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刊  总第151期

2023.1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

商承祚书法（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藏）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作视频发言

国务院参事、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李玉光发言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何汉权作视频发言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社科联原

主席田丰发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

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发言

2023年2月16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

馆指导，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东莞市人民政

府、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国史教育中心（香

港）、澳门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协

办，以“海洋文化与新发展格局”为主题的“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在东莞市举办

主      管：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主      办：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出      版： 岭南文史杂志社

社      长： 杨  敏

顾      问： 詹伯慧  张  磊  黄天骥  陈永正  田  丰

编      委： 张桂光  陈海烈  杨兴锋  李宗桂  黄淼章

            刘昭瑞  马建钊  林有能

主      编： 符文申

执 行 主 编： 陈海烈

副  主  编： 赵桂珍

执行副主编： 侯月祥

编      辑： 莫羡春  温洁芳  李飞光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5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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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0）833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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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投稿，以免受骗）

制    作： 广东文史学会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印    刷： 广州市东盛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23年3月

发    行： 岭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20）38031387

（020）38031399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Q6008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5-07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1004/K

国内定价： 8元

国外定价： US $8

1

2023年第1期

总151期

投 稿 须 知

《岭南文史》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

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管，广

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文史综合类

期刊（季刊），以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探讨

岭南文化学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精华、促

进学术交流发展为宗旨，国内外公开发行

（CN 44-1004/K、ISSN 1005-0701）。诚

邀相关文史专家学者、爱好者撰写鸿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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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研究深度和学术价值，坚持原创，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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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文章最后一行括

注标明作者单位，务请注明作者

姓名、职务职称、地址、邮编、

电话等信息。

目录CONTENTS

1

2023年第1期

总151期

百年三大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中共三大与共产国际  / 官丽珍

6 中共三大：党对形势研判的伟大尝试  / 余宏檩

13  赓续红色血脉  书写新时代华章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工作纪事  / 马于晨

红色印记

17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 程存洁

海洋视野

25  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精神探析

    ——以广东的海洋文化为例  / 李萍

32  “南海Ⅰ号”活化策略  / 杨兴锋

区域文化

37  守正创新话雷剧

    ——改革开放四十年雷剧的发展  / 陈乃明

44  闽粤赣传统客家民居形态探研  / 洪开荣

52 岭南华光诞的起源及其在澳门的传播  / 林锐华

64  明清时期粤西民间的真武信仰  / 何绪军

历史窗口

72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 赵剑

78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的创办  / 张晓斌

85  汤显祖与岭南文化的因缘  / 邹自振

学术争鸣

92  唐代休咎禅师与广东灵化寺、海光寺的关系辨析  / 杨宪钊

刊名题字：陈永正

封面图片：商承祚书法（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藏）

封    二：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照片

封    三：第二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照片

封底作品：松阴听水图  王竹虚

英文目录：区  鉷

LINGNAN CULTURE AND HISTORY

[Quarterly]No.1 2023 (Holistic No. 151)

Contents

■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1 Suc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nd the Comintern GUAN Li-zhen

6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 Successful Attempt of Situation Judgemen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U Hong-lin

13 Carry on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Achieve Greater Glories in the New Era: Chronicle of the

Work of the Memorial on the Sit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MA Yu-chen

■ Memories of the Revolution

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 Students’ Movement of the “Red Major Industry School” and

Their Revolutionary Thoughts CHENG Cun-jie

■ Maritime Vision

25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uangdong’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Cultural Spirit: With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lture as an Example LI Ping

32 Means of Revitalizing the Wrecked Ship Nanhai No.1 YANG Xing-feng

■ Regional Culture

3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i Opera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EN Nai-ming

44 A Study of the Forms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Folk Dwellings in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HONG Kai-rong

