样才能养活其他孩子。有
些虔诚的基督徒杀人、偷窃、诈欺,再用这些赃钱向教堂购买救赎。想大展身手的骑士把自己的忠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领主,再用这笔钱来购
买自己跟班的忠诚。部落的土地被卖给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外国人,好买到进入全球经济的门票。

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
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等到钱
渗透冲垮了社会、宗教和国家所筑成的大坝,世界就成了巨大而无情的市场。

于是,人类的经济史就像跳着微妙的舞步。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亲密的关系。一方面,我
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现在常有人说市场力量终会获胜,而无论是国王、宗教或社会,它们建起的大坝终将不敌金钱的狂潮。但这是天真的说法。一直以来,总
有勇猛的战士、狂热的宗教分子、关心政治的人物多次打倒了工于心计的商人,甚至是让整个经济重新洗牌。所以,说到人类终将统一,绝不
只是纯粹经济的过程。想知道原本成千上万的独立文化是如何逐渐相连、形成今天的地球村,虽然黄金和白银影响深远,但也别低估了刀剑的
力量。

第十一章
帝国的愿景

古罗马也常打败仗。但就像大多数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统治者一样,虽然他们可能输掉几场小战役,但总能赢得最后的整场战争。如果一

个帝国连一场战役都输不起,又怎么称得上是帝国?然而,公元前2世纪中叶从伊比利亚半岛传来的战报,却让古罗马人觉得芒刺在背。在这里
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城努曼西亚(Numantia),住着当地的凯尔特人,而他们竟敢摆脱古罗马的控制。当时,古罗马已经是整个地中海区域
不容置疑的霸主,打倒了马其顿和塞琉古(Seleucid)帝国,征服了骄傲的希腊城邦,还一把火让迦太基城成了废墟。努曼西亚什么都没有,

只有对自由的热爱,以及一片荒凉的家园。然而,他们却让古罗马各个军团再三遭到挫败,古罗马军只能或者投降,或者带着耻辱撤退。

终于,到了公元前134年,古罗马再也忍无可忍。参议院决定派出最勇猛的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曾攻下迦太基城),大军前往努

曼西亚,军士超过三万。小西庇阿不敢小看努曼西亚人的奋战精神和作战技巧,也希望能减少手下士兵无谓的伤亡,因此他直接用强化的防御
工事包围了努曼西亚,阻挡他们与外界接触,而让饥饿成为最强大的武器。一年多后,努曼西亚人粮食耗尽。他们发现大势已去,便放火焚
城;根据古罗马记载,努曼西亚人多半宁可自杀殉难,也不愿意成为古罗马的奴隶。

后来,努曼西亚成了西班牙独立和勇气的象征。《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努曼西亚围
城”的悲剧,虽然是以努曼西亚的毁灭作结,但也预示着西班牙未来的伟大愿景。诗人用诗歌赞颂他们的情操,画家也在画布上重现他们的英
勇。1882年,努曼西亚遗址列为“国家纪念遗址”,成为西班牙爱国者的朝圣地。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西班牙最流行的漫画既不是超人,也不
是蜘蛛侠,而是一个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虚构英雄贾巴托(El Jabato),起身抵抗古罗马压迫的冒险漫画。直到今日,努曼西亚仍然是西班牙

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年轻人心中的丰碑。

然而,西班牙人歌颂努曼西亚用的西班牙文,却是源自小西庇阿使用的拉丁文,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努曼西亚语已经失传。塞万提斯也是用

拉丁文写下《努曼西亚围城》,而且这出剧用的还是希腊–罗马的艺术模式。努曼西亚本身并没有剧场。至于那些缅怀着努曼西亚英雄主义的西

班牙志士们,往往也是古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除了教廷就位于古罗马,那位神也是拉丁文的爱用者。同样,现代的西班牙法律源于古罗马
法;西班牙政治是以古罗马为基础;西班牙美食和建筑多半根源于古罗马,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凯尔特人。在现在的西班牙,努曼西亚除
了遗址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留下。就算是这则故事本身,还是靠着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才流传了下来。故事经过修饰润色,符合古

罗马观众最爱看的“热爱自由的野蛮人”情节。正因为古罗马在努曼西亚大获全胜,所以这些胜利者才会保留下了战败者的那些记忆。

这种情节不太符合我们的品位,我们爱看的是反败为胜,是小人物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没有正义。多数过去的文化,早晚都是遭到某

些无情帝国军队的蹂躏,最后在历史上彻底遭到遗忘。就算是帝国本身最后也将崩溃,只是常常留下丰富而流传千古的遗产。在21世纪,几乎

所有人的祖先都曾经属于某个帝国。

究竟帝国是什么?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
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就算很多;成为帝国的门槛,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

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在1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

分。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
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则并非重点。并不是一
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像是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帝国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
网般的关系。此外,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像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或至少是共和)政体

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古罗马、迦太基和雅典。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像是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
及今日的希腊。以及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但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

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100个曾经独立的城
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记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59

这些区域在现在也就不过是个普通大小的国家,当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民族?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但每个民族
的人口数都较少,领地范围也较小。像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岸,今天光是要满足仅仅两个民族的野心,就已经搞得烽火遍地,但在《圣经》初
始的年代,这里可是养活了数十个国家、部落、小型王国和城邦。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西亚人),整合制造
出他们更大的新群体。

邪恶的帝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者”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1. 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2. 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

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

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说到被征
服者奋起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记录都很差,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
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举例来说,西古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西亚人、阿尔维尼人(Arverni)、赫尔维蒂
人(Helvetians)、萨莫奈人(Samnites)、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s)、翁布利亚人(Umbrians)、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以及其

他数百个已经被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而是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曾经属于各自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
言,敬拜着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无论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个完全的古罗马人。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这一点
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前所未有的情形。上

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公元前8世纪、将近3000年前的事了!自从公元前8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
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而在英法终于掉棒之后,之前亚述人征服的亚兰人(Aramaeans)、亚扪人
(Ammonites)、腓尼基人(Phoenic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摩押人(Moabites)、以东人(Edomites)和其他民族早已消失不

见。

确实,现在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乔治亚人都提出了某些证据,证明自己是远古中东民族的后裔。然而,这些都只是例外,反而证明了
规则存在;而且甚至就连他们的说法也有些夸张。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是来自过去两千

年之间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Judea)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

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傻眼。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

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犹太律法(Torah)也还不存在。

***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

杀。古罗马人于公元83年入侵苏格兰,遭到当地卡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的激烈反抗,结果古罗马人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一片废墟。古罗马
人曾经试图和谈,但卡里多尼亚的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在回应中大骂古罗马人是“世界的流氓”,并说“烧杀掳掠成了帝国的代名词;他
们让一切成了沙漠,还说这就是和平”。60

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所有相关的事物都该抛弃,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将不复存在。帝国四处
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

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例如,要不是古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Seneca)和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地思考写作;要不

是莫卧儿王朝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玛哈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古罗马尼亚语的省份
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而且,就算是卡尔加库斯的这番话,也不是靠着卡里多尼亚的作家把它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还知

道这些话,靠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但事实上,这些话可能根本就是塔西佗自己讲的。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塔西佗不仅捏造了

这段话,甚至连卡尔加库斯这个首领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和其他古罗马上层阶级对自己国家的想法。

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high art),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

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像是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文化的语
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洛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四种语
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

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措施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1000万祖鲁人还缅怀着19世纪祖鲁最光荣的

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

这是为你们好

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数据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是这

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之外的大片领土。萨尔贡曾夸口
说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而事实上,他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伊朗和

土耳其的土地。

阿卡德帝国在萨尔贡逝世后不久便随之崩溃,但这个帝国的外壳却开始一手传着一手。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亚述、巴比伦和希泰
(Hittite)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

亚述的历任国王始终自称为亚述国王。就算声称统治了全世界,显然也是为了发扬伟大的亚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居鲁士就不同了,

他不仅声称自己统治整个世界,还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

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都觉得能成为波斯的属民和诸侯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下,而最著名的创举就
是允许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
国王,因此也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

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演化让智人也像其他有社交关系的哺乳动物一样,一直都是
排外的生物。智人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
事。“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儿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
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像是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
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
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61

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
文化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
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

这种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古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
联总理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

除了波斯帝国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了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

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
权就该能够行遍天下。如果君主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个城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

谐传到整个世界。天命只能传给一个人,所以也不能同时有许多个独立国家的存在。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62。于

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
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
早晚的问题。

当“他们”成了“我们”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厥功至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治区域来
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这样统治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
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铺路或是
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被征服者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更多。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都市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
数帝国精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水深火热的蛮
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同样,古罗马人也声称自己的统
治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也更为高雅。像是他们说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高卢人会画各种战妆,生活肮脏,

为人无知,一直要到古罗马人到来,才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公共浴室让他们身体洁净,也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

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
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
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
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

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精英。正由于帝国思想的理念常常正在于普遍和包容,所以帝国的统治精英也比较容易
接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着萧规曹随的陈习。虽然也有些皇帝曾试着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
数帝国都已经从被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像是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古罗马文化。阿
拔斯王朝帝国文化也融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文化。蒙古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帝国来说,有着肯尼亚血统的总统
奥巴马可以一边吃着意大利比萨,一边看着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
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
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也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以后,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

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蛮夷之地。

想象一下,在努曼西亚灭亡后一世纪,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
为要做生意,要与政治上的高层沟通,所以他也是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儿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
些凯尔特人的品位,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儿,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
像是个古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古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古罗马商业法律十分熟稔,他成了个贩牛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

座古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甚至还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弗吉尔(Virgil)的《农耕诗》(Georgics),古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个半野

蛮人。他满腹委屈,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个真正好的位子。

在19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

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
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

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在某些案例中,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终于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个
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帝国的一员。终于所有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就像是古罗马的臣民,在几世纪的帝
国统治之后,终于都得到了古罗马公民权。非古罗马人也能成为古罗马军团的高阶军官,或是进入元老院。在公元48年,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
斯(Claudius)任命几位高卢贤达人士进入元老院,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人“从习俗、文化和婚姻关系已经和我们合而为一”。还是有些食古

不化的元老,看到过去的敌人竟能进入古罗马政治核心,便大声抗议。但克劳狄乌斯又提醒他们某些无法忽视的真相。这些元老自己的家族,
多半都来自一些也曾经反抗古罗马的意大利部落,后来才取得古罗马公民权。皇帝还提醒他们,就连皇帝自己的家族,也是来自意大利中部的

萨宾人(Sabine)。63

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个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血管里很可能至少也流着几滴伊比利亚的血液。古罗马帝国在图拉真
(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敦尼(Antonini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几任皇帝在位时,一般认为进入了古罗马的
黄金时代。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民族的隔阂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是利比亚的迦太基人(Punic,意为“反叛”)
后裔。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218~222)是叙利亚人。菲利普(Philip,244~249)一般还被称为“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

帝国的新公民热切拥抱着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即使帝国已经崩溃了上百甚至上千年,他们还是讲着帝国的语言,信着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发
扬来的基督教上帝,也继续遵守着帝国的律法。

阿拉伯帝国也有类似的过程。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
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Berber),都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于是,许多帝国的属民慢慢地改信伊斯兰教,讲着阿拉伯语,

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旧世代的阿拉伯精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深怀敌意,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至于归化的人也还不能得

意,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越来越多人将埃及人、叙利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视为“阿
拉伯人”。至于阿拉伯人,不管是“纯正”来自阿拉伯还是由埃及和叙利亚新移入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常被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特别是

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所创造出的帝国文化深受非阿拉伯人的全心爱戴,即使是原本的帝国早
已崩溃,阿拉伯民族也早已失势,帝国文化仍然能不断维持发展、传播不休。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彻底。中国地区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两千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

到中国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以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汉朝为名)。中国这个帝国的最高成就在于它仍然生龙活虎。有些人可能会怀

疑它究竟算不算帝国,但只要看看偏远地区的西藏、新疆等地,就能知道此话不假。现在有超过九成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自认或是在他人眼中,
都算是汉族。

而过去几十年间去殖民化的趋势,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时间到了现代,欧洲人以“传播卓越西方文化”的幌子征服了全球,而且他们传播

得如此成功,让数十亿人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几项重要元素。例如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毛利人,就学了西方的法语、英语
和西班牙语等等。他们开始相信人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像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
义。

到了20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之身,用同一套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

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旗,而这些概念正来自西方。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
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帝国循环

不同阶段 古罗马帝国 伊斯兰帝国 欧洲帝国主义

一小群人建立一个 古罗马人建立古罗马帝国 阿拉伯人建立阿拉伯哈里发王朝 欧洲人建立欧洲帝国
大帝国

形成帝国文化 希腊–古罗马文化 阿拉伯–穆斯林文化 西方文化

帝国文化得到属民 属民接受拉丁文、古罗马法、古罗马的 属民接受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等 属民接受英语和法语、社会主义、民族主义

认同接纳 政治思想等等 等 、人权等等

属民以共同的帝国 伊利里亚人(Illyrian)、高卢人和迦 埃及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以穆 印度人、中国人和非洲人以西方的价值观(

价值为名,要求平 太基人以古罗马的价值观,要求与古罗 斯林的价值观,要求与阿拉伯人 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权),要求与欧

等的地位 马人享有平等地位 享有平等地位 洲人享有平等地位

帝国开国者失去主 古罗马人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族群,帝国 阿拉伯人失去了对穆斯林世界的 欧洲人失去了对全球的控制权,形成多民族
导地位 的控制权转移到了由多民族精英组成的 控制权,形成多民族的穆斯林精 的精英族群
群体 英族群

帝国文化继续蓬勃 伊利里亚人、高卢人和迦太基人继续发 埃及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继续 多半信奉着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印度人、中
发展、发扬光大 扬他们接受的古罗马文化
发扬他们接受的穆斯林文化 国人和非洲人继续发扬他们接受的西方文化

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通过压
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不要受到帝国主义原罪的玷污。这种
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只是套上一层伪装。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曙光乍现的时
候,有部分文化确实曾经纯净,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原罪和其他社会的玷污。但就在那道曙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再提出这种主张;地
球上现存的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
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九霄。

举例来说,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
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是民族自决和人权的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
的时候,他们更大为不满。

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也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
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以单一政治实体来运作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系统的基
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府

形式。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为母语的人都可
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印度人热衷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chai),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印度要到19世纪中叶,才由英国的东印
度公司引进并开始出现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sahib),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大陆。

图18 孟买(Mumbai)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火车站。一开始,在孟买还称为“Bombay”的时候,它叫作“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由英国建
造,采用19世纪晚期英国流行的新哥特式建筑。虽然车站是由外国来的殖民者建造,但后来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政府就算改了城市的名字、改了车站的名字,却还是保留了这座宏伟的建
筑,并未将它铲平。

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就

算真的成案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

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

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有些人对于英国阁下在印度留下的文化十分反感,一心除之而后快,但在无意中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

莫卧儿帝国以及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的文化。而且,如果想再消除这些穆斯林帝国的影响,恢复“纯正印度文化”,恢复的又是笈多
帝国(Gupta Empire)、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和孔雀王朝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像是

孟买火车站),那像是泰姬玛哈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
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常常就是跟着走坏人的路。

图19 泰姬玛哈陵。这究竟算是“纯正”的印度文化,还是外来的穆斯林帝国主义建筑?

全新的全球帝国

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已经都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个真正的全

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

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

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现在全球有将近两百个独立国家,就反而形成阻碍。如果不管是瑞
典、印度尼西亚或阿尔及利亚都该有同样的人权,那么让某个单一的全球性政府来保护它们,岂不更加简单?

