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东法讯2023 年10 月刊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座落于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436 号环智国际大厦 26 层及 29 层，办公面积近4000平方米。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汇集了毕业于国内外知名法学院的律师精英，并聘请了在法学理论与实务领域享有盛誉和崇高威望的法学教授等担任专家顾问，目前拥有超两百人规模的团队。律所目前业务涵盖金融证券、不良资产、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事务、公司事务、刑事事务、国际法律事务、投资并购、互联网法律事务、破产清算事务、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事务、劳动人事法律事务、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等领域，下设13 个专业化业务部门、6个事务中心，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法律服务。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为诸多知名中外企业提供了法律服务，如：拼多多、中国平安、中国商飞、上药集团、上港集团、中储粮、新兴际华、工商银行、IBM、西门子、莱克斯诺等。同时，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还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局土地储备中心、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中心、上海市静安区金融办、上海市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解放军某部等。此外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法学院(知产学院)、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上海海关学院法学院等多所知名高校的实习基地。定位：适度规模、综合发展的上海新锐精品律师事务所。

愿景：打造一家受人尊敬的律师事务所。

服务理念：致力于成为客户信赖令人尊敬的复杂问题解决专家；律所成为律师最好的经纪人，为律师赋能，让律师回归专业，推动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竞争能力：全球服务资源、创新法律体验、一体运营驱动、客户价值传递。

实现路径：

1）规模化：在律所适度具备一定律师人数或团队的同时，各自实行专业化分工，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强调团队协作。

2）专业化：律所管理及法律服务的流程化、业务流程及知识管理的标准化，从律所管理到案件管理全过程的可视化和信息化。

3）科技化：运用科技手段以及智能工具帮助律师提高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

4）平台化：启动一线城市优秀律师加盟的“千帆计划”。

5）数字化：结合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做好知识管理，对律师与客户提供高效服务。

6）产品化：建设主任负责制为特征的 50 个业务团队，推动律师在细分领域的产品化、标准化与团队化。

7）一体化：推动团队合众为一，律所投资合伙人层面的股份制，形成议、决、行、监的科学治理结构，团队内部建设的公司制计点制，为团队打造没有天花板的职业发展路径。文化气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创新求变、大气谦和。

CATALOG目录CATALOG瀛东快讯-------------1瀛东律音------------21瀛东业绩------------28瀛东党建------------36新规速递------------49热点关注------------61主题教育------------33瀛东公益-------------39

瀛东快讯

规范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行为研讨会于瀛东顺利召开…………………………………………....…1瀛东律师撰写的两篇论文入选第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4瀛东律师论文荣获“第十八届华东律师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7瀛东律师论文荣获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暨第二届遗产管理人论坛联合征文一等奖………………………………………………………………………………………………………….....……17瀛东律音

合同无效情形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管理费”的裁判规则…………………………21WT 公司系列纠纷办案随笔（一）：一起纠纷引起的八年、五案、多轮交锋………..…26瀛东业绩

瀛东律师为亿元区块链传销案技术负责人成功辩护，终获降档改判………………………28瀛东律师代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再审裁定推翻前审不利认定………………………31主题教育

静安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宋宗德一行赴瀛东专题调研天目西路街道“楼务会”工作……………………………………………………………………………………………………………….…33瀛东党建

瀛东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部署会…………….…36瀛东公益

2023 静安公益创投“宁”新聚力， “石”分有益——苏州河畔新业态就业群体法律服务项目正式启动………………………………………………………………………………………….……39“护蕾行动”进校园——小学辩论赛指导讲座成功举办………………………………….……46新规速递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49热点关注

央行上海总部：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维护金融稳定安全…………………………...…61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颁布，官方详解如何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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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快讯

规范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行为研讨会于瀛东顺利召开2023 年 10 月 19 日，2021 届“民智计划”——规范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行为研讨会在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顺利召开。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开放大学、上海杉达学院、上海铭瑞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研讨会。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服务中心、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胡猛蛟律师主持。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周子闳发表了会议致辞。他代表主办方对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感谢，并指出本次“民智计划”项目的首要任务是为民办学校依法、依规开展关联交易提供指引，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关联交易审查监督提供实操层面的支持，希望“民智计划”各支持单位和其他参与项目的兄弟单位能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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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林昕律师的报告主题是“浅析上市规则对规范民办学校关联交易的启发”。林律师分别就民办学校关联方的认定和关联决策程序展开论述，并以既往教育类上市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信息的案件为例，从证监会的调查角度入手，分析何种关联交易为合法合规。

上海铭瑞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林晓芳的报告主题是“关联交易相关财务与会计操作实务 ”，她从关联方的认定、关联交易的类型、关联方交易的识别和审计、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四个维度为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财务与会计操作实务作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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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2021 届“民智计划”入选人胡猛蛟在汇报中详细介绍了承担项目“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规范实施指引”所包含的《民办学校关联交易案例整理研究》、《关联方交易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整理研究》、《政府部门规范关联交易行为行政指南》、《民办学校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办事指南》等预期成果，并对研究的要点和难点展开了详细的阐述。