52 Origins of the Worship of the Immortal Hua Guang on His Birthday in Lingnan and Its Dissemination

to Macao LIN Rui-hua

64 The Folk Belief in Zhen Wu in the Western Part of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Xu-jun

■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iews

72 Guangdong Gentry in the Local Autonom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O Jian

78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 Studies in Guangzhou ZHANG Xiao-bin

85 Tang Xianzu’s Cultural Ties with Lingnan ZOU Zi-zhen

■ Academic Discussion

92 Zen Master Xiu Jiu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Linghua Temple and Haiguang Temple in Guangdong: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YANG Xian-zhao

Calligraphy of the Journal Title by CHEN Yong-zheng

Front Cover Photo: Calligraphy by Shang Chengzuo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ICH

Inner Front Cover: Photos of the Forum on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GBA (Guangdong)

Inner Back Cover: Photos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uangdong Cultural Legacies”

Back Cover Painting: Listening to the Running Water under the Pine Tree by WANG Zhuxu

Translator: OU Hong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中共三大与共产国际

官丽珍

中共“三大”是我党在建党初期召开的一

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

广东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中国共产

党创建的一批著名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

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和共

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了这次大会。

中共三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

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

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初尝试。回顾中共“三

大”的历史贡献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发展历程，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

步实践进程和成果，讲好“三大”故事，讲好党

的历史发展故事，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树立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提出中共中央局迁往广州的

主张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

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共

“三大”的召开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对中共

“三大”的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24年历史中，曾统帅

70多个共产党支部的400多万名党员，成为领导

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中心，同帝国主义

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三大”

能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还得从共产国际主

张中共中央局南迁广州谈起。

早在1922年夏，共产国际就已提出过将中

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1922年4月6日，俄罗斯

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一西比里亚科夫

在北京致信拉狄克：“前几天，达林（共产国际

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来到我这里，讨论因

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

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

开展工作。”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瞿秋白的陪

同下，达林到达广州。

广州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是中

国国民党的活动中心。由于孙中山在广州营造

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1922年5月，共产国际

代表鉴于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主张将中

共中央局和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迁到广州，认为

这样做“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

中到中央局手中”[1]。20日，共产国际在华工作

“全权代表”利金（1921年10月由共产国际执

委会远东书记处派赴广州），就在华工作情况

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出书面报告，对广州革命

运动的状况做出全面评价。该文在结论部分明

确提出将中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7月11日，马林在

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时说：“在远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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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是唯一勿须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

的城市。”[2]为此，共产国际遂于1922年7月18

日命令中共中央接此“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

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

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文

中的“菲力浦”即马林。但因广州发生了陈炯

明叛乱事件，中央局迁粤的问题暂被推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中央局

于上海。1922年10月，中央局由上海迁至北

京。1923年，因“二七”大罢工失败，中央局

又由北京迁回上海。马林认为：“在上海，只有

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

才真正存在”“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

展工作的唯一地方”。[3]马林还说，“我们在广

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

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4]1923年初，

陈炯明的势力被逐出广州，广东的形势逐步好

转，广东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

得到整顿和恢复。鉴于共产国际、联共（布）

支持孙中山的政策已经明确和广东革命形势的

恢复与发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提出中共

中央局迁移的问题。马林在3月间提议“把中国

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而党的领导

人如陈独秀，在广州工人组织中已经开展了工

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

义和党的主张。只有广州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开

展工作的唯一地方。特别是考虑到在广东有利

于筹备、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

中央机关乃决定迁往广州。

1923年3月9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维

经斯基答复马林：“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

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

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

在罢工（指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

工）之后最宜做什么事。”

1923年2月，孙中山由沪返粤。不久，中共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也到了广州。4月

10日，孙中山委派陈独秀、谭平山为大元帅大

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二七”罢工失败后，马

林由北京到上海，在上海“停留很短一段时间”