而且,现在出现像是冰冠融化这种全球性问题,也正在侵蚀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本身的合法性。毕竟,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独力解决全球

暖化的问题。中国人所称的“天命”,正是要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现代的天命,也真的就得解决天上的问题,像是臭氧层破洞和温室气体的累

积。未来的全球帝国,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

到了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

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对于全球市场的阴谋,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逐渐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还得面
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
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势。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古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
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帝国。他们必须面对
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投入了帝国的一方。

第十二章
宗教的法则

历史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位于中亚的一片绿洲中。中世纪时,这里的市场上有叙利亚商人,手指抚着滑顺的中国丝绸,也有来自

东非草原的粗鲁部落男子,带来最新一批头发乱如稻草、来自遥远西部的奴隶,至于店主的口袋里则是满满的闪亮的金币,印有异国的文字和

不知哪来的国王肖像。这里在中世纪可说是南来北往、东西交流的主要十字路口,来自各方的人融合在这里稀松平常。而在1281年,忽必烈挥

军前往日本,也看得到相同的情形。蒙古骑兵穿着毛皮,身边就是中国步兵戴着斗笠,还有高丽来的援军,和来自南海而有文身的水手一言不
合打了起来,另外还有欧洲冒险家讲着故事,让来自中亚的工兵听得张大了嘴;而这所有人,都是听命于同一位帝王。

与此同时,在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人类也以另一种方式融合统一。如果你在公元1300年前往麦加朝圣,绕行这个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
地,你可能会发现身边有美索不达米亚人,他们的长袍在风中飞舞,眼神炽烈而狂喜,嘴里念着真主的99个大名。就在前面,你可能也会看到

一个饱经风霜、来自亚洲草原的土耳其族长,手拿拐杖、步履蹒跚,还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在另一边,有黄金首饰在黝黑的皮肤上闪耀着,

可能是一群来自非洲马利(Mali)王国的穆斯林。至于一闻到丁香、姜黄、豆蔻和海盐的香气,就知道这群兄弟大概是来自印度,又或是更东

边神秘的香料群岛。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
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
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
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1)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例如职业足球不是宗教,因为虽然足球也有许多规则、仪式
和常常很古怪的惯例,但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发明了足球,而且国际足协(FIFA)随时可能开会决定把球门变大或是取消越位规则。

(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虽然现在许多西方人相信鬼魂、精灵、重生,

但这些信念并未构成什么道德和行为的标准,所以也就不算是宗教。

虽然宗教有可能让各种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做到这点。某个宗教如果想要将幅员广阔、族群各异的人群都收归
旗下,就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特质。第一,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皆同,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它还必须坚定地将这种信念传播

给大众。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

像是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最为人所知的宗教,就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但也常让我们误以为所有宗教都是如此。但其实,多数古

代宗教反而是具备“区域特质”与“排他特质”,信众只信奉当地的神灵,而且也没有意愿将信仰推己及人。据我们所知,要到了公元前1000年间,

才开始出现具备普世和推广特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对于人类的统一有重大贡献,绝不亚于帝国或金钱。

让羔羊变得沉默

在过去以泛神论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时候,人类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必须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精灵和鬼魂的想法和利益。
像是在恒河流域的某个采集部落可能会禁止砍倒某棵特别高大的无花果树,以免无花果树的树神生气报复。但在印度河流域的另一个采集部落
可能会禁止猎捕白尾的狐狸,因为过去曾经有一只白尾狐狸带着部落的先知发现了珍贵的黑曜石。

像这样的宗教往往单纯以地方为考虑,只着重当地的位置、气候和现象。毕竟,多数采集部落毕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为

求生存,住在某个特定山谷里的居民,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山谷的超人类秩序,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试着说服某些遥远
山谷里的居民遵循相同的规则。像是印度河部落的人,就绝不会派传教士到恒河部落去鼓吹别猎捕白尾狐狸。

农业革命开始,宗教革命便随之而来。狩猎采集者采集植物、猎捕动物,但认为动植物和人类拥有平等的地位。虽然人类猎杀绵羊,但并
不代表绵羊就不如人类;就像是老虎猎杀人类,但不代表人类就不如老虎一样。所以,万物众生都是直接与彼此沟通,协商关于这个共同栖息
地的种种规则。相较之下,农民拥有、控制着农场上的动植物,可不会纾尊降贵去和自己的财产沟通协商。因此,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
就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的所有物。

然而,这又造成了一大难题。农民希望能对自己的羊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控制十分有限。虽然他们可以把羊圈起
来,可以把公羊阉了,可以强迫羊配种,但还是无法保证母羊能怀孕、生下健康的羔羊,也不能够阻止致命流行病的爆发。到底要怎么样,才
能确保羊群繁衍壮大?

讲到“神”这种概念的起源,一种主要理论就认为,神之所以重要,就正在于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人类不再认为可以和动植物直

接沟通之后,就开始出现掌管生育、掌管气候、掌管医药的各种神灵概念,好替人类和这些沉默的动植物沟通协商。很多古代神话其实就是一

种法律契约,人类承诺要永远崇敬某些神灵,换取人类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例如《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农业革命

几千年后,宗教礼仪主要就是由人类将羔羊、酒、糕点牺牲献祭给神灵,换取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一开始,农业革命对于泛神论系统的其他成员(像是石神、水神、鬼魂和恶魔)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随着人类喜新厌旧,这些神也逐
渐失去地位。过去人类一辈子的生活范围大概就是几百平方公里,多数需求只要靠着当地的神灵就能解决。但随着王国和贸易网络开始扩展,
光是地方的神灵已经力有未逮,人类需要的神力必须涵盖整个王国或整个贸易网络。

因应这种需求,多神教(polytheistic)信仰便应运而生。(polytheistic为希腊文,poly=多,theos=神)这些宗教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

荡的神灵控制,有的掌管生育,有的掌管雨水,有的掌管战争。人类向这些神灵祈祷,而神灵得到奉献和牺牲之后,就可能赐予人类健康、雨
水和胜利。

多神教出现之后,泛神论并非完全消失。几乎所有的多神教,都还是会有恶魔、精灵、鬼魂、圣石、圣泉、圣树之类的神灵,虽然这些神
灵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重要的大神,但对于许多一般人民的世俗需求来说,它们也还算实用。某个国王可能在首都献上几十只肥美的羔羊,祈
求打败野蛮人、赢得胜利;但同时某个农夫是在自己的小屋里点根蜡烛,向某位无花果树仙祷告,希望它能治好儿子的病。

然而,出现了大神之后,影响最大的不在于羔羊或恶魔,而在于智人的地位。对泛神论者来说,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物的一种。但对多
神教徒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反映了神和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祷告、献祭、罪孽和善行,就会决定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所以,光是因为几个
愚蠢的智人做了些让神生气的事,就可能引发大洪水,消灭了数十亿的蚂蚁、蝗虫、乌龟、羚羊、长颈鹿和大象。所以,多神教提高的除了神
的地位,更有人的地位。至于远古那些泛神论的神灵,有些比较不幸的就失去了它们的地位,在这场人神关系的大戏里成了临时演员,甚至只
是沉默的装饰品。

偶像崇拜的好处

一神教为时两千多年的洗脑,让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多神教就是些无知幼稚的偶像崇拜。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想了解多神教的
内在逻辑,就必须先了解这种同时信仰多位神灵的中心思想。

多神教并不一定认为宇宙没有单一的权柄或法则。大多数的多神论甚至泛神论,都还是认为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高于所有其他神灵、恶魔
或是神圣的石头公。在古希腊多神教的神话中,不管是天帝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或是他们的同事,都还是得臣服于神威无穷、无所

不在的“命运女神”(Moira或Ananke)。至于北欧诸神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掌握,最后在“诸神的黄昏”(Ragnarök)这场灾难中灭亡。在西非约鲁
巴人(Yoruba)的多神信仰中,所有神灵都是至上神(Olodumare)所生,而且臣服于他。印度教属于多神教,但也是以“阿特曼”(Atman,又
译“梵”)这个单一的原则主宰着无数的神灵、人类,以及生物和实质的世界。“阿特曼”指的是整个宇宙、每个人或每个现象永恒的本质或灵魂。

真正让多神论与一神论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
忧虑毫不在意。因此,要向这个最高权力祈求战争胜利、健康或下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从他全知全观的角度来说,某个王国的战
争输赢、某个城市的兴衰胜败,又或是某个人的生老病死,根本不构成任何差别。希腊人不会浪费祭品去祭拜命运女神,而印度教徒也并未兴
建寺庙来祭拜阿特曼。

要接近这个宇宙至高的权力,就代表要放下所有的欲望、接受福祸共存的事实,坦然面对失败、贫穷、疾病和死亡。因此,印度教徒有一

种“苦行僧”(Sadhu或Sannyasis),奉献自己的生命,希望能与阿特曼合而为一,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苦行僧以阿特曼的观点来看这个世

界,认识到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世俗的欲望和恐惧都如梦幻泡影。

只不过,大多数的印度教徒都不是苦行僧,而还是深深陷在世俗的考虑之中,但这下阿特曼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讲到这种问题,印度教徒

还是得找那些专精某些领域的神才行。这些神只专精某些领域,而不是无所不包,所以有掌管福德的象神(Ganesha)、财神(Lakshmi)和
智慧神(Saraswati)等等,但这些神都还是各有私心和偏见。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和这些神谈谈交易,靠神的帮助来赢得战争、打倒疾病。

像这样的低位神灵数量繁多;因为只要开始把全知全能、位阶最高的权柄开始分类,可以想见必会分出不止一位神灵。于是多神的系统由此诞
生。

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
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所以对于某个神的信徒来说,很容易能相信有其他神灵存在,而且也相信其他神灵同样神通广
大。多神论本质上就属于开明,很少迫害异教徒。

就算多神教征服了其他大帝国,也未曾要求属民改变信仰。像是埃及人、古罗马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曾派遣传教士到异地鼓吹崇拜冥王

奥西里斯(Osiris)、天帝朱庇特(Jupiter)或是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他是阿兹特克文明的主神),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派军

队前往武力镇压。而帝国也各有自己的守护神和宗教仪式,保护着帝国,维系其合法性,所以帝国的属民也应该要尊重这些神灵和仪式,只是
无须放弃自己当地的神灵和仪式。以阿兹特克帝国为例,虽然属民必须建造敬拜维齐洛波奇特利的神庙,但这些神庙是与崇拜地方神灵的神庙

同时存在,而不是取而代之。很多时候,帝国精英本身也会接受地方属民的神灵和仪式。例如古罗马人,就让来自亚洲的赛贝尔(Cybele)和
来自埃及的伊西斯(Isis)都进了他们的万神殿。

古罗马人唯一长期以来不愿接受的,只有属于一神信仰并坚持要传福音的基督教。古罗马帝国并未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只
希望他们同时尊重帝国的守护神,并承认皇帝也有神性。这点可说是在政治上忠诚的声明。然而,基督徒强烈拒绝,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
空间,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就是个在政治上搞颠覆的举动,必须加以镇压。但即使如此,这些镇压多半也只是表面形式。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这300多年间,古罗马皇帝所发起对基督徒的大型迫害不过四次。至于地方长官和总督也曾经另外发起

一些反基督教的暴力行为。

然而事实证明,就算把这些迫害的所有受害者全部加起来,在这3个世纪间,多神教古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64但相对的

是,在接下来的1500年间,虽然基督教号称主张爱与怜悯,但仅仅对信仰的诠释有些许差异,就引发基督徒自相残杀,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万。

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16、17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徒之战。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也相信他关于爱和怜悯的福
音,只是对于“爱”的本质意见不合。新教徒认为,神如此爱着世人,所以让自己化为肉体,容许自己受到折磨、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赎了原

罪,并对那些信他的人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而天主教徒认为,虽然信仰是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要进入天国,信徒还必须参加教堂礼拜,
而且要多行善事。这点让新教徒无法接受,认为这样形同交易,对于神的爱和伟大是种贬抑。如果进不进天堂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善行,岂不是
放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的苦以及神对人类的爱都还不够?

这些神学争论愈演愈烈,最后在16、17世纪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杀红了眼,造成几十万人丧命。1572年8月23日,强调个人善行的
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短短24小时间,
就有5000到10000个新教徒遭到屠杀。消息从法国传到古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耳里,叫他满心欢喜,立刻安排举行庆典,还委托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将这场大屠杀绘成壁画作为纪念(目前这个房间禁止游客参观)。65不过24小时,基督徒自相残杀的人数,就

已经超过了整个古罗马帝国曾经杀害的基督徒人数。

神是唯一

随着时间过去,某些多神论者开始对自己信仰的某位神灵越来越虔诚,也慢慢远离了基本的多神论概念,开始相信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
神,相信他是宇宙的最高权柄。但同一时间,他们还是认为神有私心和偏见,让人类可以和神谈谈条件。于是,在这样形成的一神论宗教里,
信徒就能够直接祈求宇宙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帮忙治病、中乐透或是打赢一场战争。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一神论宗教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宣布,当时在埃及众神里一位位阶并不高的小神阿
顿(Aten)其实是宇宙的至尊。阿肯那顿将对阿顿的崇拜制度化为国教,还打算打压对所有其他神的崇拜。然而,他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他

去世后,对阿顿的信仰就遭到废止,又回到过去的情形,众神同列仙班。

不论在何处,多神教都不断衍生出各种一神论宗教,但由于这些宗教无法放下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所以一直只能处于边陲地位。以犹太
教为例,仍然认为全宇宙至高的神还是有私心和偏见,而且关爱的眼神全在一小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这蕞尔之地。于是对其他国家来说,信奉

犹太教几乎是有弊而无利,而且犹太教一直也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的打算。这种阶段可以称为“本地一神教”。

到了基督教,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基督教一开始只是犹太教的一个神秘教派,该教派信徒想说服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已久

的弥赛亚。这个教派最早的领导者之一是来自大数(Tarsus)的保罗,他认为宇宙的至高神有私心偏见,对人类并非漠不关心,而且他甚至还

化为肉身,为了人类的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事不该只有犹太人知道,而应该让全人类都了解。于是,就有必要将关于耶稣的好事(也

就是“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保罗的这个想法开枝散叶,基督徒开始组织起了对所有人类的传教活动。而在一场史上最意想不到的转折下,这个犹太教的神秘教派接掌
了强大的古罗马帝国。

基督教的成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成了另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典范,伊斯兰教于焉而生。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开始也只是地球上某个

偏远角落的小宗教,但它又以更意想不到也更快速的脚步,打破了阿拉伯沙漠的隔绝,收服了幅员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自此
之后,一神论的概念就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般而言,一神教徒比多神教徒更为狂热、更热衷传教。毕竟,如果某个宗教愿意承认其他信仰,情况只有两种:第一种本来就认为世上
没有唯一的神,而是有许多神同时存在;第二种认为虽然有一位最高的神,但下面分成许多小神祇,信仰每位神祇,可以说是看到了部分的真
相。但由于一神教通常认为自己信奉的就是唯一的神,也认为只有自己看到了完整的真相,自然就会批评其他所有宗教都不可信。在过去两千
年间,一神论者多次发动以暴力消灭其他竞争对手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掌控。

而且很有效。在公元1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神论的宗教。到了公元500年左右,基督教已经收服了全球最大的古罗马帝国,传教

士忙着将基督教传播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等到第一个千禧年结束,欧洲、西亚和北非的人们已经多半都信奉着一神教,从大西洋到

喜马拉雅山都主张上帝是唯一的神。到了16世纪初,除了东亚和非洲南部,一神论已经掌控了亚非的绝大部分,而且开始向南非、美洲和大洋

洲发展。到了今天,除了东亚以外的大多数人不论信仰为何,多半都属于一神论的宗教,而且全球政治秩序也正是以一神论为基础而建立。

然而,就像是泛神论会继续在多神论里延续,多神论也继续在一神论里存活。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宇宙只有一个至高的神,而他也
愿意关心你,那又何必崇拜某些只掌管特定领域的神呢?如果你可以大摇大摆走进总统府要总统帮忙,又何必去求某个低阶小公务员呢?确
实,一神论的神学多半认为只有一个至高的神,其他任何神祇都是虚假的,如果竟有人敢崇拜伪神,地狱的火焰和硫黄就会在他们身上燃烧。

地图4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然而,神学理论和历史现实一向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很难完全接受一神论的想法,还是继续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也觉得所谓至高的

神实在太遥远陌生,管不到自己世俗的需求。最后的情况可以说就是,一神论宗教大张旗鼓把其他神祇从大门赶了出去,但又从旁边的小窗把
他们迎了回来。以基督教为例,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圣人系统,但这套系统可说和多神教几乎殊无二致。

正如古罗马帝国的主神是朱庇特、阿兹特克帝国的主神是维齐洛波奇特利,每个基督宗教国家也有自己的守护圣人,协助解决困难、赢得
战争。英格兰的守护圣人是圣乔治,苏格兰是圣安德鲁,匈牙利是圣史蒂芬,而法国是圣马丁。而不论是大城、小镇、职业甚至疾病,也都各
有负责守护的圣人。像是意大利米兰有圣安布鲁瓦兹负责守护,威尼斯则有圣马克负责照料。圣阿尔莫守护着烟囱清洁工的安全,圣马修抚慰
着收税员的烦恼。如果你头痛,该找圣亚贾西亚;但如果痛的是牙,圣阿波罗尼亚就更对症下药。

这样看来,基督教的圣人和多神教的那些神祇几乎没有两样。但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只是类似而已,而根本就是这些神祇的伪装。举例来

说,在信奉基督宗教之前,爱尔兰的主神是女神布里基德。等到爱尔兰被基督教化,就连布里基德也仿佛受了洗一样,成了“圣布里基德”。而

且直到今天,还是天主教爱尔兰最受尊崇的圣人。

善恶之战

多神论除了促成一神教,也促成了一些二元论的宗教。二元论宗教信奉着善与恶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存在。二元论与一神论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相信“恶”也是独立存在,既不是由代表“善”的神所创造,也不归神所掌管。二元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战场,世间种种就是两

方斗争的体现。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界
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又怎么会允许世界上有这

么多的苦难?这让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一种很流行的解释认为,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有邪恶,人类就无法在
善恶之间做选择,也就没有了自由意志。然而,这种解释非但不直观,还立即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有自由意志,也就代表可以选择邪恶。而
且,根据标准的一神论说法,还真有许多人选择了邪恶的道路,于是神不得不施加惩罚。然而,如果神真的能事先知道某个人会用自己的自由
意志走上邪恶的道路,而且又会因此受到惩罚,永远在地狱受苦,那么神一开始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人?神学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已经写了无

数著作,有些人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也有些人觉得差得还远。但无法否认的是,一神论面对“恶的难题”可以说是吃尽苦头。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
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

二元论观点还是有些缺漏。虽然它简洁明快地解决了恶的难题,却又碰上了“法则的难题”(Problem of Order)。如果世上就是有善恶两股

力量在拉扯,它们拉扯的基础是什么法则?举例来说,如果说两国交战,基础就在于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而且受同样的物理学法则规范。
像是巴基斯坦发射地对地导弹能打到位于印度的目标,是因为物理学法则对双方都同样适用。但如果我们说的是善与恶的互斗,现在又有什么
法则来规范?这些法则又是谁订出来的呢?