本次研讨会采用了专题汇报和嘉宾点评相结合的形式，就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要点及难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浦东新区督学张秀琴老师、上海杉达学院财务处处长朱一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宇欢、章锡磊律师也给出了精彩的点评和建议。大家对项目的研究意义表示了一致的肯定，希望项目研究成果的问世能够对民办学校关联交易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进一步维护、夯实教育的公益属性以及“三公”原则。在参会嘉宾热烈的掌声中，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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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师撰写的两篇论文入选第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2023 年 10 月 21 日、22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破产法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王其江在论坛开幕式致辞，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作主旨演讲，来自全国各地法院、检察院、高校、管理人机构 950 余人参加论坛。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破产清算事务部主任范明昆，谢有为律师以及马飞杰律师受邀参与本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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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师结合办理破产案件的实务经验撰写论文两篇，这两篇论文从近千篇投稿文章中脱颖而出，被收录于《第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论文集》。两篇论文分别为：

1.《以破产原因为切入点重构违法减资裁判规则》

范明昆、谢有为

2.《破产与执行的衔接协调问题探究——以东北三省近五年执转破启动为视角》范明昆、马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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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会议于 10 月 21 日上午召开开幕式，展开了三次主题演讲、六次分论坛演讲、一次青年论坛及开放式交流。分论坛演讲中，来自全国范围内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就“破产立法·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破产重整·庭外重组·合并破产”、“管理人履职·债权保护·破产监督”、“府院协调·数字化建设·价值最大化”、“房企破产·金融机构·跨境破产”、“小微企业·个人破产·合规责任”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就“B-Ready 商事破产指标及其应对”、“大中型企业重整与合并破产”、“管理人履职与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破产法律高质量发展。

一年一度的中国破产法论坛是目前国内最具行业影响力的盛事，瀛东律师积极参加论坛，加强与全国破产行业的对话与交流，为中国破产法治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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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师论文荣获“第十八届华东律师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0 月 27—29 日，第十八届华东律师论坛在南京举办。由安徽省律师协会、福建省律师协会、浙江省律师协会、山东省律师协会、江西省律师协会、上海市律师协会、江苏省律师协会联合主办，江苏省律师协会承办。

华东律师论坛目前已发展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律师行业凝聚广泛共识、贡献智慧力量、寻求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桥梁和平台。本次论坛以“新形势下华东律师业的发展与共赢”为主题分设四个分论坛，并以分论坛主题作为选题征集了六省一市数百篇论文，经过层层评选，各省市分别评选出获奖论文 15 篇。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任、高级合伙人、刑事事务部主任谢钍睿撰写的《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推定规则》一文荣获了“第十八届华东律师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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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推定规则》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在这类共同犯罪中，如果环评报告没有将某一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企业将该垃圾作为一般废物委托他人处置，是否可以追究涉案企业的刑事责任一直是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点。控方主张，对生产垃圾予以准确识别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环评报告仅仅是识别途径之一；辩方抗辩，环评报告是企业识别垃圾的重要依据，在环评报告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企业依据环评报告对相关垃圾进行处置的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究其根本，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企业是否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以及该种主观故意应如何判断。一、本罪主观故意之内涵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一直争议颇多。但是，对于委托他人处置危险废物的情形，由于委托企业并非直接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主体，根据《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只有企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才构成污染环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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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4 条对故意心态做了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我们认为，“故意”应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单纯对行为的故意，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故意。只有认识到行为的社会意义与结果，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才能成立刑法上的故意。因此，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的故意，要考察行为的认识和意志两方因素。在主观认识方面，要看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有无认识。在主观意识方面，则要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

在企业委托第三方处置危险废物的案件中，要认定企业是否具有污染环境的故意，同样应当从主观认识和主观意志两方面来评判。具体而言，涉案企业的主观故意认定，应当包含如下方面：认识到涉案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并委托给第三方处置、认识到该第三方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认识到将会产生污染环境的结果。当然，在前述条件中，是否已经认识到涉案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是前提，是涉案企业罪与非罪的分水岭。二、辩方之盾——不具有主观故意的印证证据

现实中，只有极少数嫌疑人会供述其明知涉案垃圾为危险废物，大部分情况则需要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来予以推定。环评报告、行政执法记录、危险废物名录等是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无法回避的几个书证。站在辩护的角度来看，这些书证往往可以成为辩方证据，以此印证被告人不具有主观故意。

1. 环评报告

环评机构是具有资质可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环评机构所做出的环评报告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环评报告不仅是环境管理流程的肇始，也是后续环境监管制度建立的前提和依据。除非是特别明显的有毒有害物质，企业判断其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属性一般都依赖于环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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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环评机构在出具环评报告之前都会到项目现场进行核查，然后根据现场核查所了解的设备、工艺流程等实际情况，向企业方发出提资单，企业方根据提资单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在后期阶段，环评机构还会邀请专家对项目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检查验收。

如果专业环评机构在项目现场勘察、提资、验收等过程中未能将某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证明该垃圾的识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对于这种垃圾的识别，企业不可能具有超越环评机构的识别能力。企业遵照环评报告将该垃圾按照普通垃圾委托第三方处置时，应当认定企业不具有主观故意，并予以豁免。这种豁免并非特例。在进出口贸易中，商品归类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同一种商品，不同的报关行、不同的海关，对进出口商品性质的理解和性质认识都可能不同，同一种商品可能被归入不同税则号。正是考虑到归类的复杂性，海关总署在北京、上海、大连、天津、广州设立了归类中心，企业向归类中心申请预归类，由归类中心给出归类意见。企业只要按照归类中心给出的意见归类、申报，即便被其他地方海关认为申报的 HS 编码与货物属性不一致，海关只会以“归类错误”为由作补税处理，企业并不会因此被追究走私犯罪刑事责任。我们认为，企业委托专业机构作出环评报告的行为相当于进出口商品的预归类，环评机构的遗漏或错误不应当由企业来“背锅”。