后，也到了广州。马林在《致布哈林的信中》

说：“月底我到广州一行。—来同孙中山建立联

系，他控制着广东省的一部分地区；二来党的中

央委员会已到广州。那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

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4]1923

年4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5]。

二、促使中共对中国国民党政策的

转变

中共中央局迁到广州后，李大钊、张国

焘、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毛泽

东、邓中夏等也相继到达广州，广州遂成为中

共中央所在地。从1923年5月起，中共中央局即

全力以赴进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筹备工作。当时党在政治上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推进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民

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

动下，国共两党都表现出合作的热情和愿望。

为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

议指出：“由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

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

在国内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尤其是由于

这一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对于尚未从其他阶级

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

的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认为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的行动协调起来。”决议还指出，“国民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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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合作”，并指出，“党

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

构”“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在

这些运动中隐蔽自己独立的旗帜。”[6]要求中

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实现

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

发出关于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

信，做出要求中共必须贯彻同中国国民党合作

的决定。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

关系问题的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的精

神，中共中央局决定，以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

问题作为“三大”的主要议题。6月12—20日，

“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的一幢砖

木结构的民房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

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

国焘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30多人。中共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

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组

成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谭平

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共中央局。

中共“三大”着重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三

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

决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

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至此，中国共

产党正式确立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

策和策略。

早在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执行

委员会在杭州举行全体会议，接受马林传达共

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

中国国民党。在“三大”召开时，党内对这一

问题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经过讨论，最终大会

通过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

决定。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

题的决议案》中说：“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应有

一具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

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

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

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

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

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通过

此决议”；[7]“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

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

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

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

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8]。大会统一了对加入

中国国民党目的的认识，并最后确定了统一战

线的策略与组织形式。从此，“党内合作”，即

由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同国

民党合作这种构想，为全党所接受。这一合作

形式，既抵制了当时一度盛行的取消中国共产

党或者类似“国共合并”的主张，保持了中共

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又能为孙中山和

中国国民党所接受，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

实现。这一策略方针的制定，对于壮大革命力

量，建立起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掀起国民革命高潮，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共“三大”就是为了确定党的革命统一

战线的方针，加速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而召开的。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是

巨大的，它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国情中，正

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确立了国

共合作的革命途径，体现了我党开拓创新、与

时俱进的精神；它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策

略方针，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国民革

命的推进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实行党

内民主，树立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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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

历史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

作的战略决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原

理，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正确地决定了与中

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

策，从而促进了国共合作。这些与共产国际有

密切的关系，在具体执行中，共产国际的帮助

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

国际曾多次做出许多重要指示。1922年底，陈

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

大会。大会强调在殖民地的东方建立反帝统一

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

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的决议》，又一次指出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

的必要。同年5月，共产国际又发出《关于中国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统一战线

中的工农联盟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

直到7月18日，中共中央才收到这一指示。

中共“三大”确立的“党内合作”策略，

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迅速实现，“三大”

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为建

立反帝反封建的联盟而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

国国民党合作，并为促进合作的早日实现而由

最初主张与中国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到最

后同意孙中山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

国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因而促成了第一

次国共合作。中共“三大”以后，继续推动和帮

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中共中央于1923年

12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

要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在广州召

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

言》，成为国共两党一致赞同的纲领，标志着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首次

合作的形成，激发和凝聚了中国革命力量，开创

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大革命运动，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中共参

加军事活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建立起革命

武装。1923年3月13日，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

和加米涅夫的信中谈道：“我曾请求编撰一份关

于中国军事状况的资料。据拉狄克同志说，共产

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有非常多的材料。无论如

何，这件事是很紧迫的。特别是我们应当讨论一

下，我们能否在孙逸仙建立某个规模巨大的军事

建制（师、军团）方面给他以帮助。”[9]