相对而言,虽然一神论难以处理恶的难题,但要处理法则的难题却是轻而易举:这个法则就是唯一的神所订出来的。其实,有一种解释能
够同时处理这两大难题,而且完全合乎逻辑: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了全宇宙,而且他就是个恶神。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宗教说
自己信了这一套。

***

二元论宗教兴盛了千余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和公元前1000年之间,中亚有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相当
活跃。他的信念代代相传,最后形成了二元论宗教的代表:祆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祆教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
(Ahura Mazda)和恶神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之间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必须站在善神这方给予协助。祆教在波斯第一帝国
期间(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前550~前350)已经举足轻重,到了波斯第二帝国期间(Sassanid Persian Empire,224~651)更成为

国教,几乎影响了所有后来在中东及中亚的宗教,并催生了许多其他二元论的宗教,例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摩尼教教义涵盖了从中国到北非,还一度形势大好,似乎将取代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的地位。然而,摩尼教在古罗

马输给了基督徒,祆教波斯第二帝国败给了一神论的穆斯林,于是二元论的波澜也逐渐退去。到现在,只剩下印度和中东还有少数人信奉着二
元论的宗教。

然而,就算一神论势力看涨,二元论却未真正消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一神论宗教吸收了大量的二元论信仰和习俗,许多我
们以为是一神论的基本概念,都是出自二元论的本质和精神。例如有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相信有某个强大的邪恶力量(例如基督
教的魔鬼或撒旦),他自行其事、与善神作对,兴风作浪不受神的控制。

如果根据纯粹的一神论,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二元的概念?(顺道一提,《圣经·旧约》里压根就找不到这些情节。)这在逻辑上根本不

通。真要合理的话,一来是相信确实有一个全能的神,二来就是要相信有两种对立的力量,而两者都并非全能。然而,尽管如此不合理,人类
还是很能接受这种矛盾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有几百万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能够相信既有全能的神,又有独立行事的魔鬼,
倒也不用太过惊讶。更有甚者,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还能想象善神需要人类的协助,好与魔鬼对抗,由此再推导引发了圣战和
十字军东征。

另一个关键的二元论概念(特别在诺斯替教和摩尼教),就是认为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是有清楚区隔的。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
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从一神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
无稽之谈,何必要把身体和灵魂或物质与精神做这种区分?又为什么要说身体和物质是恶的呢?毕竟对一神论来说,善神创造一切,而一切都
是好的。然而,正因为这种二元论的论点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难题,所以一神论还是忍不住接受了这个概念。于是这种对立的概念最后也成

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思想的基石。此外,如果相信有天堂(善神的国度)和地狱(恶神的国度),这也是一种二元论的概念。《圣经·旧约》里

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概念,也从来没提到人的灵魂会在身体死去后继续存在。

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
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

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

自然法则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到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是其他超自然对象。然而,世界宗教史并不只是神的历

史。在公元前1000年,亚非大陆开始出现全新的宗教及信仰类型。这些新型宗教信仰包括印度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
教,以及地中海的犬儒主义(Cynicism)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

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它们所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这些自然法则的宗教
信仰虽然某些也相信有神祇存在,但认为神祇就和人类、动物和植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虽然神祇可以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其优势
(就算是大象或豪猪,也各有优势),但他们也像大象一样,并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里面典型的例子是佛教,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古代自然
法则宗教,而且到今天仍然兴盛。

地图5 佛教的传播。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

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
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
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
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泡影消失,生命就像是毫无意义的追寻。然
而,这个轮回该怎样才能跳出?

在29岁时,释迦牟尼半夜离宫,抛下了财富和家人,流浪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前往各个修院修行,聆听各个大

师讲道,但还是无法完全感到解脱,有什么不满依然萦绕。他并未绝望,决心反求诸己,直到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法为止。他入禅六年,思索各
种人类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
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
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
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
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
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某些人,又担心别人离开,又觉得自己屈就)。

虽然上天可以赐雨,社会机制可以提供公平正义和卫生保健,有好的运气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不论如何,我们的基本心态都不会改
变。因此,就算是最伟大的国王也无法避免焦虑,得不断逃避着悲伤和痛苦,也总是想要追寻更多的快乐。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
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
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但要怎样才能让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而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

物的本质而排除种种欲求。通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

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能专注在实际的感受,而不会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
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作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而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就换成了圆满

和寂静,称为涅槃(梵文的原义就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是解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和幻象。

虽然人们很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苦痛,但苦痛已经不再能影响他们。毕竟,无欲则无苦。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就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在这之后他就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接着,佛陀一生前往各地

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
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法则,“痛苦来自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现代物理里E总是等于MC²。所以,所谓
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这条法则,将这条法则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的人。另一方面,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一

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佛教并不否认有神祇存在,认为他们有强大的神通,能够带来降雨和胜利,然而神祇对于“由欲得苦”这条法则并无能为力。如果能够无欲

无求,任何神祇都无法让人感到痛苦。相对而言,如果人有了欲望,任何神祇也无法拯救他脱离痛苦。

但也如同一神论的宗教,佛教这种前现代的自然法则宗教还是无法摆脱神祇崇拜。佛教告诉信众,他们应该不断追求达到涅槃境界,不要

为了名利停下脚步。然而,99%的佛教徒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而且就算他们一心希望最后能达到这个目标,日常生活里多半都还是追求着世
俗的成就。于是,佛教徒还是崇拜着各种神祇,像是在印度的佛教徒拜着印度的神,西藏的佛教徒拜着本教(Bon)的神,日本的佛教徒也拜

着神道教的神。

此外,佛教的几个教派也随着时间发展出满天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是人也非人,他们已经能够达到涅槃、解脱痛苦,但为了解脱和帮助还
在轮回中的芸芸众生,倒驾慈航重入世间。所以,佛教徒崇拜的并不是神祇,而是这些已经开悟而尚未成佛的人,除了希望他们协助达到涅槃
的境界,也希望他们帮忙处理一些世俗的问题。于是,我们就看到整个东亚有许多佛菩萨得负责降雨、医病,甚至还得保佑杀敌求胜,而信众
也虔心祈祷,为他们焚香,献上各色鲜花、稻米和甜品。

当崇拜的对象变成了人

至于各种新型现代教义,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在此也就不可能一一检视它们的历史。它们“综摄”的情形,并不少于一神

论和流行的佛教。就像是佛教也能拜着印度教的神祇,一神论者也能相信撒旦的存在,现在典型的美国人也能既是民族主义者(相信有美国民
族存在,而且相信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相信社会繁荣的最佳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追求自我利益),还是个自
由人文主义者(相信造物主赐给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族主义将在第十八章讨论。最成功的现代宗教:资本主义,会在第十六章以专
章探讨,阐述其主要信念和仪式。至于本章的其余篇幅,则继续讨论人文主义的宗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
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

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humanity),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
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

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每个智人都有着人性的神圣本质。正是每个人的内心让全世界有了意义,而
且这也是各种道德及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如果碰上道德或政治的困境,就该内省、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人性的声音。因此,自由人文

主义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保障这种“内心声音”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人权”。

举例来说,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酷刑和死刑的原因。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犯下杀人罪的人会被视为违反破坏了宇宙秩序。为了让宇宙回
归平衡,对罪犯施以酷刑并公开处决,好让所有人民都看到宇宙已经重返秩序。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时代,伦敦人和巴黎人最爱的消遣就是
现场直击残忍的处决画面。但在今天的欧洲,死刑被看作侵害了人性的神圣。虽然一样是为了维护秩序,现今的欧洲不会对罪犯施以酷刑处

决,反而是要以尽可能“人性化”的方式来加以惩罚,才能维护甚至重建人类的尊严。借着昭示凶手的人性,人人都想起了人性的神圣,于是秩

序才得以恢复。像这样保护凶手,我们才能改正凶手做错的事。

虽然自由人文主义将人性神圣化,但并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而且它根本就是源自一神论的信念。像是相信每个人的本质自由而神圣,就是
直接源于传统基督教相信灵魂自由而永恒的概念。要是没有永恒的灵魂和造物主的概念,自由主义者想要解释究竟个别的智人有何特别,就很
难讲得清楚。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

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这种物种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

所有人都能平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平等”就代表着偏重人类的某些边际特质,认为这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这样一来可说是对人类
神圣性最严重的亵渎。举例来说,如果富人比穷人有特权,就代表重视“金钱”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本质(本质上,不论贫富,人类的本质应该全

部相同)。

和自由人文主义一样,社会人文主义也是以一神论为基础。像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一神论认为在神的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
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

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

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的宗教

自由人文主义 社会人文主义 演化人文主义

智人拥有独特且神圣的本质,与其他生物有根本上的不同。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整体人性有好处。

“人性”是个人的概念,存在于每个 “人性”是整体的概念,存在于所有智人 人性”可变,可能退化成非人,也可能进化成超人
智人心中 整体之中

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每个智人内心 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智人这个物种的平 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人类,避免退化成非人,并且鼓励

的自由 等 进化成超人

纳粹打着保护优秀人种,避免退化的幌子,从事着反人类的勾当。正因如此,纳粹才会主张应该要保护、好好养育雅利安人(Aryan,他们

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智人类型),至于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这些被认为是退化的智人类型,则必须隔离甚至灭绝。纳粹的辩

白是,智人一开始能够胜出,本来就是因为演化留下了这种“较优异”的远古人种,而淘汰了某些“较低劣”的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就从此消失。

一开始,不同的人种不过也就是不同的种族,但后来就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很有可能,这还会再次发生。纳粹认为,智人已经分化出几个不
同的种族,各有独特的特质,而雅利安人拥有各种最优秀的特质:理性、美丽、诚信、勤奋。因此,雅利安人拥有让人类进化为超人的潜力。
至于像犹太人和黑人这些种族,特质不佳,可以说是现代的尼安德特人。如果让他们任意繁衍甚至还和雅利安人通婚,岂不是污染了整体的人
类物种,即将造成智人灭绝吗?

生物学家已经戳破了纳粹的种族理论。特别是1945年以后的基因研究,已经证明不同人类谱系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纳粹的假设。但这些结
论只是最近的事,考虑到1933年的科学知识,纳粹当时会这么相信也不难想象。许多西方精英都相信有不同人种的存在,相信白人较为优越,

也相信应该要保护、培养这个高贵的种族。像是在许多最具盛名的西方大学里,学者用最新的正统科学方法,发表的研究报告号称证明了白人
比起非洲人或印第安人更聪明、更有道德也更具技术。而在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政治家也一心相信自己必须负责避免白色人种受到玷污堕

落,所以得要设下重重限制,避免像中国甚至意大利的人民移居到像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雅利安人”的国家。

这些立场,就算在新的科学研究发表之后也并未改变。想要造成改变,科学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及社会和政治。以这个意义来说,希特勒不

只把自己送上绝路,也让种族主义跟着一同送葬。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敌人被迫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而在这之
后,因为纳粹思想就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主义,让种族主义在西方再也抬不起头。然而,改变还是需要时间。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至
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只有白人才能移居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一直到1973年才废除。澳大利亚原住民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

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大多数还是被认为不足以发挥公民的功能,所以无法在选举中投票。

图20 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右边是“纯种雅利安人”,左边是“混种”。纳粹很显然十分崇敬人体,也很害怕低等种族污染人性、让人性堕落。

纳粹并不是反人性。他们之所以同自由人文主义、人权和共产主义站在对立面,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推崇人性,相信人类有巨大的潜力。他
们顺着达尔文演化论的逻辑,认为必须要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不适合的个人,只留下适者,才能让人类继续生存繁殖。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要
保护弱者,不仅让不适者生存了下来,还给了他们繁殖的机会,这样就破坏了自然选择的秩序。如此一来,就算是最适者的人类,也不免被一
群堕落的人类淹没,变得越来越趋近不适者,一代代下去就可能导致灭绝。

一本1942年的德国生物课本,就有一章“自然和人类的法则”,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就是让所有生物都必须在无情的斗争中求生存,讲到

植物如何为了土地而奋斗,甲虫如何为了交配而奋斗,最后课本的结论是:

这场生存之战艰辛而无情,但这是让生命延续的唯一道路。这场斗争能够消除一切不适合生存者,并挑选出适合生存的。……这些自然法
则不容置疑,目前还存活的生物就是明证。这些生物冷酷无情,抵抗者就会遭到消灭。生物学不只告诉我们关于动植物的事,还告诉我们生活
中必须遵守的法则,要坚定我们的志向,依照这些法则生存下去、抵抗下去。生命的意义,就是斗争。对抗这些法则,则终必致祸。

课本里接着又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引了一段:“想要违抗自然铁律的人,也就是违抗了那些他应该感谢、让他得以为
人的原则。与自然对抗,只会带来人类自己的毁灭。”66

图21 1933年的纳粹漫画。漫画将希特勒描绘成要创造完美人类的雕塑家。至于旁边戴眼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暴力而怯怯懦懦无法动手。(也请注意,画中
对人体有着情色的崇拜。)

***

我们刚刚踏入第三个千禧年,演化人文主义的未来仍未可知。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结束后的60年间,相关的禁忌挥之不去,没人提出想将
人文主义和演化论结合起来、用生物学的方式来让智人“升级”。但到了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死灰复燃。虽然已经没有人说要淘汰劣等种族或民

族,但许多人正思考着如何利用更先进的人类生物学知识来创造完美的人类。

但与此同时,自由人文主义和最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之间已经出现一条鸿沟,我们很快就无法再忽视而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自由政治
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
性的来源。但这个概念的前身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每个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自由而不朽的灵魂。然而,过去两百年间,生命科学已经彻
底破坏了这个信念。科学家研究人类这个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并未找到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

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我们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碰上这些发现,多半是视而不见、不愿面

对。但坦白说,现在这面堵在生物学以及法律和政治学之间的墙,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第十三章
成功的秘密

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后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这个扩张和统一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
风顺。但纵观大局,可以看到从许多小文化到少数大文化再到最后的全球单一文化,应该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果。

然而,虽然我们说全球无法避免成为单一文化,但它并不见得会是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当然可以想见其他可能性。为什么现

在的全球语言是英语而不是丹麦语?为什么世界上有大约20亿基督徒、12.5亿穆斯林,但祆教只有15万人,摩尼教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能

一次又一次回到一万年前,让一切重新开始,是不是一定会看到一神论的兴起、二元论的衰落?

这种实验非人力可及,所以我们确实无从确定。但我们可以检视历史的两种重要特质,让我们得到一点线索。

1. 马后炮的谬误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只剩单行道,但到未来却有无数岔路可走。其中某些路比较宽、比
较平坦,路标比较明确,所以也是比较可能的选择。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选了一些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

像是在公元4世纪初,古罗马帝国可以用各种方式解决宗教问题,也可以坚持传统、维持多元多神论的情形。但古罗马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间无止境的宗教纷扰,似乎是觉得如果能有单一宗教、明确的教义,就能协助他统一各种族。而且,当时可能成为国教的选

项众多,像是摩尼教、密特拉教(Mithraism)、崇拜赛贝尔或伊西斯的教派、祆教、犹太教,甚至佛教,都有可能。为什么他最后选了耶稣?