2.行政执法记录

项目建设完成之后，环保部门在项目验收时会对项目的产废情况进行现场复核，审查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类型及处置方式是否与环评报告一致，进而给出是否验收合格的结论。在项目环评验收之后，环保部门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项目现场进行查验，审查企业的实际生产和处置是否与环评报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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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环保部门在验收以及日常现场查验过程中都未将某一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企业基于对行政执法部门的信赖，将危险废物作为一般废物进行处置是否同样可以得到豁免呢？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 7 条的规定：“建设项目试生产前，建设单位应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试生产申请”。第8 条进一步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或委托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试生产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做出审查决定，最终作出是否允许试生产的决定。根据上述规定，环保部门审批建设项目验收、试生产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环保部门的日常检查执法，有的是常规检查，有的是专项检查。假设环保部门在开展诸如危险废物专项检查时，对企业同一生产线、同一工艺环节中的其他违规处置危险废物行为予以了行政处罚，但未指出涉案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此时，环保部门虽然没有针对该垃圾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做出具体的认定，但环保部门的专项检查以及对其他问题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必然让企业对环保部门产生信赖利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行政法一项重要原则，这种信赖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对于行政相对人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要有适当的方式给予保护。在这类案件中，企业因环保部门的复核、试生产审批、现场专项检查等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如果不能对这种信赖利益予以适当保护，将会让企业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产生不可预测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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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险废物名录

相类似的案件，公诉人在常常强调，企业除了应当参照环评报告之外，还应当自行学习、参考《国家危废名录》来对工业废物进行处置。在《国家危废名录》已经将相关垃圾明确为危险废物的情况下，企业当然应当知道该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结论，并因此得出企业具有提供或委托第三方收集、利用、处置危废的故意。诚然，废弃物危险特性识别的依据是《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 8 条规定：“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可见，《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仅仅是纲领性参考文件，列举了大多数危险废物，但并未穷尽企业实践中各种具体的废弃物。那些未被列举的固体废物，需要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别才能得出其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结论。

企业常常面对的现实是，企业生产所产生的各种垃圾可能无法直观或通过简单推理就能够跟《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举的类别相匹配，企业没有能力直接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处置。企业建设项目生产线上是否产生危险废物的识别必须依赖于环评专家（含专业第三方评审机构，环保监管机构）的历史认知、专业能力、经验等因素。这也是我国为何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型企业必须聘请专业环评机构来进行环境评估的原因。

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办案单位也不是直接依赖《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涉案垃圾进行识别，仍然需要通过委托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给出相应的鉴定结论。如果把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与侦查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放在平等的地位，既然侦查机关与司法机关并不是直接依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涉案垃圾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同样不能作为直接认定企业具有放任和希望危险废物违法处置主观故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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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方之矛——具有主观故意的印证证据

环评报告、项目验收、试生产审批、日常行政执法记录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的“护身符”，但是这种“护身符”并不是“挡箭牌”，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仍然可以证明企业具有“明知”故意，并据此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1.隐瞒或虚构事实

2003 版以及 2016 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环评机构对评价结论负责。2018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则规定企业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承担主体责任。这种倾向性变化是为了促使企业切实把环评文件的编制、相应生态环境环保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放在心上，从而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实践中，环评报告遗漏或未能对某一垃圾进行准确识别，无外乎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因为环评机构的不负责任、弄虚作假、专业水平低下、检测手段落后等，致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实；一种可能是因为企业故意提供虚假资料、互相串通、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动而未按规定重新报请审批等，致使环评机构未能准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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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企业存在提供虚假资料、隐瞒生产工艺产废情况、与环评机构互相串通、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动而未按规定重新报请审批等行为，企业的这些做法其实已经足以证明建设方对于环评报告失实是持放纵甚至是故意心态，环评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企业违法处置危险废物的一个幌子，可以据此直接认定企业具有污染环境的主观故意。

2.日常培训记录

通常情况下，在较为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一般会建立EHS 委员会，并通过EHS 委员会结合环评报告、法律法规、政策等对产废、处置等环节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因此，企业内部的培训清单及记录也可以成为判断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的依据。

假设 A 垃圾未在环评报告中被识别为危险废物，但企业在内部培训中已将A垃圾主动识别为危险废物，或者培训资料可以得出 A 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结论。那么，企业显然不能以环评报告未识别为借口，来证明其对A 垃圾属于危险废物不具有主观明知。

当然，实践中企业的培训记录或培训资料明确记载A 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可能性较小，更多的需要多次推理才能得出“明知”结论。比如，A垃圾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某一类别，企业在某次或者多次内部培训时刚好对该类别的所有危险废物进行了学习，企业关于其不知道 A 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抗辩显然无法成立。

最具有争议的是，A、B 垃圾都未被环评报告识别为危险废物，企业自动将B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并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处置，但 A 垃圾仍然以一般垃圾处置。公诉人往往主张企业既然可以主动识别 B 垃圾为危险废物，当然也有能力将A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据此推定企业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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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种类推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企业能够在环评报告之外将B垃圾识别为危废，并不代表企业必然能够将 A 垃圾识别为危废。相反，企业通过自主学习将 B 垃圾识别为危险废物并交给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的行为，恰恰证明企业具有高度的环保责任意识，主动加强危险废物的辨识能力，没有规避和放任的主观意识。