孙中山在革命历程中认识到，要变革中国

社会，“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必须掌握一支

真正能够为实现三民主义，为贯彻中国国民党

政纲、政策冲锋陷阵的革命军队。只有军队革

命化，才能取得革命胜利。1923年8月，孙中

山派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以“孙

逸仙博士代表团”名义，到苏联考察军事、政

治和党务。[10]1924年5月，在中共的倡议和支持

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创办黄埔军校，鲍罗廷参与

了筹建军校的工作。黄埔军校是统一战线政策

的产物，是国共合作的代表性成果。

共产国际在中共召开“三大”前后，提出

加入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工农运动，

乃至提出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等方面的指

示，帮助中国革命。尽管共产国际在指导中

国革命中有方针、政策的错误，但中共在“三

大”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

LING NAN WEN SHI

5

际情况，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

线，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与共产国际的帮助分

不开，也与中共自身的进步与成熟分不开。

中共“三大”在广东召开，对广东党组

织的发展与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共

“三大”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全国各地

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广东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至1926年10月，广东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80多

万人，至1927年4月更发展到100万人以上。广

东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1925年

6月，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穗港两

地发动的省港大罢工，震惊中外。广东地方党

组织发展迅速，至1927年春，广东的党员人数

发展到近万人，中共广东区委是当时全国辖区最

大、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国共两党在广东

创办了黄埔军校、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举行

北伐战争，并从广东推向全国，广东成为大革命

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辐射全国的革命中心。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我们要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实事求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立足国情，走自己

的路，更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注释：

[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95页，1997。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19－

320页，1997。

[3]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1935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

献资料选辑》，第258页。

[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

局》（1923年5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455页。

[5] 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

料选辑》，第458页。

[6][7][8] 《中共“三大”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1—22、81—83、81—83页，

1985。

[9]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

动》（1920－1925）（1），第232页。

[10] 《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1），第269－277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赵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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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党的“三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思

想理论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

别是对广州在近现代革命史上的贡献有着深远

的历史影响。从中国革命进程的角度看，“三

大”是大革命的开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

面并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从中国

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三大”确立

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在党的理论和实

践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并在会后开始了武装斗

争的尝试，党的“三大法宝”初具雏形；中

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反映了当时广州在全国革

命形势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广州成为

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为工农运动中心和

北伐战争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

献，谱写了广州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正确分析和认识革命性质

能否正确认识形势，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战

略策略方针，是新成立的党能否生存、发展的

根本所在。中共三大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广

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成立不过

两年，党还处在幼年期，但在迅速发展的革命

形势面前，面临急切需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当时历史时期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国民革

命？是推翻资产阶级，还是反帝、反封建？是

排拒中国国民党还是联合中国国民党？中共三

中共三大：党对形势研判的伟大尝试

余宏檩

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商榷和辩论，从中国共产

党面临的全国革命形势出发，正确地认识了中

国革命的性质、工人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

位，做出与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统一战线的重

大决策，成功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中共三大与在1922年党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全

国“劳大”和团的一大等重要会议连续在广州

召开，体现了广州在当时中国革命发展征途上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

民族解放运动中，即存在相距甚远的两种运

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

另一种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大众解放运动。后

者可以而且应当与前者成为联盟，但在政治上

和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性，反对资产阶级民主

派用第一种运动来控制第二种运动的企图。随

着党的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明确了本

党是革命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对于革

命性质、革命路线策略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

识。“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

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1]

中共创立伊始，即已领导农民运动，在海丰，彭

湃于1922年7月促成诞生了第一个农会——赤山

农会，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开展起来。但初期

的农运，不断遭到军阀和地主的摧残。

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失败

后，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用依

LING NAN WEN SHI

7

靠军阀打军阀的办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必

须寻求新的道路和方法。他决定改组中国国民

党，酝酿其一生中最伟大的政治转变。1922年

1月至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中国工人阶级已登上了政

治舞台。但京汉铁路工人1923年“二七”大罢

工被军阀镇压后，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2年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

时局的主张》，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国际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

人民的历史和现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

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

痛苦的根源”。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

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

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

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

立民主政治”。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

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

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

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

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

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向社会各界公开自

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

点”。[2]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

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并采取积极步骤，以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

民党，希望经过中国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

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以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