是他在哪方面被基督教神学打动?或是基督教有哪方面的教义让他觉得便于利用?是他真的受到什么宗教感召,还是有哪个大臣认为基督教正

在迅速扩张,不如赶快搭上顺风车?历史学家虽然可以推测,但无法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们可以描述基督教“如何”拿下了古罗马帝国,但
他们无法解释“为何”能达成这项创举。

而“如何”和“为何”之间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

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

确实,有些学者会针对像是“基督教兴起”这种事件,提出一些斩钉截铁的解释,把人类历史简化成各种生物、生态或经济力量的运作。他

们认为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在地理、基因或经济方面有些特殊之处,必然促成了一神论宗教兴起。但大多数的史学家对于这种斩钉截
铁的理论还是抱持着怀疑。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
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来解释着为什么现在
的结果无法避免。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

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像是对于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一般古罗马人来
说,未来就像是雾里看花。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
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
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以上所有结果背后都有一
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
个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当时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就像是说印度教克里须那教派在2050年会成为美国的
国教一样荒诞无稽。在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俄国激进党派。任何理性的人都想不到,不过短短4年后,他们就接掌了
俄国。在公元600年,如果说一小群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会征服从大西洋到印度的辽阔土地,更是如痴人说梦。而事实上,如果当时拜占

庭军队能够抵抗住第一波猛攻,伊斯兰教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只是个边缘的异教组织,只有一小群的信众。在这种时候,如果学者要解释为什么
某个中年麦加商人得到的天启没能成为热门信仰,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

但这也不是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地理、生物和经济力量确实会造成限制。但限制下仍然有许多发展空间,目前还没有什么确实加以制约
的法则。

对于许多希望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毕竟,宿命论的引人之处,就在于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
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于是,我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就遵循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也是自然而然地坚信着人权
的概念。如果承认历史并非必然,等于就是承认了现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人权都只是巧合的产物。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

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
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

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假设我们开发出了一

个计算机程序,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油价,情况会如何?可以想见,油价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例如,

假设目前石油价格是每桶90美元,而这个绝对准确的程序预测明天会涨到100美元,商人就会立刻抢进,好在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但结果就是
油价会在今天就涨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那明天究竟会如何?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同样,政治也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想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

之春革命。但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原因何在?假设在2010年,有某些天才政治学者与某个计算机鬼才合作,开发出某种绝对准确的算法还有个漂亮的界面,号称能够预测是

否发生革命。于是,他们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兜售这项服务,换取了一大笔可观的酬劳,告诉穆巴拉克,他们预测来年在埃及必然爆发大规模
革命。穆巴拉克会如何反应?最有可能的是他会立刻降税,用数十亿美元补助人民,顺便也大幅加强秘密警察部队,以防万一。于是,这一切
的准备工作发挥了效果。一年很快就过去,而且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不是吗?于是,穆巴拉克要求退款。他向科学家大吼

大叫:“你这套算法是骗人的!要不是你这套东西,我才不会把钱都拱手让人,我大可多盖一座宫殿!”科学家会辩白道:“可是,正是因为我们
预测到了,革命才没有发生啊。”“你是说,你们预测到了,只是没有发生?”穆巴拉克一边说,一边示意叫警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种神棍,
开罗的市场到处都有。”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

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

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2. 盲目的历史女神克丽欧

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
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基督教是比摩尼教更好的
选择,或证明阿拉伯帝国比波斯帝国对人类更有利。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

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当然,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基督徒相信,基督教击败摩尼教
对全人类有益;但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没有理由同意他们的想法。穆斯林也认为,穆斯林攻下波斯帝国对人类有益;但也只有
在我们接受穆斯林世界观的前提下,才会觉得确实如此。很有可能,如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彻底消失,人类生活反而更好。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虫或病毒就是这样住在宿主体内,繁殖、传播,从
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夺取养分,让宿主衰弱,有时甚至丧命。只要宿主能够活着让寄生虫继续繁衍,寄生虫就很少关心宿主的情形。至于
文化,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寄生在人类的心中。它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有时候让宿主变得衰弱,有时候甚至让宿主丧命。任何一
个文化概念(像是基督教在天上的天堂),都可能让某个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这种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于是,人类死亡了,但想法持续传
播。根据这种说法,文化并不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
有受到感染的人。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emetics)。迷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
因”(meme)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67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

多数人文学者看不起迷因学,认为这只是非专业人士用了一个粗糙的生物学模拟,试图解释文化的进程。然而,同样这批人文学者却有许

多人拥抱了迷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
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19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

和种族灭绝。只要有某个国家的人受到感染,邻国的人就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虽然民族主义病毒让自己看起来对全人类有利,但其实主要
还是对自身有利。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博弈理论也常有类似的论点。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

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军备竞赛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很多时候,各国的军备竞赛只会拖垮所有彼此对立的国家,并不会真正
改变军事力量的平衡。巴基斯坦买了先进战机,印度就立刻跟进。印度发展核弹,巴基斯坦也有样学样。巴基斯坦扩编海军,印度就立刻仿
效。在这一切过程结束的时候,双方权力平衡很可能根本和过去没什么改变,但原本可用于教育或医疗的数十亿美元经费就这样浪费在武器上
了。然而,这种军备竞赛的发展势难抗拒。这就是种行为模式,像是病毒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伤害了所有人,只对行为模式本身
有利,符合演化论上繁衍、复制的要求。(在此一提,军备竞赛也像基因一样,本身并没有意识,并不是自觉地在寻求生存和繁殖。其传播是
在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下,出现一个意外的结果。)

于是,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

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
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

***

历史就这样从一个岔路走到下一个岔路,选择走某条道路而非另一条的原因总是神秘而不得而知。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
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始于西欧,这里可以说只是亚非大陆的

一个巨大半岛,在这之前并未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但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出现在此,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又为什么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叶,

而不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前?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学者已经提出数十个理论,但都不特别具有说服力。

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我们不难想象,历史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过去,而从未发生科学革
命,就算没有基督教,没有古罗马帝国,没有金币,历史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

图22 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这是第一颗原子弹引爆8秒后的影像。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看到这场爆炸之后,引述了《薄伽
梵歌》(Bhagavad Gita):“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第十四章
发现自己的无知

假设有个西班牙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虽然这时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但他看看四

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十分熟悉。这时的科技、礼仪和国界都有许多不同,但这位做了个李伯大梦的中世纪农民仍然能有家的感觉。然而,如

果是某位哥伦布的水手做了这场梦,醒来的时候听到的是21世纪的iPhone铃声,他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很可能
会问自己:“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已经到了70亿。68人类在
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合现值2500亿美元,69但今天每年人类生产的价值约为60万亿美元。70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
万亿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71(看看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

假设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就能摧毁整个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
都不会有。只要有五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72只要有一台现代计算机,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
数抄本和卷轴的信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前现代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银行。73

在公元1500年,有几个城市人口已经超过10万,多数建材使用泥土、木材和稻草;只要有三层楼的建筑,就已经算是座摩天大楼。街道是

有车辙的泥土路,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不堪,街上满满的是行人、马匹、羊、鸡,以及少数的运货马车。城市里最常听到的噪音是人声和
动物声,偶尔还会听到锤子和锯子的声音。日落时分,城市景观是一片黑,只有偶尔能见到的几点烛光,或是火把闪烁。如果这种城市的居民
看到了现在的台北、纽约或孟买,他会怎么想?

在16世纪前,从没有人绕地球航行一周。一直要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壮举。这
趟旅程耗时3年,几乎所有探险队员都在途中丧生,麦哲伦也是其中一员。而到了1873年,在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想象中,富
有的英国探险家福格(Phileas Fogg)已经可以只花80天就环游世界一周。而到了今天,只要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任何人都能够在48小时内轻

松又安全地完成环球大业。

在公元1500年,人类还被局限在地面上。虽然可以盖起高塔、爬上高山,但天空仍然是专属于飞鸟、天使和神的领域。而到了1969年7月
20日,人类登陆月球。这不只是一项历史成就,更是一项演化上甚至是宇宙间的壮举。在过去40亿年演化期间,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离开地球大

气层,更不用谈要在月球上留下手印或足迹。

在地球上,微生物占了全部有机体大约99.99%,但人类要到非常晚近,才对微生物有所认识。这并不是因为微生物与我们无关,相反的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数十亿个单细胞生物,而且还不只是搭搭便车的关系。微生物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致命的敌人。有些微

生物可以帮助消化、健胃整肠,而有些则会导致疾病、造成感染。一直要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当时安东·冯·列文虎克
(Anton van Leeuwenhoek)自制了一台显微镜,用来观察一滴水,他看到里面有许多小生物动个不停,这让他大吃一惊。在随后的300年间,

人类才开始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微生物物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治疗大多数由微生物造成的致命传染病,也能够将微生物用于医疗和产业
用途。像是我们可以用细菌来制造药物、生物燃料,或是杀死寄生虫。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

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

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称为“科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
量。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因为一直到大约公元1500年前,全球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政府和富有

的赞助者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教育和作为奖学金,但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现有能力,而不是取得新的能力。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
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合法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成长。

但在过去的500年中,人类越来越相信可以靠着投资科学研究提升人类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证明。随着

证据越来越多,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就越来越愿意投入科学。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人类永远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不可能操纵微生
物,更不可能分裂原子。以美国政府为例,最近数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从事核物理研究。靠着相关研究,美国得以兴建核发电厂,为美国产业
提供廉价的电力,而产业又能纳税给美国政府,政府再拨其中部分继续研究核物理。

科学革命的回馈循环。科学需要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要有进展,更需要科学、政治和经济彼此相互强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资
源,科学研究几乎就不可能成功。反过来说,科学研究也为赞助者带来新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取得新的资源,而部分就会再用来研发新的能
力。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靠着研究取得新的能力?又是什么促成了科学、政治和经济的结合?本章先着重在现代科学的独特性,
以提供部分解答。接下来的两章会再探讨科学、欧洲帝国、资本主义经济三者之间如何形成联盟。

不知为不知

至少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现代科学
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前缀“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

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2.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

成全面的理论。

3. 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

对于像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儒教这些前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这些全知者可
能是某些伟大的神、某个全能的神或是某些过去的智者,通过经典或口传,将这些智慧传给后人。而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重点就是要钻研这些
古籍和传统,正确加以理解,就能获得知识。在当时,如果说《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居然漏了某些宇宙的重大秘密,而这个秘密
又居然能被一般血肉之躯的人给发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对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说,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的可能。第一种,“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重要的事。要取得必要的知识,他该做的就是去问那
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寻找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的事。例如,如果有一位13世纪的英格兰农夫,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会认为基督教

知识体系一定能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他该做的就是去请教当地的牧师。

第二种,“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一些“不重要”的事。就当时的定义来说,伟大的神祇或智者都懒得告诉我们的事,一定是不重要的。例

如,假设我们这位英格兰农民又想知道蜘蛛是怎么结网的,他去问牧师也没用,因为任何的基督教经典都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这
绝对不代表基督教有什么缺陷。反而是代表蜘蛛怎么结网这件事根本不重要,人类无须知道。毕竟,上帝一定知道蜘蛛怎么结网,而如果这件
事这么重要、会影响到人类的繁荣和救赎,上帝怎么可能不在《圣经》里面有完整的解释?

基督教并不会禁止民众研究蜘蛛。但研究蜘蛛的学者(如果中世纪欧洲真的有人研究蜘蛛的话)就必须有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在社会就是
处于边缘角色,而且不管研究结果为何,基督教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不管学者研究的是蜘蛛、蝴蝶,还是加拉帕戈斯雀,都只会被视为是无
关痛痒的事,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真理。

事实上,事情永远没那么简单。就算是最虔诚、最保守的时代,还是会有人认为,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是“整个知识体系”所不知道的,

但这种人常常就会被边缘化或遭受迫害;但也有可能,他们就会开创一个新的体系,开始宣称只有他们才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举例来说,穆
罕默德宗教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谴责他的阿拉伯同胞,说他们对于真正神圣的真理一无所知。穆罕默德很快就宣称只有自己知道全部的真相,

而信众也开始称呼他为“先知的封印”(The Seal of the Prophets,意为所有先知到此为终结)。于是,所有的启示当然也就是到了穆罕默德为

止,再也没什么重要的了。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
是“生物学家的封印”,说自己已经完全解开了生命的谜团。经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生物学家承认,他们还是无法完整解释为什么大

脑能够产生意识。物理学家也承认,他们不知道什么引起了宇宙大爆炸,也不知道如何让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

也有些时候,因为不断有新证据出现,各种科学理论也就互相交锋、战火热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究竟哪种经济模式最好。虽然每个
经济学家都可能会说自己的模式最恰当,但每次出现金融危机和股市泡沫,我们就会看到主流改变;目前一般公认,我们还是不知道最佳的经
济模式究竟为何。

还有些时候,因为现有的证据强力支持某些理论形成主流,于是其他理论就被冷落。虽然我们一般认定主流理论为真,但每个人也都同
意,如果新证据出现而与主流理论相违背,主流理论也就需要修正甚至是淘汰。像是板块构造理论和演化论就属于这种例子。

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这一点大幅提升了人类理解世界如何
运作的能力,以及创造新科技的能力。然而,这也给人类带来祖先多半无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现在这个体系而言,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
所不知,现有的知识也并未定案,但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让数百万人得以有效合作的虚构故事。如果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故事都大有问题,社会
岂不是要崩溃了?要怎样才能让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持运作?

正因如此,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靠着两种不科学的方法,其他别无选择。

1. 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纳粹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声称他们的种族政策是来自生物事实

的推论。

2. 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这一直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策略。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础在于坚持主张人类的特殊价值和

权利,但很尴尬的是,对智人的科学研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但我们也不该太过惊讶。毕竟,科学还是得倚靠着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才能取得经费,并将研究正当化。

不论如何,现代文化已经比过去任何文化都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维系,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
法的信任,这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人类从历史一开始就不断进行实证观察,但其影响常常十分有限。毕竟,如果我们觉得已经有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进
行新的观察?然而,现代人们开始承认自己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几近无知,就开始觉得需要寻找取得全新的知识。因此,主流的现代研究
方法就会预设旧知识有所不足。而且,这时候的重点不在于研究旧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强调新的观测、新的实验。如果现在观察到的现象与过
去的传统知识体系相冲突,我们会认为现在的观察才正确。当然,如果是研究宇宙星系的物理学家、研究青铜时期城市的考古学家或是研究资
本主义产生的政治学家,就不会忽略传统知识体系。他们会研究过去的智者究竟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但不论是想当物理学家、考古学家还是

政治学家,在读大学的第一年,就会有人告诉他们,要把目标放在超越爱因斯坦、施利曼(Schliemann)和韦伯所告诉我们的知识。

***

然而,光是观察并不足以成为知识。为了要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察,结合成完整的理论。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
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例如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或是儒教经典里,我们很少看到有图表或计算公式。传统的神话和经典里,讲到所谓的一般法
则都是用文字叙述,而不是用数学公式。举例来说,摩尼教提出的基本原则就认为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恶的力量创造了物质,而善的力量创

造了精神。人类就处于这两股力量之间,而应该从善弃恶。然而,摩尼教的先知摩尼(Mani)并没有用什么公式来告诉我们善恶两方各自拥有
多少力量,人类应该据以做什么选择。他从来没有算过什么“作用在人身上的力等于精神的加速度除以身体的质量”。

但这正是科学家的目标。在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这可以

说是现代历史最重要的著作。牛顿在书中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只要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解释宇宙中苹果或是流星掉落的规律:

从此之后,任何人想要了解炮弹或行星是如何运动的,又会落向何方,只要测量一下物体的质量、方向、加速度和作用力,把这些数据填

入牛顿的方程式,答案简直就像魔术一样跃于眼前。一直要到19世纪末,科学家才观察到有某些状况并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于是带来下一波

物理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

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也有些学者想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
学和心理学整理成简单的公式,却发现这些领域实在太复杂,不可能依样画葫芦。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数学。在过去两百年间,为
了处理现实中更复杂的层面,数学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统计学。

1744年,亚历山大·韦伯斯特(Alexander Webster)和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这两位苏格兰长老会教士打算成立一个寿险基

金,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他们建议教会的每一位牧师都将收入拨一部分进入基金,基金用这笔钱从事投资。如果牧师过世,遗
孀就能从基金的获利中取得分红,她的余生也有了保障。然而,他们必须先知道基金规模多大才足够完成这种目标。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必须预
测每年大约会有多少牧师过世、留下几位孤儿寡妇,以及这些寡妇在丈夫过世后还会活几年。

我们来提一下这两位教师“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向上帝祈祷告诉他们答案,没有在《圣经》或古代神学家作品中遍寻解答,也没有提出
抽象的哲学争论。毕竟,苏格兰人本来就是个实际的民族。于是他们联络了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Colin Maclaurin)。他们收

集了民众过世年龄的资料,用以计算在某一年里可能有几位牧师过世。

这些计算要归功于当时不久前在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几项突破。其中之一是雅各布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伯努利认为,虽然某些单一事件(例如某个人死亡)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有了许多类似事件,用平均结果来预测就能相

去不远。换句话说,虽然麦克劳林无法用数学预测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是不是明年就会过世,但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他就能告诉韦伯斯特和华莱

士明年很有可能有多少位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过世。幸运的是,他们手上已经有现成的数据。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在50年前就已经
发表相关统计表,正好派上用场。哈雷分析了德国布雷斯劳市(Breslau)的1238份出生、1174份死亡记录,让我们看到某个20岁的人死在某
一年的概率是1∶100,而50岁的人则是1∶39。

整理这些数字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苏格兰通常有930位长老教会牧师,每年过世27位,而其中有18位会留下遗
孀。在没有留下遗孀的几位中,有5位会留下孤儿,至于有遗孀的,也有2位可能有不到16岁的孩子。他们还计算出遗孀有可能在多久之后过世

或再婚(这种时候便停止补助)。有了这些数据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就能判断加入基金的牧师每人该付多少钱,为自己的亲人打算。当

时,如果牧师年缴2英镑12先令又2便士,他的遗孀便能一年得到10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而如果他认为这还不够,可以选择年缴6英
镑11先令3便士,遗孀一年就能得到25英镑,生活更为优渥。

根据他们的计算,到了1765年,这个“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总资本会有58348英镑。事后证明,他们的计算准确到不可思
议。到了这一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7英镑,只比预测少了1英镑!这可是比所有宗教先知的预言都准确太多了。时至今日,他们的基金简称为
苏格兰遗孀基金(Scottish Widows),是全球最大的退休金和保险公司之一,总值高达1000亿英镑,现在任何人都能够购买其保单,而不只保

障苏格兰的遗孀。74

这两位苏格兰神职人员所用的概率计算,后来不仅成了精算学的基础(这是退休金和保险业务的核心),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概念