3.处置方式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企业被追究本罪的刑事责任主要考量其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涉案垃圾的具体处置方式（比如是否偏离正常的交易价格、交易渠道、处理途径等）是推定企业是否具有“明知”主观故意的主要途径。

以著名的“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件为例，法院就是依据江苏常隆等 6 家化工企业的处置方式推定这些企业明知道涉案的副产盐酸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泰中环刑终字第00001 号判决书论述：该6 家化工企业负责安全和环保的工作人员都提到，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盐酸（环评报告未认定该其属于危险废物）。因 2012 年以后盐酸无法销售，公司就请江中公司戴某甲和姚某帮助处理，公司知道江中公司根本没有处置盐酸的能力和资质，而与江中公司签订了每吨 1 元的销售合同以掩人耳目，并将销路较好的碱卖给他们，另外再补贴他们每吨 45 元的运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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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在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申诉程序中进一步细化了推定的逻辑（2015民申字第 1366 号民事裁定书）：涉案公司在副产酸交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处置副产酸，实际出售副产酸价格为 1 元／吨，同时每吨补贴江中公司几十元运输费用，并以江中公司实际运出的副产酸数量结账。出卖人交付货物，买受人支付相应价款系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涉案企业作为出卖人出售副产酸，买受人江中公司仅支付 1 元／吨的价款，涉案公司反而支付 20 元／吨的运输费用或者其他补贴给江中公司，此种补贴出售行为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虽然涉案公司并未直接实施倾倒行为，但其在明知副产酸市场低迷，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需花费高昂处理费用的情况下，采用补贴运输费用等方式将副产酸交给不具备处置资质的江中公司，并长期放任江中公司将副产酸倾倒入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写在最后

在判断企业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我们应参考各方面因素来综合评判。因此，我们既要立足环评报告等书证，又要超越环评报告等书证，在企业的应知义务和已知状态中寻找平衡，真正做到不枉不纵，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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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师论文荣获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暨第二届遗产管理人论坛联合征文一等奖

2023 年 10 月 29 日，由中华遗嘱库主办的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暨第二届遗产管理人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法官、不动产登记中心干部、律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遗产管理人落地后的改革变化、数字资产继承、共同遗产管理人等前沿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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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遗产管理人实务与研究联合征文获奖名单揭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黄慧婧撰写的《遗嘱设立居住权情形下的规则适用与遗产管理研究——以遗嘱意愿的实现为中心》获特等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张清波、李雅茹撰写的《侯某1诉王某1及北京某公证处遗产管理纠纷案》、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曹海燕撰写的《遗产管理人在非公证继承过户中的法律地位研究》等 5 篇文章获一等奖，另有15篇文章获二等奖，三等奖和特别奖若干。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 26 家单位获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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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李音瑶律师撰写的论文《一个持续19 年的遗产管理纠纷案例之成败分析》荣获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暨第二届遗产管理人论坛联合征文一等奖。同时，李音瑶律师获聘为中华遗嘱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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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活动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法治时代》杂志、《中国不动产》编辑部、桂客学院联合举办，以遗产管理人领域相关研究与实践为切入点设置主题，涉及遗产管理人涉不动产登记实务探讨、工作难点分析、制度探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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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音

合同无效情形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管理费”的裁判规则朱俊摘要：国内建设工程施工领域本身存在大量借用资质、转包与违法分包现象，该类情形引发了施工单位与实际施工人组织施工、生产经营中所发生的管理费归属争议。本文通过对管理费的归属依据进行分析，结合相关判例，着重讨论当前形势下，针对无效合同情形下人民法院对施工单位主张管理费的裁判规则。

一、“管理费”的定义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 号】，建筑安装工程费按照费用构成要素划分，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组成。其中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应当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检验试验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等。即企业管理费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的一部分，如施工单位按约完成了施工义务，则其应有权向建设单位主张企业管理费。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管理费与总承包服务费完全不同，总承包服务费是指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建设单位进行的专业工程发包，对建设单位自行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同属建筑安装工程费的一部分。

本文所讨论的“管理费”特指因借用资质、转包或违法分包等情形存在而致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相关合同所约定的管理费（通常约定为工程款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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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费”的归属依据

由于近年来各地法院对管理费的裁判规则较不一致，所以笔者首先对最高院会议精神与各地高院司法文件进行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2021 年第 21 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规定，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实际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的，不予支持。从最高院的观点来看，其将收取管理费认定为一种通过转包、违法分包和出借资质等手段违法套取利益的行为，属于违法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22.12.28 发布）第六条规定，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已经收取了管理费，实际施工人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请求实际施工人按照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施工人请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支付的工程款中包含管理费的，对于管理费部分不予支持。重庆高院将施工单位区分为“是否已收取了管理费”、“是否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该观点实际与最高院观点存在一定差异。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湖南高院解答》2022.11.17 发布）之十一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管理费原则上不予支持。当事人主张的，法院可以根据合同系借用资质或转包、违法分包等不同类型，结合出借资质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是否履行管理职责因素予以适当支持，一般不宜超过总工程款的 3%。湖南高院的裁判观点较为特殊，根据湖南高院观点，其有权根据“借用资质或转包、违法分包等不同类型”来酌情确认管理费的数额，且将管理费上限确定为总工程款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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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首先，相关合同虽然无效，但管理费的金额实际属于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予以参照。其次，就项目性质与借用资质（或转包、违法分包）等不同违法类型来说，不同的项目性质与违法类型下，管理费的金额不尽相同，且其金额与项目本身的实际利润有关（根据笔者实务经验，在部分市政工程项目中，转包人与实际施工人所约定的管理费率甚至可能超过 15%），故湖南高院所规定的“一般不宜超过总工程款的 3%”过于牵强，且其与最高院的观点相悖。笔者认为，结合“管理费”的相关定义，应将施工单位区分为“是否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如其实际参与施工、组织协调的，则可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收取管理费，如其未参与施工、组织协调的，则应将施工单位收取管理费的行为视为通过转包、违法分包和出借资质等手段违法套取利益的行为，不应予以支持。