深入发展。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充分分

析党所处的历史时期，对革命的进程和目的作

出科学的判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大会宣言》，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

领，明确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分析了中国的社

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认为工人、农民、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提出

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

联合战线。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

国问题，指出：“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组织内

进行工作”。[3]同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根据马林的提议，做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

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

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要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4]该“决议”对中国共产

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肯定。

而真正明确革命的性质，真正把革命的任

务细化落到实处的是党的三大。历史选择了广

州，广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党、团组织发

展较快的地区之一。1920年秋，广州共产党早

期组织成立，成为国内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

一。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积

极发展党、团力量。1922年7月广东的党员人数

仅次于上海，全国排名第二。时任中共广东支

1922年7月全国各地中共党员人数状态图

三大

年

百BAI NIAN SAN DA

8

部书记的谭平山写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提到

广州已有团员400多人，为全国领先。可见，当

时广东已经成为全国党、团组织发展最快的地

区之一。同时，广州也是孙中山长期进行革命

活动的大本营，具备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群

众基础。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

权。同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广州，着手准

备在广州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叛乱，

孙中山辗转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永丰舰指挥平

叛，后因孤立无援，被迫撤往上海。中国共产

党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此前

后，李大钊与孙中山逐渐接触并在孙中山的邀

请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最早加入中国国民

党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年3月前后，共产国

际代表马林与维经斯基对广州的判断是相反

的：马林认为，广州是唯一勿须打扰当局就可

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在广州有充分的行

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

会和劳动大会；而维经斯基则认为：“在广州

召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是做不到

的”，同时“反对将中央迁往广州”。[5]1923

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中央机

关刊物和党的理论刊物《向导》《新青年》等

也随之南迁广州。

为进一步在全党酝酿和确定党的统一战线

方针，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孙

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

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

问题。会议在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指示

后，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

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和分析。经过讨论，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

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

案》等一系列文件，认为：“依中国社会的现

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

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

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

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6]

决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

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保持我们的组织，并

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

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

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

党之基础”[7]。并强调：本党号召的“打倒军

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

革命之中心势力”。[8]第一次使用并赋予“国

民革命”新的内涵。“国民革命”本是孙中山

对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表

达，中共三大党纲更赋予“国民革命”以新的

含义，科学地描述了其性质和任务、步骤和前

途，即“中国处在现时的这种状况之下，资产

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固之无产阶级自然不能充

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

在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

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

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9]大

会达成一致统一：鉴于国际及中国经济社会的

政治状况，鉴于中国的阶级（工人、农民，工

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有一个国民革

命。为此，全党当前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

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国民党依赖“外力”

（即列强援助）和“专力”（单靠）军事行动

的两个旧观念，要求予以改变。对于工农民众

的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特殊责任”，[10]而

引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更是中共的中心工

LING NAN WEN SHI

9

作。大会通过《劳动运动决议案》，做出关

于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全

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会议还通过关于农民、妇

女、青年运动等重要决议案。中共三大宣言正

确地确立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

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中国

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

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指明了

方向和做了准备。

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正确

分析，正是由于对“国民革命”性质的准确定

位，才有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才有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才有国民运动的兴起。

中共三大确定中共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

方针与具体形式，是与孙中山合作的一个重要

方针。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运动开始高

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实现了对中国国民

党的改组，使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

反封建主张，赋予三民主义新的含义，确定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

的召开和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大革命

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

建立，这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此后，中

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

工农群众，组织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团结各

革命阶级和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

革命斗争，取得一个个胜利。

二、正确认识工农运动地位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发展事

业的最基本力量。中共三大之后，国共两党密

切合作，东征西讨，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

统一，各地群众运动的发展，显示出反帝反封

建的伟大力量。

中共三大正确考察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

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以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