[人口统计学则是由圣公会的牧师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所建立]。接着,人口统计学又成了达尔文(他也差点儿成了英国圣公

会的牧师)建立演化论的基础。虽然没有公式能够预测某种条件下什么样的生物可能演化,但遗传学家还是能够利用概率计算,了解某个特定
族群产生特定突变的可能性。这样的概率模型已经成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基础。就算是物理学,

最后牛顿的经典公式也加入了量子力学的概率云(probability cloud)概念。

***

只要看看教育的历史,就能知道这项进展对人类有多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数学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算是知识分子也很少真的全心投
入。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的核心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教育通常就只是简单的算术和几何学。没有人研究统计学这件事。神学无疑是所
有学科中的王道。

但到了今天,修辞学乏人问津,逻辑只剩哲学系继续捧场,神学只剩神学院大力支持。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兴趣或是被强迫学数学。走

向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趋势势不可挡,而所谓的“精确”,正是因为使用了数学工具。就算是像语言学或心理学这种传统上属于人文领域

的学科,现在也越来越依赖数学,并试图让自己看来有着精确科学的样子。统计课程现在已经不只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必修课,连心理学、社
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同样需要。

像是在我任教的大学,心理系列出的第一项必修课就是“心理学研究统计与方法概论”。而到了第二年,心理系学生还得修“心理学研究统计
方法”。如果你告诉孔子、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要先学会统计,才能了解人的心灵、治愈人的疾病,他们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

知识就是力量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消化了解现代科学并不容易,因为对人脑来说,这种数学语言很难掌握,而且其结果常常与一般常识互相矛盾。在全

球70亿人口中,有多少人真的了解量子力学、细胞生物学或总体经济学?尽管如此,因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太多新的能力,也就享有崇高的地

位。虽然总统和将军可能自己不懂核物理,但他们对于核弹能做什么事可是了如指掌。

在1620年,培根(Francis Bacon)发表了《新工具》(The New Instrument)的科学宣言,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考验,不在
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科学家一般公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百分之百正确。因此,用“真实”与否来为知识评

分并不妥当。真正的考验就是实用性。能让我们做出新东西来的,就是知识。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为人类提供了许多新的工具。有些是思考的工具,像是能够用于预测死亡率和经济成长率;但更重要的是科技工具。
科学和科技的关联实在太过密切,让许多人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常常会认为,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出新科技,而如果不会产生新科
技,科学研究也就没有意义。

但事实上,科学和科技是在最近才开始紧密相连。在公元1500年前,科学和科技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培根在17世纪将这两者接轨的
时候,其实是个革命性的想法。两者的关系在17、18世纪更趋紧密,但要到了19世纪才真正孟不离焦。即使到了1800年,当时多数的统治者

都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多数的商业大亨也都希望能有蓬勃的企业,但他们都还完全不会想到要为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研究提供资
金。

当然,史上并不是没有例外。只要是优秀的历史学家,绝对都能找出例外情形;但如果是更优秀的历史学家,就会知道这些例外只是出于
某些人一时的好奇,不应该因此影响对大局的判断。一般来说,前现代的统治者和商人想取得新科技的时候,多半并不是将资金投入研究宇宙
的本质,而多数的思想家也不会想把他们的发现发展成科技上的小工具。统治者资助教育机构,目的只是为了传播传统知识、强化现行秩序。

虽然在过去也常有人发展出新科技,但通常是些未受过教育的工匠不断尝试错误而产生,而不是学者经由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而得。运货马
车的制造商,每年会用一样的材料制作出一样的车,而不会把每年赚钱的一定比例投入研发新型马车。虽然马车的设计偶尔也会有所改善,但
通常是因为当地某个木匠天纵英才,而且他常常一步也没进过大学,很可能大字也不识一个。

不仅民间如此,公共部门也一样。在现代国家里,从能源、医疗到废弃物处理,国家几乎都会要求由科学家提出解决办法,但这在古代的

王国里很少出现。古今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武器设备。1961年,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军事与产业结合、势力不断膨胀的

情形提出警告,但他的说法并不完整。除了军事和产业,科学也是其中一分子,因为今日的战争正是科学的产物。许多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发
展,正是由军事所发起、资助及引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无止境的壕沟战时,双方都寄望科学家能够打破僵局、拯救自己的国家。这些穿着实验衣的人响应了这项号召,从
实验室里大量推出各种令人咋舌的新式武器:战机、毒气、坦克、潜艇,比以往效能更高的机枪、大炮、步枪和炸弹。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的重要性更是一日千里。1944年底,德国节节败退,战败已经近在眼前。一年前,德国人的盟友意大利也已经

推翻了墨索里尼,向同盟国投降。然而,即使英美苏三国联军步步进逼,德国还是不断顽强抵抗。之所以德国军民还是能够维持一线希望,就

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科学家即将能够推出如同奇迹般的新武器,像是V2火箭和喷气式飞机,力挽狂澜。

然而,虽然德国人确实在研发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美国曼哈顿计划却已经将原子弹研发成功。1945年8月初,原子弹制造完成,虽然德国

已经投降,但日本还在负隅顽抗。美国军队作势攻入日本本岛。日本誓死抵抗,准备决一死战,而且这绝非装腔作势。美国将军告诉杜鲁门总

统,如果真要入侵日本本土,必然有超过百万美国士兵丧命,战争也必然会拖进1946年。于是,杜鲁门决定使用这款新型炸弹。在两枚原子弹

投下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就此告终。

然而,科学除了研发出攻击性武器,也可能提供防御的功能。今天有许多美国人相信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关键不在政治,而是科技。他们
相信只要在纳米科技产业再投入几百万美元,美国就能研发出类似仿生间谍苍蝇的装置,前往每个阿富汗的山洞、也门的碉堡或是北非的军

营。只要梦想成真,本·拉登的继任者就算只是泡杯咖啡,中情局的间谍苍蝇也能了如指掌,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传回中情局本部。他们也相

信,只要在大脑研究再投入几百万美元,就能在每个机场配备超精密的脑波扫描仪,侦测种种愤怒和仇恨的思想。这会成真吗?没有谁知道。
开发这些间谍苍蝇或思想扫描仪真的是明智的做法?这也是未定之数。尽管如此,就在你读着这几行字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很可能就投入了数
百万美元,研发相关的纳米技术,资助相关的大脑实验,推动相关的种种研究。

从坦克、原子弹到仿生间谍苍蝇,一般人可能想不到的是,这种对于军事科技的迷恋其实到了近代才出现。在19世纪前,军事上的主要变

革都在于组织而不是科技。在不同文明第一次接触时,科技差距有时候影响重大,但即使如此,却很少人认真想过要刻意制造或扩大这种差
距。大多数的帝国之所以兴起并不是因为有了形同巫术般的科技,而且统治者也并未认真思考要提升科技。阿拉伯人能够打败波斯帝国,并不
是因为弓或剑更为优良;土耳其人能够打败拜占庭,并不是科技上占了什么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靠的也不是什么巧妙的新武器。事实上,
以上这些战败国的军事和民间科技,其实都更先进。

古罗马军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这是当时最强的军队,但就科技上来说,古罗马并不比迦太基、马其顿或塞琉西帝国占有优势。古罗马军
队的优点在于有效率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以及庞大的后备力量。古罗马军队从来没有研发部门,在几世纪间,所用的武器大致上并无不

同。前面提过,小西庇阿曾在公元前2世纪率大军攻下努曼西亚,将迦太基夷为平地,而如果他的军队穿越时空来到500年后的君士坦丁在位期
间,他战胜的概率其实仍然很高。但想象一下,就算已经到了16至18世纪的近现代,如果把康熙皇帝的军队带到现代,要和中国解放军一较高

下,情况会是如何?虽然康熙文治武功均高,手下也有一批猛将,但在现代武器装置之前都将不堪一击。

无论是在古罗马或是古中国,多数的将领和哲学家都不认为研发新武器是自己的责任。然而,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就包括了火药。而就
目前所知,火药的发明其实是一场意外,原本的目的是道士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来。而从火药后来的发展,就更能看出这种趋势。有人可能会认
为,有了这些道教炼丹术士,中国就要称霸全球了。但火药这种全新化合物在中国的主要用途只是鞭炮而已。就算是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也没有哪个宋朝皇帝急着建立起中世纪的曼哈顿计划,发明某种末日武器来拯救宋朝。一直要到大约15世纪(火药发明大约600年后),大炮

才成了亚非大陆上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从一开始,火药就有了能够攻城略地的潜力,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才付诸军事用途?原因就在于,火药
刚发明的时候,不论是皇帝、文人还是商人,都没想到新的军事科技能够救国或是致富。

情况一直要到15、16世纪才有所改变,但又要再两百年后,才有证据显示统治者确实已经愿意将资金投入新武器的研发。在当时,后勤对
战争的影响仍然远大于科技。拿破仑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争大破俄奥联军,但他所用的武器其实和不久前被送上断头台的路

易十六的并无太大不同。拿破仑本人虽然是炮兵出身,但对新武器的兴趣不大。科学家和发明家曾希望说服他拨款研发飞行器、潜艇和火箭,
他仍然意兴阑珊。

一直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登场,科学、产业和军事科技才开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此世界急速全然改观。

进步论的理想

在科学革命之前,多数人类文化都不相信人类还会再进步。他们觉得黄金时代属于过去,整个世界只会停滞甚至恶化。如果恪遵祖宗智
慧,或许能够再次唤回过去美好时光;如果发挥人类智慧,或许也能勉强改善日常生活某些面向。然而,人们普遍不相信人类知识能够克服世
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如果连穆罕默德、耶稣、佛陀、孔子这些全知者都没办法解决饥荒、疾病、贫穷和战争,我们这些平凡人又怎么做得到
呢?

许多信仰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某位救世主,解决一切战争、饥荒甚至死亡。但是如果说到人类可以靠着发现新知识、发明新工具就解决

一切问题,就会被认为不只是可笑,更是狂妄自大。无论是巴别塔、希腊神话的伊卡鲁斯(Icarus)或是犹太传说的活假人(Golem),这些神

话故事都在告诫人类,不要企图超越人类的极限,否则只会灾难加身。

等到现代文化承认自己对许多重要的事还一无所知,又发现科学研究可以给我们新的力量,人类开始思索,觉得确实还有可能真正进步。
随着科学开始解决一个又一个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也开始相信,只要取得并应用新知,人类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贫困、疾病、
战争、饥荒、年老和死亡看来都已不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而只是无知造成的限制。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闪电。在许多文化里,闪电都被认为是愤怒的雷神之锤,用来惩罚罪人。但在18世纪中叶有了一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
实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场雷雨中放风筝,希望验证闪电是否只是一道电流。通过富兰克林的实证观察,再加上他对电的特

性的知识,他终于发明了避雷针,于是神祇缴械认输。

贫穷又是另一个例子。在许多文化里,贫穷都被认为是这个不完美世界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根据《圣经·新约》,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不
久,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珍贵的香膏来浇在耶稣的头上,香膏足足价值300迪纳厄斯银币。耶稣的门徒认为这么大一笔钱可以用来赈济穷人,
不该如此浪费,因此有些生气。但耶稣则为她辩护,说道:“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
福音》,14:7)。但到了今天,就算是基督徒,也越来越少人会同意耶稣的说法。就现在看来,贫穷越来越像是个可以处理的技术问题。一般

都认为,只要以农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的最新发现为基础,制定相关政策,就能消灭贫穷。

而且确实,世界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有最恶劣的贫穷形式。纵观历史,社会上有两种贫穷:(1)社会性的贫穷,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机会,
却不愿意释出给他人;(2)生物性的贫穷,指的是因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许社会性的贫穷永远都会存在、无法根

除,但在全球许多国家中,生物性的贫穷都已经成了过去式。

在不久之前,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十分接近生物贫穷线,只要一落到这条线以下,就代表无法得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热量。于是只要稍微失算
或是一时不幸,就很容易落到线下,面临饿死的危机。而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很可能让一大群人共同落入这个深渊,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但到今天,全球大多数人民都有一张安全网。可能是个人保险,可能是社会福利,也可能是当地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保护,能让他们免遭不
幸。即使某一地区遭遇重大灾难,全球动员的救灾工作通常也能避免情况恶化到无可挽回。虽然民众还是会碰上一些落魄、耻辱、贫病交错的
情形,但在多数国家里,都不会再发生饥饿至死的惨剧。事实上,许多社会现在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胖死比饿死的概率更高。

吉尔伽美什计划

人类所有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里,有一项最为令人烦恼、有趣且重要:死亡。在现代晚期之前,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想当然地认为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此外,多数的信仰也以死亡作为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死亡,伊斯兰教、基督教或是古埃及宗教
会变得如何?这些宗教告诉信众,他们应该和死亡达成一种协议,将重点放在来世,而不是在今生试图克服死亡、寻求永生。当时最聪明的人
才,想的是如何给死亡赋予意义,而不是逃避死亡。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现存最古老的神话里: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神话。这则神话的主角是乌鲁克(Uruk)的国王吉尔伽美
什,他英勇善战,无人能敌。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恩基杜(Enkidu)过世,他坐在遗体旁陪着他许多天,直到看到朋友的鼻孔里掉出了一只

蛆来。那一刻,吉尔伽美什感到极度惊恐,下定决心设法战胜死亡。他接着踏上旅程前往世界的尽头,途中击败狮子、与蝎人作战,还得找到

方法进到阴间。到了阴间,他打碎了几个岩石巨人,遇见阴间的摆渡人乌夏纳比(Urshanabi),最后找到了经历巴比伦大洪水仍幸存的乌特纳
比西丁(Utnapishtim)。然而,最后吉尔伽美什的努力仍告失败,空手而归。虽然一样无法避免死亡,但他多了几分智慧。吉尔伽美什体会

到,从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开始,死亡就是人类必然的命运,必须学会接受。

如果是进步论的信徒,就不会接受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对信奉科学的人而言,死亡绝非必然的命运,而不过是个科技问题罢了。人之所
以会死,可不是什么神的旨意,而是因为各种技术问题,像是心脏病,像是癌症,像是感染。而每个技术问题,都可以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
案。心脏衰竭的时候,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或直接用新的心脏取代。癌症肆虐的时候,可以用药物或放射线治疗。细菌繁殖的时候,可以
服用抗生素来解决。确实,现在我们还无法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然而我们正在努力。现在所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不是浪费时间为死亡赋予意义,
而是忙着研究各种与疾病及老化相关的生理、荷尔蒙和基因系统。他们也在开发新的药物、革命性的新疗法以及各种人造器官,这都能让人类
生命延长,甚至有一天终能击败死神。

在不久之前,不论是科学家或任何人,都还不敢把话说得如此大胆。他们会说:“打败死亡?!这话太夸张了。我们只是想医好癌症、肺结
核和阿兹海默症而已。”人们避谈死亡,是因为这个目标似乎太虚无缥缈,为什么要有不合理的盼望呢?然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承认。科

学革命的一大计划目标,就是要给予人类永恒的生命。如果觉得永生不死似乎还是个太遥远的目标,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医药成就早就

是几世纪前所绝对不敢想象的。在1199年,狮心王理查不过是被箭射中了左肩。对今天的医疗来说,这不过是个轻伤。但在1199年,没有抗生
素,也没有有效的杀菌方法,于是轻微的皮肉伤造成感染,形成坏疽。12世纪的欧洲阻止坏疽的唯一方式就是截肢,但感染在肩膀上,连截肢

也不可行。于是,坏疽就这样在狮心王的身体里蔓延,而众人无能为力。不过两周之后,他就在极度的痛苦中驾崩。

就算到了19世纪,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仍然不知道如何预防感染、避免组织腐败。在战场上,就算士兵只是肢体受了轻伤,军医常常还是立

刻截肢,以免坏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当时不论是截肢还是其他任何医疗程序(如拔牙),都还没有麻醉剂可用。最早的麻醉药(乙醚、

氯仿和吗啡)都是要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正式用于西方的医疗之中。在氯仿问世之前,每次要进行截肢,就得用上四名士兵把受伤的患者牢
牢压住才成。1815年滑铁卢之役隔日清早,野战医院旁边就因为截肢而有了手脚成堆的景象。在那些时候,征召入伍的木匠和屠夫常常被调派

到军医院,毕竟手术需要的不过也就是刀锯,再无其他。

但在滑铁卢之役两百年后,一切已经截然不同。我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药丸、针剂和复杂的手术任君挑选,许多在过去必然会造成死亡的疾
病和伤口,现在只是小事一件。此外,对于前现代的民众来说,有许多疾病和疼痛无法可治,只能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来接受,但现在也得以

药到病除。全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5~40岁跃升为67岁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更高达80岁。75

死神军团受到最大的挫败在于儿童死亡率。在20世纪之前,农业社会里有1/4到1/3的孩童无法活到成年。他们多数都死于儿童期疾病,例
如白喉、麻疹和天花。在17世纪的英国,每1000个新生儿就有150个无法活到1岁,而且有1/3的儿童也无法活到15岁。76时至今日,英国每
1000个新生儿只有5个无法活到1岁,只有7个无法活到15岁。77

如果我们先把统计学放在一旁,来讲讲故事,或许就更能体会到这些数字背后的全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