三、 相关案例

本文谨以体现四种不同裁判规则的最高院判例为例：1. 吴智贵、苏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 6767 号【支持收取管理费】

最高院认为：上述《会议纪要》与《劳务结算协议书》中的结算条款不受施工合同效力的影响，是吴智贵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现双方已结算完毕，工程尾款已付清。吴智贵又以管理费比例畸高、显失公平为由请求苏辰集团公司支付 15106632.2 元，既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不符，也缺乏法律依据。

2. 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李欠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 6123 号【不支持收取管理费】最高院认为：关于华夏军安公司请求东源公司支付管理费等问题，由于《工程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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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书》属无效合同，合同中关于 4%的管理费及分摊公共费用的约定，对双方不产生约束力，华夏军安公司请求东源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没有法律依据。3. 鞠建军、孙炎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 3941 号【酌情调整管理费】

最高院认为：关于管理费的认定。案涉《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违反禁止违法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原审依法认定无效。案涉《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合同价格：审计结算价下浮 8%。”原审将该约定定性为总包单位收取 8%的管理费正确。实际施工人鞠建军、孙炎并不具备施工资质而借用江苏一建名义，对违反禁止转包明知，二人不应从违法行为中获利，故原审结合本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将双方约定的工程价款按照审计结算价下浮 8%调整为下浮 4%适用法律并无不当。4. 范叔燕、四川省锦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其他民事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 3613 号【收缴管理费】

最高院认为：关于案涉管理费问题。范叔燕与锦辉公司签订的《项目经济责任书》中约定，业主支付的工程款，锦辉公司按实际完成工作量扣除管理费、税费、履约保证金等。由于上述管理费系锦辉公司违法转包案涉项目所收取的费用，原审判决认定该费用应当予以收缴，并无不当。

四、建议

从近年来最高院的判例来看，在合同无效情形下，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管理费”的主张原则并无统一标准。为了保障施工单位的权益，进一步提高管理费主张的成功率，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合理设置管理费金额。

《湖南高院解答》规定，管理费“一般不宜超过总工程款的3%”。故施工单位应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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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施工人合理约定管理费金额，针对一些施工利润较高、转包（或借用资质、违法分包）类型较为特殊的项目，实际诉讼过程中应提供一定的管理费金额约定依据（如相关行业、类似工程利润率等），进一步支持自身的高额管理费主张。2. 进一步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工作。

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尽可能将施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日志、签证单、安全资料、会议纪要、监理报告、图纸、交底文件、合同等）保管完善，且上述文件应由施工单位工作人员亲笔签字。在实际诉讼环节施工单位应向法院出示施工资料原件，证明施工现场实际由施工单位掌控，施工单位履行了施工管理、组织协调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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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是一起看似简单的股东侵犯公司利益纠纷，简单到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纠纷的起因。同时这又是一起复杂的系列纠纷案件，复杂到耗时八年、在上海深圳多地进行了五起诉讼。除了每一起诉讼的一审、二审、再审外，诉讼之外的函件申请、证据调取更是数不胜数。这更是一部公司类纠纷的“百科全书”，现有公司各类型的纠纷在本案中大都能找到缩影。

一、四位愁眉不展的老人

故事起源于 2015 年 4 月。我的面前坐着四位愁眉不展的老人，他们的故事很长，但也简单到用几句话便能概括：四人与老同事金某共同设立了WT 公司进行运营，公司运营业绩很好，更好的是他们将公司盈利在深圳买了一栋楼房，十年来投资回报超过十五倍。为避免公司持有不动产的高昂税收，五人一致决定将该公司房产登记在法定代表人金某的个人名下，便于后续出售，并作出了股东会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然而，金某反悔了，面对巨额收益想独占房产，便谎称房产是其个人购买、公司出资的款项是金某个人向公司的“借款”，金某愿意“还款”。此外，金某拿着自己名下的不动产权证，多年对外出租更是收益颇丰，四位老人无可奈何。

就这样一件在任何居委会，调解员一分钟便能断定是非的纠纷，五个人已经自2009年起从人民调解闹到公安经侦，又是信访又是诉讼股东知情权纠纷，往来函件更是一打一打地搬给我们看。然而，耗时越长，房价越涨，纠纷仍未解决，四人忧心忡忡。WT 公司系列纠纷办案随笔（一）：一起纠纷引起的八年、五案、多轮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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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为何如此复杂

了解案情后，我陷入了沉思：了解事实容易，维护权利很难。很多当事人觉得：简单的事情，到了律师嘴里怎么就如此复杂？不得不说，法律之细致、严谨，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复杂。譬如本案，我们首先需解决的问题是：房产应当是谁的？显然，房产不属于金某，但也不属于股东四人或是五人，因为房产是公司的。作为公司法专业的律师，我深知：通过诉讼确认房产属于公司只是第一步，然后呢？金某是WT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掌控着公司印章、证照、账册等全部材料。且不论办理新的、以公司为产权人的不动产权证需要金某及其保管的上述材料，后续对房产的占有、使用、处置及收益享有，名义是归属公司，但归结到个人实体，金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具有几乎决定性的权利。因此，本纠纷需要解决的不仅是不动产的归属问题，更是公司权力的争夺，是公司治理的重塑乃至公司利益、剩余财产分配的安排等等。为此，我们团队设计了先确定房产归属、后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整体诉讼安排。但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整个系列诉讼流程会如此之长，如此复杂反复……好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诉讼开始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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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业绩