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中共三大系统阐述了

国民革命的依据、任务、性质、动力、步骤和

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

态。首次将农民革命问题写进党纲，通过了关

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创造性地发展了农民革

命的理论。

能否正确看待农民，是幼年共产党必须解

决和面对的严肃问题。在党的一大、二大上，

对农民问题及农运组织还没有过多的阐述，但

当时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广东海丰地区，农运

已开展得有声有色。据张国焘回忆，农民问题

是中共三大新提出来讨论的问题。陈独秀在中

共三大报告中曾说：在此之前“我们很少注意

农民运动”“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

意这个问题”。[11]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

很大比重，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是

很难想象的！中共三大指出：“农民当中国人

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

命不得农民参加，也很难成功。”[12]会上，毛

泽东作了农民运动报告，徐梅坤介绍了农民运

动的情况，农民问题提上议程，最后通过《农

民问题决议案》，对农民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

认识高度，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

对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

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

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3]首次把工农联系

在一起，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然利益是我

们不能一刻勿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

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

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14]到三届一中全

会，党进一步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

三大

年

百BAI NIAN SAN DA

10

是最大的动力”[15]。

中共三大和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

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

所、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工干部，

对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

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

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全国工农运动又逐渐恢

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改变

了自“二七”以后工运的消沉状态，沉重打击

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震动了省港。这次

罢工的胜利，推动中国国民党成立广州工人代

表会，工人还建立了工团军，这对中国中部和

北部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运动也

迅速蓬勃发展。1924年5月，彭湃等以中国国民

党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在粤北山区广

宁县建立支部，这是成立较早的农村党组织。

至次年5月，广东各地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

会的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在此基础上，召

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广东

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广东农民运动终

于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直接推动整个革命形势

新的高涨，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

民会议运动把革命高涨推上顶峰。1924年7—

9月，全国各地都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

大会。这次运动规模宏大，反帝性质明确，是

在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取得的。

“国民会议”原是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

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号召召开的国民会

议，是反对军阀政权提出的，当时认为只有国

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

能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并建议全国的商会、

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

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取缔北京

已沦为北洋军阀傀儡的国会，产生新的国民会

议，由国民会议产生新的人民政府，扫荡全国

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最终统一全国。

孙中山也从历次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护

法口号已不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而赞成召开国

民会议的主张。1924年后，国民会议运动遍及

全国，成为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国共合

作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军阀内部

的分化，直系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

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

队改称国民军，并在国民会议运动发展的情况

下，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中

共的帮助下，决定离粤北上，于11月10日发

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宣布决不与军阀妥

协，号召全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召开国

民会议，以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

“北上宣言”一定程度反映出孙中山的革命思

想，因与中共合作，其主张由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国发展到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了根本的转变。

三、正确认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

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在中共一大上，“不

同其他政党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政党，应

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16]已成为既定路线。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逐步与其他政

党及派别有了联系，但在对象的选择上先是把

伪装进步的吴佩孚和陈炯明作为对象，在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的干预和牵线下，开始与中国国

民党接触。在选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

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艰难抉择的，从坚

决反对到采取“党外联合”、保持共产党独立

地位、与中国国民党“平起平坐”，到“中共

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再到“全体共

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过程不是一蹴而

LING NAN WEN SHI

11

就的，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和斗争的。从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到1922年4月的广州会

议，到7月党的二大，再到8月的西湖会议，

甚至到中共三大和中国国民党一大之后，这一

问题还在继续争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

所阐述的“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

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更多地注意中国社

会的现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7]在认识

中国国民党和最终选择国民党，是经过争论和

深刻分析后决定的。中共三大之所以伟大，一

是承认中国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

二是承认“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

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广大群众的

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三是承认中国共

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曾感此必要”。[18]