(1237~1307)和埃莉诺王后(1241~1290)一家。他们的孩子可说享有中世纪欧洲的最佳照料,住在宫殿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足够的

御寒衣物,有供给无虞的温暖壁炉,有当时最干净的用水,许许多多仆人能使唤,还有最好的医生。而以下数据列出了埃莉诺王后从

1255~1284年间所生的16个孩子:

1. 一个女儿,不知姓名,出生于1255年,出生时夭折。

2. 一个女儿,取名凯瑟琳,1岁或3岁时夭折。

3. 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6个月时夭折。

4. 一个儿子,取名约翰,5岁时夭折。

5. 一个儿子,取名亨利,6岁时夭折。

6. 一个女儿,取名埃莉诺,得年29岁。

7. 一个女儿,不知姓名,5个月时夭折。

8. 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享年35岁。

9. 一个儿子,取名阿方索,10岁时夭折。

10. 一个女儿,取名玛格丽特,享年58岁。

11. 一个女儿,取名贝伦加丽亚,2岁时夭折。

12. 一个女儿,不知姓名,出生后不久夭折。

13. 一个女儿,取名玛丽,享年53岁。

14. 一个儿子,不知姓名,出生后不久夭折。

15. 一个女儿,取名伊丽莎白,享年34岁。

16. 一个儿子,取名爱德华。

这位最年轻的爱德华,不仅是第一个得以活过危险童年的儿子,而且在父王驾崩之后即位,成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换句话说,埃莉

诺王后尝试了16次,才终于完成了英格兰王后最重要的使命:让丈夫能有一位男继承人。她想必是一位耐心卓绝、毅力过人的女性。只不过,
爱德华二世挑的王后、法国的伊莎贝拉就不是这种人了。她在他43岁的时候将他谋杀。78

据我们所知,埃莉诺和爱德华一世两人都十分健康,并没有将什么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传给子女。然而,他们的16个孩子还是有10个
(62%)未能活过儿童期。只有6个活过11岁,只有3个(18%)活过40岁。而且,除了这些确实出生的孩子之外,埃莉诺王后很有可能还曾经

几次流产。平均而言,爱德华和埃莉诺大约是每三年就有一个孩子夭折。这种丧子丧女之痛,对今天的父母而言简直难以想象。

***

这项要打败死亡的吉尔伽美什计划会需要多久?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我们回头看看,在1900年的时候我们对人体几乎一无所知,而
在这一世纪中已经得到了多么大量的知识,因此确实有乐观的理由。基因工程师最近已经成功将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平
均寿命延长了6倍。79这在智人身上是不是也行得通?纳米科技专家也正在研发使用数百万的纳米机器人打造仿生免疫系统,让这些机器人住在
我们的身体里,就能打通阻塞的血管、抵抗病毒和细菌、消灭癌细胞,甚至逆转老化的进程。80有几位学者确实认为,到了2050年,就已经能
够让某些人达到长生(a-mortal)的状态,只要不是因为意外而受到致命性伤害,就能将生命无限延长[而所谓的不死(immortal),则是指完

全没有死亡的可能]。

不论这项吉尔伽美什计划是否会成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许多现代晚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强调死亡和来世这两项元

素。在18世纪之前,各个宗教仍然认为死亡和其影响是生命意义的核心。但从18世纪开始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像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
主义,就已经对来世完全失去兴趣。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死后会如何?资本主义者呢?女权主义者呢?如果想从马克思、亚当·斯密或西蒙娜·

波伏娃的著作中找到以上问题的解答,无疑是缘木求鱼。唯一一个让死亡仍然占据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在那些绝望到极点但又
同时充满诗意的时刻,民族主义就会向人承诺,就算你牺牲了生命,但你会永远活在国家整体的永恒记忆里。只不过,这项承诺实在太虚无缥
缈,恐怕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不知道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科学研究的恩客

我们活在一个科技时代。许多人相信,有了科技就能找出所有问题的解答。只要让科学家和科技研发人员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在地
球上创造天堂。然而,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的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科学活动所费不赀。如果生物学家想研究人类免疫系统,就需要实验室、试管、化学药品和电子显微镜,更别提还需要实验室助理、水电
工人和清洁工人。如果经济学家想模拟金融市场状况,就得购买计算机、建立庞大的数据库,还需要开发复杂的数据处理程序。如果考古学家
想了解古老的狩猎采集行为,就必须长途跋涉、挖掘遗址,还得为所有的骨骼化石和文物标记日期。这一切都需要经费。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取得如同奇迹般的成果,有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助者愿意为此投入数十亿

美元的经费。这数十亿美元对于绘制世界地图、宇宙星图,以及将整个动物界编目的贡献,其实远超过哥伦布、伽利略和达尔文个人。就算这
几位天才大师从未出生,迟早也会有人得到与他们相同的见解。但如果没有适当资金,就算再怎么天纵英才,也是有力难施。举例来说,如果

达尔文从未出生,提出演化论的荣耀就会落到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头上,他在不知道达尔文理论的情况下,不过

几年之后也想出了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然而,如果欧洲列强并未资助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不论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
都无法得到提出演化论背后所需的实证资料。很有可能他们连想都想不到。

究竟为什么会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政府和企业流进实验室和大学?在学术界,许多人还天真地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纯粹的科学学术。
他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基于利他的心态,于是提供经费给他们从事任何他们有兴趣的研究。但关于科学经费的现实绝非如此。

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例如在16世纪,国王和银行业者对

于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地理探勘可以说是挥金如土,但讲到要研究儿童心理学可就一毛不拔。原因就在于,国王和银行家认为新的地理知识能够
让他们征服新的土地、成立贸易帝国,但他们在儿童心理学这一块,则看不到任何利益。

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苏联也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核物理,而不是水下考古。根据两国当政者推测,研究核物理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而水下

考古对于赢得战争大概没什么帮助。科学家本身并不一定会察觉到各种控制金钱流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许多科学家确实只是纯粹为了
求知而研究。然而,真正控制科学发展进度表的,也很少是科学家。

就算我们希望能够赞助纯科学,不要受到政治、经济或宗教利益干扰,很有可能还是无法成功。毕竟,人类的资源有限。如果要求美国国

会议员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多拨100万美元来从事基础研究,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问,如果这笔钱拿来做教师培训或是补助他选区某个陷入
困境的工厂,不是更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吗?正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就必须回答像是“什么更重要”和“怎样才算花得适当”这种问题。但这些都不是
科学问题。科学能够解释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如何运作,以及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就定义来说,科学不会假装自己知道未来“一
定”会有什么。只有宗教和意识形态会声称自己知道这些答案。

考虑以下的两难情境:有来自同一系所的两位生物学家,拥有同样的专业技能,都想申请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甲教授想研究一种会感
染奶牛乳房、造成产奶量降低一成的疾病。乙教授想研究的则是奶牛被迫与后代分开时是否会造成忧郁。假设经费有限,不可能两者都补助,
那么哪位教授该得到这笔经费?

这个问题没有出于科学的答案,只有出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答案。在现在,显然甲教授更有可能得到经费。这并不是因为研究乳房疾病
比牛心理在科学上更有趣,而是因为能够从此研究得益的乳品业,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会远大于关心后者的动物保护团体。

或许,如果是在视牛为圣物的印度,或是在某个致力于保护动物的社会里,乙教授就有更大的胜出机会。然而,如果他所在的社会更重视
的是牛奶的商业潜力及人民的健康安全,而不那么重视奶牛的情感需求,他最好还是改写一下研究计划,以迎合那些心态。举例来说,计划书

可以写道:“奶牛忧郁将导致产奶量下降。若能了解奶牛的心理状态,便可开发精神疾病药物,改善其心情,进而提高一成的产奶量。本人估
计,全球奶牛精神疾病药物的市场可达每年2.5亿美元。”

科学并无力决定自己的优先级,也无法决定如何使用其发现。举例来说,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基因遗传学,但
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加以应用。是该用这些知识来治愈癌症、创造出超人种族,还是要培育有特大号乳房的奶牛?很明显,就算是完全相同的

科学研究,交给民主开放的政府还是纳粹政府,或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公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用途,而且并没有任何“科学的”理由告诉我们谁

才是对的。

总之,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
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因此,如果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样做出核弹,怎样登上月球,光是研究物理学家、生物
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就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看看这些力量如何形塑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将它们
推往某些特定的方向。

其中,有两股力量特别值得关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过去500年间,科学、帝国和资本之间的回馈循环无疑正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

要引擎。以下章节就会分析其运作。首先,我们先看看科学和帝国这两具引擎是如何结合,再看看它们又如何再扣上资本主义的推进器。

第十五章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地球距离太阳多远?许多现代早期天文学家想方设法寻求解答,特别是哥白尼主张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之后,就吵得沸沸扬扬。许

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想解出这道难题,但众家得出的答案却有极大的差异,无法达成共识。终于,有人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可靠的测量方
法。每隔几年,金星就会从太阳和地球之间直接通过,形成看似金星从太阳表面划过的“金星凌日”现象。而根据从地球各处观看金星的角度有

些微不同,能够观察到金星凌日的时间长短也有所不同。只要从地球上不同的大洲观察同一场金星凌日,用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算出太阳到地
球的准确距离。

当时天文学家预测,下一次金星凌日是在1761和1769年。于是,欧洲人派出船队前往地球四方,希望能尽量从各个最远的角落来观察这个
现象。在1761年,科学家从西伯利亚、北美、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观察。时近1769年,欧洲科学界更是不遗余力,远途前往加拿大北部和加州
(当时还是一片荒野)。而且,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一般简称

英国皇家学会)认为这还不够。为了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他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特地派一位天文学家到西南太平洋。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塔希提岛。然而,既然这趟航程如此
昂贵,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观测,岂不是太过浪费?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还有八位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队长则是植物学家约瑟夫·班
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这个远征队里还有几位画家,专门负责绘制途中必然会遇到的新土地、植物、
动物和人类。船队配备了班克斯和英国皇家学会所能买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船长则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不仅是老练的水手,

更是声名卓著的地理和人种学家。

远征队于1768年离开英国,1769年在塔希提观察到金星凌日,接着前往考察一些太平洋岛屿,抵达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在1771年

回到英国。这趟远征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并
引发欧洲人对南太平洋的诸多想象,也启发后世的博物学家和天文学家。

医药领域就得益于库克船长的这场远征。当时,讲到要航行至遥远的彼岸,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无法抵达终点。他们的
最大克星并不是愤怒的原住民、敌人的战舰,或是思乡情切,而是当时还一无所知的坏血病。得了坏血病,人就会变得慵懒昏沉、心情沮丧,

而且牙龈等软组织还会出血。等到疾病恶化,就会开始掉齿、出现伤口且无法愈合,病人开始发烧、黄疸,无法控制四肢。在16到18世纪之
间,坏血病估计夺走了两百万船员的生命。当时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病因,而且不管用什么疗法,水手还是大批死亡。一直到1747年终于有了
转机,英国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用患上坏血病的水手进行了一场实验,分成控制组和各个对照组,各自给予不同的治疗。其中一组

采用的是当时治坏血病的民俗疗法:吃柑橘类水果。而这组患者也迅速康复了。虽然当时林德还不知道究竟柑橘类水果有什么是水手所需要

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正是维生素C。当时典型的船上饮食都明显缺乏维生素C,远航的水手通常只吃饼干和牛肉干,几乎没有水果或蔬菜。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心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库克的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并且每

次只要登陆,就下令水手必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库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没有任何一个因为坏血病而丧命。接下来的10年里,世界上所有的

海军都改采用库克船长提倡的海上饮食,拯救了无数的水手和乘客的生命。81

然而,库克远征队还有另外一个远非良性的影响。库克除了是个经验老到的水手和地理学家,同时还是海军军官。虽然远征的绝大部分经

费来自英国皇家学会资助,但船舶本身是由皇家海军提供。同时,海军调派85位装备精良的水手和士兵同行,船上也配备船用大炮、步枪、火

药和其他武器。毕竟,远征取得的大部分资料(尤其是天文、地理、气象和人类学资料)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价值。有了坏血病的疗法之

后,英国便能派出海军前往地球最远的另一端,对全球各大洋的控制力也随之大增。对于许多库克“发现”的岛屿,他都声称从此归英国所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库克这场远征奠定了英国占领西南太平洋的基础,征服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让数百万的欧洲人殖
民到新的土地;但也造成许多本土文化灭绝,原住民几近灭种。82

在库克远征后的一世纪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欧洲移民掠夺强占。原住民不仅人数锐减90%,幸存者也严重受到种族歧

视迫害。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西兰毛利人来说,库克远征队带来的是几近毁天灭地的灾难,至今尚未复原。

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们原本遗世独立,生存繁衍长达上万年,但在库克抵达后短短一世纪间,就惨遭灭
族,男女老幼无一幸免。欧洲殖民者起初只看上岛上最肥沃富裕的地点,接着就连荒野之地也不肯放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杀害所有原住民。最
后仅存的少数人被赶到一个新教的集中营,传教士一片好意(但心胸并不特别开明),循循善诱,希望给他们灌输关于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

他们要塔斯马尼亚人学习阅读、写作和信仰基督教,以及操练各种“有用的技能”,像是缝补衣物和耕作。但他们拒绝学习,变得越来越忧郁,

不再愿意生育后代,对生命完全放弃希望,最后终于踏上一条唯一能逃离这个科学、进步现代社会的退路:死亡。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就算死后,科学与进步并未就此放过他们。最后几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遗体被人类学家和博物馆长以科学之名取走,进

行解剖、测量长度和重量,再分析发表成所谓的科学文章。接着,他们的头骨和骨架再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成了人类学的藏品。一直要到1976
年,塔斯马尼亚博物馆才终于愿意松手,让楚格尼尼(Truganini,最后一位离世的纯种塔斯马尼亚人)的遗骨得以安葬,此时她已经去世了一
百年之久。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English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也是到了2002年,才归还她的皮肤和头发标本。

所以这样说来,库克的船队究竟是有武力保护的科学远征队,还是有几个科学家随行的武力远征军?这个问题就像是问车子的油箱该说是
半满还是半空一样,其实两者皆是。科学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像是库克船长和植物学家班克斯来说,科学和帝国根本就

是一家。就连倒霉的楚格尼尼也分不出这两者的概念有何不同。

为什么是欧洲?

如果我们看看,从北大西洋的一座大岛,一群人竟出发征服了远在澳大利亚南边的另一座大岛,这可以说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
了。在库克远征之前不久,不列颠群岛和西欧还不过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废的偏远后院,人们从没听说过它们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现代唯
一上得了台面的古罗马帝国,财富也多半是来自北非、巴尔干和中东的行省。当时古罗马帝国的各个西欧行省还只是一片荒凉的大西部,除了
矿产和奴隶之外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北欧更是偏远荒凉又野蛮,毫无征服的价值。

一直要到15世纪末,欧洲才成为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摇篮。在1500到1750年间,西欧意气风发,成为“外部世界”(Outer
World,指南北美洲和各大洋)的主人。但就算在当时,面对亚洲的超级强权,欧洲还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人之所以能成功征服美洲、在海上称

王,主因是亚洲帝国对这些地方兴趣不大。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波斯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的明、清,在现代早期也是

蓬勃发展,领土显著增长,人口及经济发展幅度前所未见。在1775年,亚洲占了全球经济总额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
量的2/3。相较之下,欧洲就像个经济侏儒。83

一直要到1750到1850年间,欧洲在一系列战争中将传统亚洲大国打得抬不起头,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权力中心才移到欧洲。在
1900年左右,欧洲已经紧紧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多数的土地。在1950年,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而中国只剩5%。84在欧洲主

持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全球所有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几乎就都是欧洲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
虽然有些人嘴上大力抨击欧洲,但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欧洲观点在看政治、医学、战争和经济,听着欧洲风格的音乐,写着来自欧洲的语言文
字。就算是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

欧洲原本就像是处在世界的一个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到让人手指僵硬,他们究竟是怎么一跃而出、征服世界的?常常有人认为最大的功臣

就是欧洲的科学家。确实,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

科技。所有强盛的现代晚期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就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

器、医药和机器设备。欧洲军队面对非洲人抵抗时,常有一种说法:“不论怎样,我们有机枪,他们没有。”但民间科技的重要性也绝不在话

下。像是罐头食品能够让军队不饿肚子,铁路和轮船方便军事调动人力和物资,再加上各种新药能够医治士兵、水手和工兵。欧洲之所以能够
征服非洲,这些先进后勤物流的贡献甚至更胜于武器机枪。

然而,在1850年以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结合还刚起步,科学革命的科技成果也尚未成熟,欧亚非国家之间
的科技差距微乎其微。像是在1770年,虽然库克船长的科技肯定远超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但面对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却也占不了上风。那究竟
是为什么,最后征服澳大利亚的是库克船长,而不是康熙的水师提督万正色或是土耳其的名将帕夏(Hussein Pasha)?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
人在1770年面对印度人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科技优势,为什么他们能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世纪间,让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拉开这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为什么在英国突飞猛进之后,法国、德国和美国立刻起身直

追,但中国却是欲振乏力?而在工业化成了明显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时候,为什么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成功缩短这段差距,而波斯、埃及和奥
斯曼土耳其却无力回天?毕竟,第一次工业化的科技相对而言并不复杂。难道对于中国或奥斯曼土耳其来说,要设计蒸汽机、制作机枪、铺条
铁路,真有那么困难?