瀛东律师为亿元区块链传销案技术负责人成功辩护，终获降档改判2022 年，国内某区块链项目上线后被刑事立案，一众高管先后被外埠公安机关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抓获，涉案金额超过 1.7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技术负责人曹某的家属了解到，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沈阳曾代理过上海某知名区块链项目集资诈骗案，为技术总监张某进行罪名辩护，成功将集资诈骗罪辩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遂联系沈阳律师全程代理案件。

步步为营 在公检环节充分打好基础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累计参与传销人员达 120 人以上，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 250 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会见时，曹某已然知晓：自己作为技术负责人和出资人，涉案责任巨大，且案件整体无论人数还是金额均远超刑法“情节严重”的规定，但对最终判决仍抱有一丝希望，“如果最终能只判个三年就好了，多了我真的待不下去。”带着当事人的殷殷期盼，瀛东高级合伙人沈阳律师和汤明哲律师立即赶到公安机关了解情况。寒暄过后，承办人员详细介绍了案发原因、办案经过、证据情况、侦查思路和整体处置口径。在全面深入了解案发背景、案件情况后，鉴于本案与之前区块链案件的不同，且曹某作为技术负责人在该类传销犯罪中的作用标定难度较大，沈阳律师与汤明哲律师从无罪辩护、罪名辩护、罪轻辩护等多个方向进行了全面推演，最终确定了罪轻辩护的方案，并与当事人充分沟通，确保所有辩点基础扎实、客观有效。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沈阳律师第一时间与检察官当面详细沟通辩护思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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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解到检察机关的办案思路、处置难点和对该类型案件的认知盲点。在此基础上，沈阳律师立足案件诸多证据细节，撰写了 66 页的《罪轻法律意见书》，并经多轮沟通，争取到检察官的认同，携该意见书上检委会讨论。但是，鉴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当地检察机关虽同意认定曹某为从犯，但不愿降档至五年以下。为此，沈阳律师及时与检察官沟通，建议不要对当事人走认罪认罚程序，保留二审改判机会，被检察机关采纳。稳扎稳打 在一审中完成预定目标法院一审中，经前期模拟，曹某客观回答讯问，对部分无关紧要细节没有作过多争辩，在庭上表现良好。

沈阳律师则从三个方面做全面罪轻辩护：

一是从涉案平台整体业务属性出发，详细剖析本案不同于一般传销犯罪的辩点。如，本案属经营性传销和诈骗性传销的复合传销，且诈骗性传销的金额较小，“入门费”和“拉人头”在本案中的原因力较小，不是支撑涉案平台运作的决定性因素，且具有不同于一般传销犯罪的其他特殊性，如并非零和游戏、不存在传统的晋升机制，是真正的去中心化机制等。

二是从涉案金额、参与人数出发，针对审计报告提出辩点。如，“团队计酬”式金额应予剔除；通过免费方式获得推荐资格的金额、人数应予调整，一人多钱包需视情扣减人数和金额；层级认定标准宜予以考量，传销层级形式上达到三层，但实质上系一人多钱包自己发展自己的情况，金额和人数宜予调整等。

三是针对曹某个人的辩护意见。如，曹某在犯罪中参与环节较少、作用相对较小，没有参与发起、组织搭建、策划、模式决策、白皮书编制、推广等核心环节；只负责部分技术工作，未进入传销组织，不属于典型传销组织者；技术只起基础支撑作用，策划和营销才是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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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定：曹某等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曹某可以认定为从犯，但不宜减轻处罚。同时，一审法院虽认定技术开发环节的作用不亚于宣传推广，曹某作为第三被告，排名不应调整。但曹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 万元，低于第四被告，与第五、六被告人（上述三名被告均属于宣传推广人员）同等处罚。至此，辩护取得阶段性成果，将原本预期七年左右的刑期有效控制到第二档最低刑，为二审降档奠定了基础。

再接再厉 在二审中成功降档改判案件进入二审后，沈阳律师及时联系二审法官和检察官，沟通案件进展情况，在得知可能书面审理后，及时提交《二审开庭审理申请书》，详细阐明本案不同于传统传销犯罪的模式，一审传销金额、人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应予开庭的理由。沈阳律师认为，曹某积极协助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是全案坦白最早、最彻底、最稳定的，宜适用立功条款，应与坦白滞后、悔罪不彻底的被告人拉开量刑差距，充分体现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所判刑期不应高于第四、五、六被告人。基于求上得中的辩护策略，沈阳律师同时提交了《关于曹某配合公安机关行为应认定为重大立功的意见》，认为曹某在侦查初期即提交包含详细技术内容的“悔过书”，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修改技术方案，避免交易池资金损失，参考广州中院、新乡中院、乌鲁木齐中院等法院的生效裁判，宜认定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属重大立功。二审两次庭审之后，沈阳律师根据和法官的沟通，及时了解改判可能性和口径，并适时联系曹某家属全额预缴了罚金。