全球第一条商业铁路于1830年在英国启用。到了1850年,西方国家已有将近40000公里的铁路纵横交错,但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铁路总长只有4000公里。在1880年,西方铁路长度堂堂超过35万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区还只有大约3.5万公里而已(而且大多数是英国在
印度所铺设)。85中国甚至要到1876年,才建了第一条铁路,全长25公里,由欧洲人所建;而且来年就遭到中国政府拆除。所以,就算到了
1880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连一条铁路也没有。波斯的第一条铁路要到1888年才完工,连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南方约10公里远的一处穆
斯林圣地,由一家比利时公司兴建及经营。在1950年,波斯的铁路网总长仍然只有2500公里,但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可是足足有英国的7倍

大。86

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
会政治结构,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之所以法国和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英国的脚步,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享一套最重要的故事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和波斯总是追赶不及,则是因为整个关于社会的想法和组织就是不同。

有这种想法,就能用新的观点来看1500年到1850年。虽然这段时期欧洲面对亚洲在科技、政治、军事、经济上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但却是在厚植累积独特的潜力,直到1850年左右才终于爆发。虽然欧洲、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在1750年看起来还没什么差异,但这其实只是假

象。这就像是有两家建筑商同时开始兴建高楼,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砖,另一家则是使用钢筋和混凝土。一开始,两个工地无论兴建速度或
是建筑高度都相去无几,看起来这两种建法也就没什么差别。但等到一过了某个门槛,木材和泥砖盖的高楼就再也无力支撑,于是颓然倾塌,
而钢筋和混凝土却还是能屹立不摇,继续向上伸展到人类目光的极限。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一开始,科
学和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还没有什么明显优点,但欧洲人就已经习惯顺着这两个理路来思考。所以,等到科技发展成熟,就像是个取之不尽的

大矿藏,而欧洲人开采这处矿藏的能力也远胜其他。因此不难想象,在21世纪这个“后欧洲世界”,科学和资本主义就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最重要

的遗产。虽然欧洲和欧洲人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但科学和资本主义还是继续茁壮。关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讨论。这一章还
是先继续谈谈欧洲帝国主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征服的心态

现代科学在欧洲帝国内蓬勃发展,而且也是因为有欧洲帝国才得以发展。这项学科起初明显承继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等古老的
科学传统体系,一直要到现代早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国和荷兰等帝国扩张,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性质。在现代早期,

中国、印度、穆斯林、美国原住民、波利尼西亚人都还是对科学革命贡献良多。像是穆斯林经济学者的观点影响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美国原
住民有些独步全球的医疗方式后来也进入了英国的医疗研究,波利尼西亚人提供的数据更是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类学。但在20世纪中叶以前,唯

一收集整理这些无数科学发现、从这过程中打造出科学学科的人,就是全球欧洲帝国的统治精英及知识精英。虽然远东和伊斯兰世界也有同样

聪明、同样好奇的人,但在1500年到1950年之间,这些地区完全没有提出能够与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相提并论的研究。

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有什么独特的科学基因,又或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永远就是欧洲人的天下。正如伊斯兰教,原本是阿拉伯人的专利,
但后来就交棒给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现代科学虽然原本专属于欧洲,但现在也已经成了多民族的领域。

现代科学和欧洲帝国的历史连接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虽然科技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放异彩,但在现代早期并不突出。这里真正的关键因素
在于,不管是想寻找植物的植物学家还是想寻找殖民地的海军军官,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
那里有什么”。于是,他们都觉得有走出去、寻找新发现的必要。而且,他们都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

欧洲帝国主义和先前的所有帝国完全不同。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

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以阿拉伯人为例,他们征服埃及、西班牙和印度并不是为了想找出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古罗马人、蒙古人和阿兹特克人
之所以积极四方征讨,为的是权力和财富,也不是为了新知。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
新知识。

库克船长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探险家。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就已经是抱着这种信念。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和达伽马一面探索非洲海岸,一面夺下各个岛屿和港口的控制权。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立刻宣称这片土地归西班牙国

王所有。麦哲伦除了找出环绕世界的航道,同时也奠定了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的基础。

随着时间过去,对知识的追寻和对领土的追寻变得越来越紧密交织。在18、19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队都必定有科学家
同行,科学家的目的不在打仗,而是科学研究。例如拿破仑1798年进攻埃及的时候,就带了165位学者。这群学者的一大成就便是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学科:埃及学,并且在宗教、语言学、植物学方面有重大贡献。

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派出“小猎犬号”(HMS Beagle),前往绘制南美、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岸图。有了这些知识,海军

在开战时就能掌握先机。小猎犬号的船长自己也是业余科学家,他决定顺便再带上一位地质学家,研究一路上可能碰到的地质构造。然而,好

几位专业地质学家都拒绝了他的邀约,最后是由一位年仅22岁的剑桥毕业生接受了邀约,他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曾经差点儿就成了英国圣公会

的牧师,但他对地质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远比对《圣经》来得浓厚,于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创了后世无人不知的这段历史。在这趟航程
中,船长就这么绘制着军用地图,而达尔文也就这么收集着各种实证资料,发展各种想法,最后形成他的演化论。

***

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伯兹·艾德林(Buzz Aldrin)踏上了月球表面。在登陆前的几个月,阿波罗11号的

航天员都是在美国西部一个类似月球的沙漠里受训。当地也是几个美国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地,而有这么一个故事(或说传说),讲的是航天员
有一次碰到一个当地人的情形:

有一天,航天员受训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原住民。老人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航天员说他们属于一个研究探险队,不久
之后就要上月球了。听到他们这么说,老人沉吟了一会儿,问他们能不能帮个忙。

“要帮什么忙呢?”他们问。
“是这样的,我们族人都相信我们的圣灵住在月亮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我们族人带个重要的口信?”老人问。
“要带什么话呢?”航天员问。
这位老人用族语说了一串,并要求航天员重复再三,直到确定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这是什么意思?”航天员问。
“啊,这个是族人和月亮上的圣灵之间的秘密。”
等到航天员回了基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位会讲当地族语的人,希望能翻译这段话的意思。他们把这段话叽里咕噜背出来,让这位翻
译简直笑翻了。等到翻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航天员问他,这段话究竟说的是什么。翻译说,这些航天员费尽心力背下来的这句话是:“不
管这些人跟您说什么,千万别相信他们。他们只是要来偷走您的土地。”

地图上的空白

现代这种“探索、征服”的心态,从世界地图的演变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早在历史进到现代之前,许多文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地图。当

然,当时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亚非大陆上的人对美洲一无所知,美洲文化也不知道亚非大陆上的情形。但碰到不熟悉的地
区,地图上不是一笔未提,就是画上了想象出来的怪物和奇景。这些地图上并没有空白的空间,让人觉得全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15、16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开始出现大片空白。从这点可以看出科学心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动机。地图上的空白可以说

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楚表明欧洲人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一大部分的世界还一无所知。

图23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地图上似乎巨细靡遗,就算是当时欧洲人根本一无所知的南非地区,都有密密麻麻的信息。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希望能找到一条前往东亚的新航线。哥伦布当时相信的仍然是旧的世界地图,以为全世界在地图
上一览无遗。哥伦布从旧地图推算,日本应该位于西班牙以西大约7000公里远。但事实上,从西班牙到东亚的距离要超过两万公里,而且中间
还隔着个他不知道的美洲大陆。1492年10月12日大约凌晨2点,哥伦布一行人与这片未知大陆有了第一次接触。皮塔号(Pinta)的瞭望手胡安·
罗德里格斯·贝尔梅霍(Juan Rodriguez Bermejo)从桅杆上看到了现在的巴哈马群岛,高呼着:“有陆地!有陆地!”

哥伦布当时相信这个小岛就位于东亚海外,属于“Indies”(印度地方,包含今日印度、中南半岛及东印度群岛等地),所以他把当地人称
为“Indians”(这正是美国原住民也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一直到他过世,哥伦布都不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不论是对他还是许多当代的

人来说,说他发现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大陆,这根本难以想象。毕竟千百年来,不管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甚至是不可能犯错的《圣经》,

都只知道有欧洲、非洲和亚洲。怎么有可能他们全错了呢?难道《圣经》居然漏了大半个世界,只字未提?这种情况,就好像是说在1969年阿
波罗11号要前往月球的途中,居然撞到了另一个从来没人看到的月亮。而正因为哥伦布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无知,我们可以说他仍然是个中世纪

的人,深信着自己已经知道了全世界,所以就算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也无法说服他。

至于第一个成为“现代人”的,其实是意大利水手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曾在1499~1504年多次航行前往美洲。而在
1502~1504年间,欧洲有两篇描述这些航程的文章发表,一般人们相信就出于韦斯普奇之手。这两篇文章提出,哥伦布发现的小岛旁边应该不
是东亚,而是一整个大陆,而且不管是《圣经》、过去的地理学者或是当时的欧洲人,在先前都不知道这块大陆的存在。1507年,地图绘制大
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相信了这种说法,出版了新版的世界地图。于是,这片西班牙船队向西航行所碰上的土地,终
于首次以一块独立大陆的姿态出现在地图上。既然要画,瓦尔德泽米勒就得给它取个名字,但他误以为发现美洲的人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因
此为了向他致敬,这片大陆就被命名为“America”(美洲)。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洛阳纸贵,其他许多地图绘制师也跟着有样学样,因此“美
洲”这个名词就这样广为流传。说来也算是老天有眼,到头来,全球有1/4的陆地、七大洲之中的两洲,名字就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
人,而他唯一做的事就只是有勇气说出“我们不知道”。

发现美洲,对于科学革命是一大奠基事件。这不但让欧洲人知道实际的观察比过去的传统更重要,而且想征服美洲的欲望也让欧洲人开始
求知若渴。他们如果真想控制这片广大的新领地,就一定得收集所有相关地理、气候、植物、动物、语言、文化、历史的庞大数据。在这些时
候,不管是基督教《圣经》、过时的地理书籍或是古老的口传知识,都无用武之地。

从此之后,不只是欧洲地理学家,欧洲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都学会了留白这一套,诚实面对自己领域的无知,并试着加以填补。他们
开始承认自己的理论还不完美,一定还有什么尚未得知的重要信息。

图24 1525年的萨尔瓦提世界地图(Salviati World Map)。1459年版的世界地图上画满了各个大陆、岛屿,而且还有详细的解释,但萨尔瓦提地图则有大片留白。我们可以看到美洲的
海岸线一路向下之后,接着就是一片空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的好奇心,看到这份地图之后一定会问:“在那后面有什么呢?”地图上没有答案。这就像是一份邀请,请读者亲身起航、一
探究竟。

***

地图上的空白就像一块磁铁,让欧洲人前仆后继,希望填补这些空白。在15、16世纪,欧洲探险队绕过了非洲、深入了美洲,越过太平洋

和印度洋,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基地和殖民地的网络。这是全球性帝国的真正首次登场,也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欧洲帝国远征改变了
世界的历史:原本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发展,现在则成了单一的人类社会进程。

正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欧洲这些“探索、征服”的过程,常常忘了这件事其实非常特殊。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要这样千

里迢迢去征服别人,绝不是什么自然的举动。纵观历史,大多数人类社会光是处理地方冲突、邻里争吵就已经无暇他顾,从来没想过要前往远
方探索、征服遥远的国度。绝大多数的大帝国向外侵略只着眼于邻近地区,之所以最后幅员广大,只是因为帝国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张而已。像

是古罗马人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征服伊特鲁里亚(Etruria,约为现代意大利中西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古罗马的安全。接着在公元
前200年左右征服波河流域(Po Valley,约在意大利北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伊特鲁里亚。接着,他们又征服了普罗旺斯以保卫波河流域
(约公元前120年),征服高卢以保卫普罗旺斯(约公元前50年),最后再征服了不列颠以保卫高卢(约公元50年)。古罗马帝国从罗马延伸
到伦敦,总共花了400年。在公元前350年,没有古罗马人会打算直接乘船扬帆征服不列颠。

虽然偶尔会有某个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或冒险家,展开长途的征讨或探险,但通常都是顺着早已成形的帝国道路或商业路线进行。以亚历山
大大帝为例,他并未建立新的帝国,而是推翻并接手了原本就已存在的波斯帝国。最接近现代欧洲帝国的例子,在古代是雅典和迦太基这两大

海上帝国,至于中世纪则是位于现今印度尼西亚泗水一带、曾在14世纪掌控大半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满者伯夷(Majapahit)海上帝国。但就算是

这些帝国,它们也很少会贸然前往未知的海域,如果和现代欧洲人的全球大航海相比,古代的帝国可说只是地方事业。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但时间早于欧洲,而且规模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405~1433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
了印度洋的彼端。规模最大的一次,舰队有将近300艘船,成员近三万人。87他们曾抵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
中国船只曾停靠在沙特阿拉伯一带主要的港口吉达(Jedda),也曾停泊在肯亚沿海的马林迪(Malindi)。相较之下,哥伦布在1492年的船队
只有三条小船,带了120个水手,简直就像是小蚊子碰上大飞龙。88

然而,这两者有一项关键的区别。郑和下西洋四处探访,对拥护明朝的各国君主提供协助,但并未试图攻占或殖民他国。此外,郑和的远

征并没有深厚的中国政治文化基础。因此,在15世纪30年代明宣宗派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便突然告终。曾叱咤一时的伟大舰队遭到解

散,珍贵的技术和地理知识亡逸,从此再也没有具备此等眼界及资源的航海探险家从中国出航。接下来数百年间,中国的君王依循着先前数百
年的做法,其兴趣和野心仅仅及于四方邻国而已。

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
心。而在过去,虽然他们可能也有能力做到,但古罗马从未试图征服印度或北欧,波斯从未试图征服马达加斯加或西班牙,中国也从未试图征
服印度尼西亚或非洲。中国历代以来,甚至连邻近的日本都相安无事。原本,这一切就是如此自然。真正奇怪的,是为何现代早期的欧洲人忽

然有了这股狂热,起航前往遥远而完全陌生、充满异国文化的地方,不仅踏上他人的海岸,还立刻大声宣告“此疆已归吾王所有”。

如同来自外层空间的侵略者

约在1517年,原本待在加勒比海群岛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听到传言,似乎在墨西哥内陆有个强大的帝国。不过短短四年后,阿兹特克帝国
的首都就只剩下闷烧的废墟,整个帝国成了过去式。墨西哥成了一个新的西班牙帝国,掌理一切的就是荷南·科尔特斯。

而且,西班牙人并没有停下脚步来庆贺,甚至可以说连喘口气的时间也不浪费,立刻向四方展开了同样的“探索、征服”行动。不论是阿兹
特克人、托尔特克人(Toltecs)或是玛雅人,两千多年来,这些中美洲过去的统治者几乎不知道有南美洲的存在。然而,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
后短短不到10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不但发现了南美的印加帝国,还在1532年就把它灭了。

地图6 西班牙入侵时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

如果当时阿兹特克和印加人对于周遭的世界多一点好奇,知道西班牙人把自己的邻居给怎么了,就有可能更积极而成功地抵御西班牙的入

侵。从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1492年)到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1519年),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大多数的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殖民岛

链。对于受奴役的当地人来说,这些殖民地就像是人间地狱。殖民者既贪婪又无情,以铁腕政策逼迫他们在矿场或农场工作,只要他们敢有一

丝反抗,就会立刻遭到杀害。不论是因为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是搭上征服者便船而来的欧洲疾病,当地原住民快速大量死亡。不到20年,

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几近灭绝。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得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空缺。

这场种族灭绝的浩劫可以说就发生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家门口,但等到科尔特斯终于踏上帝国东海岸的时候,阿兹特克人对这一切仍然一无
所知。对他们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几乎就像是有外星人来访。阿兹特克人深信自己早就认识了全世界,而且相信绝大多数都在阿兹特克帝
国的控制之下。对他们来说,帝国以外竟然还有像西班牙人这种玩意儿,简直是无法想象。所以,等到科尔特斯和部下来到今天的韦拉克鲁斯

(Vera Cruz)一带,登上了阳光明媚的海滩,这是阿兹特克人第一次碰到了完全陌生的人类。

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连这些陌生人究竟算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对他们来说,这些陌生人与所有已知的人类都长得不同,有苍白的
皮肤、浓密的脸部毛发、如阳光色泽的头发,而且还臭得难以想象。(阿兹特克的卫生水平远高于西班牙。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墨西哥的时
候,不论到了哪里,当地人都派人带着熏香随行。西班牙人原本以为这是代表无上的荣耀。但我们从当地文献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当地人觉得
这些新来的人实在是臭不可闻。)

此外,这些外来客的物质文明更是让阿兹特克人深感迷惑。像是西班牙人乘的大船,阿兹特克人想也没想过,更别提亲眼见过。西班牙人
会骑乘高大而恐怖的动物,移动迅疾如风。西班牙人还能够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棍子,发出闪电和雷声。此外,西班牙人还有光亮的长剑、坚
不可摧的铠甲,当地的木剑和燧石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有些阿兹特克人觉得这些人一定是神;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恶魔、死去的灵魂或是强大的巫师。于是,阿兹特克人并未立刻举全