日前，二审法院认定：曹某对本案及时固定相关证据、防止危害后果进一步扩大、重大涉案财产得以有效追缴起到了关键作用，属于具有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突出表现的立功情节，改判曹某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五十万元，低于第四、五、六被告人，系全案最低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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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律师代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再审裁定推翻前审不利认定近日，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不良资产部主任杨婧，章锡磊律师受某银行（以下简称“委托人”）委托，代理其与黄某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件。该案历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成功裁定推翻前审不利认定，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委托人与黄某签署案涉借款合同，后黄某未按约还款，委托人将其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判决黄某支付本金、利息、逾期利息以及律师费等款项。黄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贷款业务非由黄某本人操作，难以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系由黄某本人签订。二审判决事实上否认了委托人相关贷款业务的操作流程，若该判决生效，那么委托人该项业务下的全部客户均可以以此起诉借款合同无效，这将会给委托人带来无可预计的巨大损失。

在此危急之刻，杨婧律师及其团队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理其与黄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再审。杨婧律师团队介入案件后，首先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仔细查阅了所有相关文件，包括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其他相关证据，从中找到了可能有利于委托人的细节和漏洞，迅速整理并撰写再审申请书，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在这一过程中，杨律师就本案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之处进行了梳理，包括针对委托人与黄某签约的过程证明、黄某是否通过电子形式实际签名、黄某的借款业务是否由本人实际操作等等关键问题展开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其次，针对已经梳理出的证据线条和法院既有的判决，律师团队提出了不同角度的代理意见，并对于事实分析和法律说理部分进行了充分的表述。同时，在整个再审阶段，杨律师积极参与诉讼程序，与法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全面细致地表达诉求、分析利弊，为庭审阶段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庭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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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杨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详细的代理词和相关证据，包括银联平台短信发送记录、回访记录、银行工作人员与黄某的合照等关键证据，针对黄某的诉讼主张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通过这些努力，成功地使法院对于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最终，该案在再审裁定书中明确写明“二审判决关于黄某未签署案涉借款合同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该判决结果有利的维护了委托人的利益，也彰显了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杨婧律师及其团队深厚的专业实力，受到了委托人的高度赞扬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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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

静安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宋宗德一行赴瀛东专题调研天目西路街道“楼务会”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建设“楼务会”新型楼宇治理平台等楼宇党建“善治理”阶段的标志载体，全力打造超大城市核心城区楼宇治理的静安样板，2023 年 10 月 11 日上午，静安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宋宗德，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周玉鸿一行赴环智大厦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实地察看天目西路街道“楼务会”工作推进情况并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天目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董启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顾炜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天目西路街道环智大厦上海瀛东，聚焦“楼务会”的议题形成机制、协商议事成效与楼宇企业发展的互促机制等重点事项，过程中，宋宗德还细致查看了大厦内的楼宇党群服务站、楼务会特色活动阵地及瀛东办公环境等硬件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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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代表、环智大厦楼务会委员、瀛东管委会主任周子闳，围绕环智大厦楼务会“品智楼宇 添智添荟”特色品牌，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精准多元善治服务体系进行相关汇报，并提出了四点工作设想：一是党建引领，用好各种平台；二是发挥优势，提供专业服务；三是加强联动，促进互利共赢；四是做到活动、专业、品牌、阵地融合。凯德星贸楼宇党委书记、楼务会召集人、上海智联易才人才咨询有限公司客服副总监芮昕介绍了凯德星贸楼宇外商企业情况及“楼务会”特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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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宋宗德指出：

一要加强队伍培训，促进工作能效提升。

一方面，要加强楼务会成员队伍的赋能培训，定期组织座谈交流、专题研讨，增强成功经验交流。另一方面，要提升楼宇党群工作者队伍能力，进一步丰富楼宇党建内容，完善党群服务阵地工作能效。

二要把握关键性人物，选优配强楼务会人员。

充分挖掘楼宇内“两代表一委员”、龙头企业骨干、楼宇业主方等中坚力量参与楼宇治理，利用商圈、楼宇企业资源优势和影响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三要聚焦共性问题与个性需求，凝聚企业发展共识。

要进一步梳理楼宇企业诉求的共性问题，并逐一对楼宇内企业进行分类，精准对接个性化需求，形成项目、资源服务清单，通过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进一步提升楼宇服务品质。四要盘活楼内楼外资源，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要聚焦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以推进“楼务会”工作为契机，重点盘点好楼内楼外资源，通过政府搭建平台，促进企业资源共享、需求对接，为楼宇党建、楼务会工作的推进提供有效支撑，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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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党建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重要指示精神，响应司法部党组提出的“五点希望”号召。10 月 8 日上午，中共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总支部委员会召开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部署会。部署会由瀛东党总支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子闳主持，全体党员律师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列席参加。会上，瀛东党总支组织委员谢钍睿介绍了党总支主题教育方案具体内容，明确了本次教育方案的重点，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重点突出学习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司法部对律师行业提出的“五点希望”。之后党总支各支部将在通读研读、学深悟透指定学习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联系实际、立足律所发展开展以下七项重点活动：一、组织一次专题讲座；二、开展“苏河船行党课”；三、召开长三角党建联盟；四、深入学习“五点希望”；五、积极探索三所联动；六、开展执业警示教育；七、持续做实公益活动。