国之力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打算先想一想、等一等、谈一谈。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着急的必要。毕竟,科尔特斯一行总共还不到550人,

帝国人口高达百万,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虽然科尔特斯对于阿兹特克人也同样一无所知,但他和手下占了一项显著的优势。阿兹特克人面对这些长相奇怪、气味熏人的外来者,毫
无过去经验得以参考;但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地球上有各种未知的人类疆域,而且讲到入侵他人国土、应付未知情况,他们也算是行家中的行
家。现代欧洲的征服者心态正如同当时的科学家,对于未知充满兴奋。

所以,科尔特斯在1519年7月踏上那片洒满阳光的海滩时,没有一丝的犹豫。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外星人走出宇宙飞船一样,他向那些惊呆
的当地人宣告着:“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首领。”科尔特斯说自己是西班牙伟大国王的和平使者,希望能和阿兹特克的统治
者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进行外交对谈。(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科尔特斯所率领的,是由一群贪婪的冒险家组成的独立探险队。西

班牙国王根本没听说过科尔特斯,也没听说过阿兹特克人。)从当地与阿兹特克人敌对的部落,科尔特斯得到了向导、食物和一些军事援助,

接着他就大摇大摆地走向阿兹特克的首都:繁华热闹的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阿兹特克人就这样让这群外来者一路来到首都,还恭恭敬敬地带着他们去见皇帝蒙提祖马二世。谒见到中途,科尔特斯一声令下,配备着
铁制武器的西班牙人杀光了蒙提祖马的守卫(他们毕竟只配有木棍和石刀)。原本的嘉宾,就这样让主人成了阶下囚。

这时,科尔特斯的处境十分微妙。虽然皇帝在他手上,但他位于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大陆,还被几万个愤怒的战士、几百万个与他敌对的

平民团团包围。他能够依赖的只有几百个西班牙手下,另外最接近的西班牙援军在古巴,足足有超过1500公里之遥。

科尔特斯将蒙提祖马二世囚在宫中,安排得似乎皇帝仍然可自由活动、掌管一切,而他这位“西班牙大使”就是个客人。因为阿兹特克帝国

属于权力极度集中的政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表面上看来,蒙提祖马二世仍然统治着帝国,阿兹特克的贵族精英也继
续听他号令,但其实就是科尔特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况为期数个月之久,而在这段时间,科尔特斯一面审问蒙提祖马二世和他的侍从,
一面训练各种当地语言的翻译员,还向四面八方派出许多西班牙人探险小队,熟悉阿兹特克帝国的各个部落、民族和城市。

最后,阿兹特克人的贵族精英终于起身反抗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二世,他们推举了新皇帝,一举将西班牙人赶出了特诺奇蒂特兰。然而,
原本坚不可摧的巍然帝国已经出现许多裂缝。靠着收集来的信息,科尔特斯得以利用帝国内部的嫌隙,进一步加以分裂。他说服了许多帝国的
属民,和他一起对抗阿兹特克的贵族精英。这些属民可以说是大大失算。虽然他们也痛恨阿兹特克人的统治,但他们既不认识西班牙人,更不
知道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族灭绝惨剧,只是天真地以为,有了西班牙人帮助,就能摆脱阿兹特克人的枷锁。他们从没想过,最后只是统治
者从阿兹特克人换成了西班牙人。而且,他们也相信就算科尔特斯这几百个人心怀不轨,自己可以轻松把他们处理掉。于是,这批人为科尔特
斯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军队,让科尔特斯得以围攻特诺奇蒂特兰城,最后得以成功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越来越多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陆续抵达,有些来自古巴,也有人是直接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等到当地居民终于看清
真相,为时已晚。就在科尔特斯踏上韦拉克鲁斯海滩的一世纪间,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九成,主因是这些入侵者带来的疾病。就算是幸存者,
也发现自己现在落在一群贪婪无比、充满种族歧视的人手中,比起阿兹特克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的10年后,皮萨罗抵达印加帝国的海岸。他的人手甚至比科尔特斯还少,总数只有168个人!然而,有了先前入侵的

知识和经验,皮萨罗胜券在握。相对而言,印加帝国对阿兹特克人的命运依旧一无所知。皮萨罗完全抄袭了科尔特斯那一套。他先声称自己是

西班牙国王派来的和平使者,请求谒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接着国王便遭到绑架。接着,皮萨罗同样靠着与当地部落结盟,先

瘫痪再征服了整个帝国。如果印加帝国的属民知道墨西哥那边人民的下场,想必不会如此轻信这些侵略者。然而,他们就是不知道。

***

因为视野狭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并不只有美洲原住民而已。在亚洲当时的各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
很快就听说欧洲似乎有了重大发现。然而,他们对这件事却没什么兴趣,还是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是以亚洲为中心旋转,完全没打算和欧洲人争
夺美洲或是大西洋、太平洋的新航道。当时,甚至像苏格兰和丹麦这种国力不振的欧洲王国都曾经几次前往美洲探索征服,但伊斯兰世界、印

度和中国却是无动于衷。所有的非欧洲政权中,第一个派出军事远征队前往美洲的是日本。在1942年6月,一支日本的远征军占领了阿留申群
岛的吉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这两个岛位于阿拉斯加海岸,而过程中还俘虏了10名美军士兵和一条狗。但日本就再也没有向大陆

更进一步了。

有人说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就是因为距离太远,或是缺乏相关的科技、经济或军事工具手段。但这种说法实在很难说得通。郑和早在15世纪
20年代就已经能远赴东非,理论上要到美洲也并非难事。可见中国确实就是不感兴趣而已。像是在中国发行的地图上,一直要到1602年才终于

出现了美洲,而且这地图还是欧洲传教士画的!

整整300年间,无论在美洲、大洋洲、大西洋、太平洋,都是由欧洲人完全宰制。就算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冲突,也只是欧洲列强之间的

内斗。于是,欧洲人积累大量财富和资源,终于让他们也有能力入侵亚洲、击败各大帝国,再进行欧洲人之间的分赃作业。等到奥斯曼、波
斯、印度和中国终于惊觉情势不对,为时已晚。

***

一直要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像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1954~1962)期间,虽然法国军队具备了压倒性的人数、科技和经济优势,却还是被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击败。原因在于,阿尔及利亚人一方

面得到了全球性的反殖民网络支持,一方面也学会如何引导全球媒体的倾向(包括法国本身的舆论)。另外,小小的越南居然能击败如巨人般
的美国,也是基于类似的战略。我们从这些游击队可以看到,就算是超级强权,也可能在某个当地抵抗活动成为全球事件之后败下阵来。有趣
的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蒙提祖马二世当时能够操纵在西班牙的舆论,取得西班牙敌对国(葡萄牙、法国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情况
会如何有所不同?

罕见的蜘蛛,被遗忘的文字

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着他们去探索、去掌握。然而,科学和帝国之
间的连接还不仅如此而已。两者不只动机相同,连做法也十分类似。对现代欧洲人来说,建立帝国就像是一项科学实验,而要建立某个科学学
科,也就像是一项建国大计。

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没有带上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或动物学家来好好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土壤和动物。但换成英国

征服印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1802年4月10日,英国开始印度大调查,足足持续长达60年。期间动用数以万计的当地劳工、学者和导游,精

心绘制了整个印度的地图,标示出边界、测量出距离,甚至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山峰的精确高度也是此时完成测量。虽然英国确实
四处探勘印度各省的军事及金矿资源,但他们同时也不辞劳苦地收集了关于罕见印度蜘蛛的信息,为各种色彩斑斓的蝴蝶编目,追查已经失传
的印度语言源头,以及挖掘一处又一处遭到遗忘的废墟。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中,曾有一个大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印度语“死亡之谷”),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一片繁华,但到了公元前
1900年却遭到摧毁。在英国之前,不管是孔雀王朝、笈多帝国、德里的苏丹,或是伟大的莫卧儿帝国,这些印度统治者从来没对这片废墟多瞧

上一眼。然而,英国一项考古调查在1922年发现了这片遗迹,派出考古小组加以挖掘,就这样发现了印度最早的伟大文明。而这点在之前没有

任何印度人曾有意识。

另一项可以看出英国科学好奇心的,则是楔形文字的破译过程。楔形文字曾经是中东地区长达3000年左右主要使用的文字,但可能在大约

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能够识读这种文字的人就都已过世。从那时之后,虽然当地居民常常看到刻有楔形文字的纪念碑、石碑、古遗迹和

碎锅碎盆,但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读着这长相怪异、有棱有角的文字,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尝试。一直到1618年,欧洲人开始
发现楔形文字。当时西班牙在波斯的大使前往古代城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遗迹参观,看到了这些文字,而且居然没有人能向他解
释。欧洲学者口耳相传,知道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文字,让他们好奇心大作。1657年,欧洲学者发表了第一份来自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抄本,

后续的抄录越来越多,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许多西方学者都为了试图破译而大伤脑筋,但没有人成功。

到了19世纪30年代,一位名为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英国军官被派往波斯,要协助波斯以欧洲的方式来训练军队。在他的闲
暇时间,罗林森便在波斯四处游览,某天当地向导带他来到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的一处悬崖,让他看看巨大的贝希斯敦铭文
(Behistun inscription)。这则铭文大约高15米、宽25米,是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刻在这处悬崖上,而且分别使用了
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语、埃兰语(Elamite)和巴比伦语。虽然当地民众人人都知道有这处铭文,但没人读得懂。罗林森相信,只要能破译这

些文字,他和其他学者就能够了解当时在中东各地大量出土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样便可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够前往远古被遗忘的世
界。

想要破译这些文字,第一步就是要能精确地加以抄录,好传回欧洲。于是,罗林森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这处悬崖,把这些奇怪的字母全部

抄了下来。他也雇用了几位当地民众协助,其中特别是一个库德族的男孩,得爬到那些最难抵达的地方,好抄下铭文的上半部。1847年,这项

完整并准确的抄录终于完成,送往欧洲。

罗林森并未就此满足。虽然他身为军官有军事和政治上的任务要完成,但一有空暇时刻,他就不断研究这份神秘的文字,想方设法,最后
终于让他成功破译了一部分的古波斯语碑文。这项工作之所以相对简单,是因为古波斯语和现代波斯语的差别并不太大,而罗林森对现代波斯
语知之甚详。了解了古波斯语的部分之后,就让他掌握了解码埃兰语和巴比伦语部分的关键。于是,这扇大门终于敞开,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古
代喧嚣繁忙的声音,有苏美尔集市的人声鼎沸、亚述国王的洪亮宣告,以及巴比伦官僚之间的种种争论。如果没有像罗林森这种现代欧洲帝国
主义者,许多古代中东帝国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

***

另一位重要的帝国主义学者是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他在1783年9月抵达印度,担任孟加拉地区最高法院的法官,从此对印度深深
着迷,不到半年就成立了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这个学术组织致力于研究亚洲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其中又特别以印度为重。在两年

后,琼斯发表了他对梵文的观察,成为现代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梵文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语言,后来成为印度教神圣仪式中所用的语言。但琼斯指出,梵语竟然和希腊文、拉丁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

这些语言也都和哥特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若合符节。例如梵文的“母亲”是“matar”,而古凯尔特语则是“mathir”。据琼斯
推测,所有这些语言一开始必定有共同的来源,那是个古老而已经被遗忘的语言祖先。就这样,他是第一个发现后来称为“印欧语系”这套体系

的人。

琼斯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因为他提出了一项大胆(而且正确)的假设,也是因为他发展出了一套能够系统化比较语言的过程。其他
学者也采用了这套研究方法,于是就能开始系统化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发展。

语言学这项学科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欧洲帝国相信,为了让统治更有效,就必须了解这些属民的语言和文化。当时,英国派驻印度的官
员必须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学校上课三年,上课内容除了英国法律,也得读印度法律和穆斯林法律;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得学梵语、乌尔都
语和波斯语;除了数学、经济学和地理学,也必须学习泰米尔、孟加拉和印度文化。学习语言学之后,对于了解当地语言的结构和文法大有帮
助。

有了像是威廉·琼斯和亨利·罗林森等人的研究后,欧洲征服者对于帝国的情形了如指掌,不仅超过以往所有征服者,甚至连当地民众都得自

叹弗如。而更多知识也带来了明显的实际利益。印度人口有数亿之多,而英国在印度的人数相较之下少得荒谬;要不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知

识,英国不可能得以掌握、压迫和剥削这么多印度人达两个世纪之久。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靠着不到5000人的英国官员、大约4万到7
万个英国士兵,可能再加上大约10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3亿人口。89

然而,帝国之所以会资助语言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因素。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从思想上让

帝国合理化。现代欧洲人开始相信“学习新知”一定是好的。正因为帝国不断产生新知,让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管理代表着进步、正面、积极。就

算到了今天,讲到地理学、考古学和植物学的历史,还是不能不提欧洲帝国直接或间接的协助。例如讲到植物学的历史,很少会提到澳大利亚

原住民为此受尽折磨,而只是大肆赞扬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班克斯。

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至少理论上应该能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例如获得医疗和教育、修筑铁路和

运河,以及确保司法公正、经济繁荣。帝国主义声称,他们的管理不是某种泛滥的剥削行为,而是一种利他的举动,是要照顾这些非欧洲民

族。以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白人的承担”:

挑起白人的承担——
派出最佳的子民——
让自己的子嗣形同流放

只为了满足俘虏的需要;
穿戴所有重装备,
服务那些烦躁野蛮——
新掳获、性格阴沉的人民,
他们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幼稚的小孩。

当然,事实往往会戳破这些虚构的故事。1764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地区,当时这是印度最富有的省份。这批新的统治者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并
无心治理,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简直是场灾难,短短几年后便导致孟加拉地区大饥荒爆发。饥荒始于1769年,在1770年达到顶峰,而且一直持续
到1773年才结束。在这场灾难中,有1000多万人死亡,相当于全孟加拉地区的1/3。90

事实就是,不管是只讲到英国的压迫和剥削,还是只讲到“白人的承担”,都不是完全的事实。毕竟,欧洲各帝国以这么大的规模做了这么

多的事,不管是想站在哪一边,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事件加以佐证。你觉得这些帝国就是邪恶的怪物,在全球各地四处散播死亡、压迫和歧
视吗?随便把他们的罪行列出来,就足以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你觉得这些帝国其实为属民提供了新的医药、更佳的经济环境、更多的安全
吗?随便把他们的成就列出来,也足以编成另一部百科全书。正因为帝国与科学密切合作,就让它们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整个世界大为
改观;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简单断言它们究竟是善是恶。正是帝国创造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而且,其中还包含我们用以判断世界的意识
形态。

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

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或许也是责任?)统治他人。自从威廉·琼斯提出所有印欧语言同源同宗、来自某一个特定的远古语言,学者前仆后
继,都渴望找出究竟是谁曾经说着这种语言。他们注意到,最早的梵语母语民族是在大约3000年前、从中亚入侵印度,他们自称为“雅利
亚”(Arya)。而最早的波斯语母语者则自称为“艾利亚”(Airiia)。于是欧洲学者推测,这些讲着梵语和波斯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哥特
语、凯尔特语)原始语言的人,一定是某种“雅利安人”(Aryan)。会不会真这么巧,伟大的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是雅利安人所创?

接下来,英、法、德各国学者开始把对雅利安人的语言学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而

是某种生物族群,也就是一个种族。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种族,而是一个上等种族,他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工作勤奋而且极度
理性,他们就这样从北方的迷雾中走出来,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开始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于是
不再有白晳的肤色与金发,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奋。于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况愈下。但在欧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还是维持着纯洁无污染
的种族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必须要征服世界,而且他们最适合做世界的统治者;不过可得小心,别遭到其他劣等种族混血污染。

在几十年间,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曾经甚嚣尘上,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诅咒禁忌话题。虽然我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种

族主义,但却没发现战线已经转移,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culturism)所取代。目前这个词尚未明确定

义,但差不多是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

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文化里”。

因此,就算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政党,也会小心避开种族歧视的用语。以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党魁
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绝不可能在电视上大声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些下等的闪族人污染我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破坏我们的雅利安人文明”。
然而,不管是法国的民族阵线、荷兰的自由民主党(Party for Freedom)还是奥地利的奥地利未来联盟(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Austria)都

认为,西方文化根植发展于欧洲,具有民主、宽容、性别平等诸多特质,而穆斯林文化根植发展于中东地区,于是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
歧视女性的特质。正因为这两种文化如此不同,而且许多穆斯林移民不愿(或许也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观,所以欧洲不应允许他们移居进入
西方社会,以免造成内部冲突、破坏欧洲民主和自由主义。

这些文化主义者的论点,也有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在背后支持,强调的是所谓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历史
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些理论或是支持它们在政治上的应用。然而,现在的生物学家已经可以指出现有人类族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到可以忽
略,从而轻松推翻种族主义,但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要推翻文化主义却没那么简单。毕竟,如果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异真是那么微不
足道,我们又为什么要付钱给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请他们做研究?

***

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
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信息和保护,资助着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
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集、建
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

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
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
达美洲,库克船长就不会抵达澳大利亚,阿姆斯特朗也就没办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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