瀛东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部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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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党总支书记张浩向全体党员律师作动员部署并围绕会议主题上党课。他点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深刻意义，并向全体党员律师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二是要准确把握目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序开展，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紧紧围绕“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根本任务，聚焦锚定“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五大具体目标，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抓细抓实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三是要努力践行“五点希望”，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践行法治为民宗旨、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依法诚信规范执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响应全国律协号召，把奋力践行“五点希望”落到实际行动上，推动实现高质量党建引领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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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副书记周子闳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期望各支部和全体党员律师认真抓好落实会议内容，要严格按照中央、市委、区委及司法局党委的部署要求，结合律所实际，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并提出了三点工作落实具体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在深化、内化、转化上聚力用劲，确保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取得实效；二是要加强分类指导，突出抓好党总支和各支部班子成员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一个支部一件实事”活动，组织党员完成“四个一”任务；三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律所和律师发展实际，提出适合瀛东特点的目标要求和办法措施，找准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中主动作为、担当有为。

本次部署会意义深刻，瀛东党总支通过组织党员开展思想主题教育，使党员们进一步深刻领会了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一步，瀛东党总支将继续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进一步激发广大瀛东党员律师的使命感、责任感与荣誉感。加强党组织基层建设，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坚定不移地走红色引擎驱动律所高质量发展道路，努力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律师，打造一个有温度、有责任、有能力的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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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公益

2023 静安公益创投“宁”新聚力，“石”分有益——苏州河畔新业态就业群体法律服务项目正式启动10 月 13 日下午，由虹口区益群人志愿者服务中心、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承接的2023年静安区公益创投项目“宁”新聚力，“石”分有益——苏州河畔新业态就业群体法律服务项目启动会，在江宁路街道城运中心顺利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理事长王国平，石门二路街道和江宁路街道的司法所、党建办、总工会、企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同志，以及两街道楼宇党群工作者、企业代表，外卖小哥等 40 余人。启动会由项目负责人瀛东合伙人李彬主持。（全体合影）

项目负责人李彬律师首先对律所在前两年承接的静安区公益创投项目详细地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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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瀛东承接的静安公益创投项目“法治护航，希望同行”和“微光初上，法治护航”法律服务计划顺利开展。项目旨在帮助小微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化解劳动纠纷，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连续两年的项目开展，建立了一支专业从事劳动纠纷化解的调解队伍，并且初步形成了小微企业法律宣传的品牌效应。其中，“法律下午茶”和“益企 3 分钟”的线上法律宣传活动得到广大小微企业的欢迎；“法律体检”深入企业内部，帮助小微企业减少法律风险，健全内部规章制度；“个性化法律服务”为劳动者提供专项的法律服务，普及劳动法律知识，维护劳动者自身合法权益。项目通过多种丰富的服务形式和渠道，得到了小微企业和劳动者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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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律师还对 2023 年静安区公益创投项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新周期创投项目服务对象进一步聚焦，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项目将关注新业态领域中小微企业以及新业态就业群体，服务范围扩大到石门二路街道和江宁路街道。项目将在原有的特色品牌内容之外，还增加了“法律援助站”、“个案走访”、“企业个性化沙龙”、“法律街道定向赛”等创新活动，希望通过丰富的形式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瀛东将深入了解新业态就业群体，并通过本次项目的开展形成一份针对于静安区新业态就业群体的法律风险白皮书，总结新业态就业群体的法律困惑和风险，为该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启动会上，石门二路街道司法所所长韩慧琳和江宁路街道司法所所长何俐进行了交流发言。

韩所长对前两年静安区公益创投项目所获得的成果表示认可，同时也对2023年本项目的目标计划与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和期盼，希望可以结合新业态领域企业发展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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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群体劳动者的现实需要，认真执行并及时总结和改进，鼓励并支持大家以多样的方式推动本项目的顺利有效进行，更好地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保障和力量。（石门二路街道司法所所长韩慧琳）

何所长在前两年就十分关注公益创投项目，对项目终于落地江宁街道感到高兴，并希望律所能够充分结合各部门和小微企业的需求，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服务，帮助新业态企业和就业群体提升法律意识，同时建立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江宁路街道司法所所长何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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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的各位老师还进行了头脑风暴及观点分享。

在项目负责人李彬律师的带领下，与会老师一共分为六个组，每组成员都展开了热烈的头脑风暴，大家集中讨论了新业态就业群体的需求和问题，以及希望通过本项目如何解决的方法和建议。

在分享环节，大多老师都提到，希望帮助新业态企业完善企业管理、规避法律风险、降低用工风险，同时也对提升新业态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方案与建议，希望通过多样的形式帮助企业建立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多维度提升新形态就业群体的法律意识。外卖小哥特别提到希望项目能够扩大法律宣传的覆盖面，为新业态群体提供更多公益的法律服务，为他们提供法律保障。通过本次头脑风暴，项目律师们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对项目内容的开展也会更加有针对性，并且更加直接地为新业态群体开展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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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理事长王国平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王国平理事长感谢并赞扬了益群人志愿者服务中心、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以及各位成员对本法律服务项目的努力和付出，本项目受到多方的认可和支持。同时赞扬了本项目服务范围的扩大，这将更有利于本项目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达到期望的效果和影响范围。

同时，王国平理事长还提出了几个建议，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借力于两街道司法所、党建办、工会、企业服务中心等部门的服务资源，更好地满足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法律需求。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街道为新业态就业群体外卖小哥设立的驿站，更好地提供法律服务，更全面的提供法律援助。

最后希望通过上下共同努力，“宁”新聚力，“石”分有益，让街道、企业、群众都认识到本项目的重要意义和可持续性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