以共产党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形式实现

国共合作，是当时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能够接

受的唯一合作方式，是一个大党和一个党员相

对少得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悬殊决定的。中

共三大，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

地认识革命性质，正确地认识农民地位，正确

地认识中国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

性质、阶段、方法、目的的准确判断，完成了

对中国国民党从反对联合到同意合作，从主张

“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再到采取“以

个人身份加入”的“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

这一过程，反映了党的策略思想的不断深化、

提高和成熟，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这一成功尝

试，直接迎来了国共合作的建立与轰轰烈烈大

革命时代的到来。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联合并不是融合，

共产党仍然是独立的；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

要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

公开活动的地方，要利用条件先扩大国民党；

把国民党左派吸取到我们的组织中来。“我们

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

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取真

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

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

党之基础。”[19]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

道路”[20]。

虽然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但前进也不是一

路坦途。当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之时，中共中

央机关迁至广州，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出任大元

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给宣传委员会

下拨了办公费，中共党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国民

党，有的人并担任了政府和党务工作。貌似一

切尽在掌握之中，然而，中共三大闭幕不久，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

1923年7月间回国，向俄方提出停止援助孙中山

的建议；二是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

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广州；

三是孙中山下令撤销宣传委员会。所有这些都

表明，中国国民党、苏俄和中共之间，还有许

多未达成一致的地方。中共三大建立国共合作

的策略，任重道远。

经过1923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磨合，终于有

了转机。1923年10月，苏俄派鲍罗廷代替马

林，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换成为李大钊，代表人

的切换多了重新沟通的机会。广州共产党地方

组织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短

时间内介绍了大批工、农、学生加入中国国民

党；协助组建并带头参加“国民义勇军”，奔

赴东江前线与陈炯明的军队作战，保住了广州

城的稳定。这些促使孙中山转变态度，终于达

成了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共识。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

三大

年

百BAI NIAN SAN DA

12

开。会上，孙中山表明：广州是辛亥革命的起

点，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我们要拿这个有光荣

的地方做起点，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

样，危机终于解除。

这段历史演变表明，广州在1922年召开过

三个重要会议，在1923年6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中共三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

才有完美的结局。

正是因为中共三大正确分析了革命的力量

及其所处的形势，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确立了与中国国民党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国民革命的基

础，并通过统一战线，宣传贯彻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发动工农大众，从

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步伐。中共在革

命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力量迅速壮大，扩大

了社会影响，组织能力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能

力有了很大的提升。1925年1月，为迎接全国革

命高潮的到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

盟军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

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三大

首先提出并付诸实践，进行艰苦探索和总结，

造就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注释：

[1]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

社，第41页，1980。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

史出版社，第78、108页，2022。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1），“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80页，1997。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1）。“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第233-235页。

[6][7][8][9][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51-75页，1981。

[11] 《中共“三大”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87页，1985。

[12][13][14][15][18][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政出版社，第

110、118、129、147、115—116页，1982。

[16][17] 《“二大”和“三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170页，1955。

[20]《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99页，1989。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赵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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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简称“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

定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决定共产党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促成国共第一次合

作，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序幕。

2006年7月，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为依托

建成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

念馆（简称“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并对

公众开放。纪念馆由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中共三大历史陈

列馆三部分组成，集中展示、宣传和研究中共

三大历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

国文明单位、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等，也是广东省、广州市重要的红色场馆。

2021年6月，作为广东省、广州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重点项目，中共三大会址纪念

馆改扩建竣工，重新开馆。

中共三大作为党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而永载史册。值此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之

际，回顾中共三大留下的精神财富，总结中共

三大会址纪念馆挖掘革命文物资源、弘扬以伟

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经验和方法，以期为开展

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有益启示，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一代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踔厉奋发。

赓续红色血脉  书写新时代华章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工作纪事

马于晨

一、以优质展览为载体，呈现党的

百年光辉历程

展览是纪念馆进行知识传播最重要的载体。

打造具有启迪意义的高质量展览，是纪念馆实现

教育职能的主要手段。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始

终紧抓中共三大是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重要实践等历史特点进行布

展选题，与国家级平台合作，推出一系列政治

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高质量展览。

2021年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全新亮相后，

推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

列”，通过文物、照片、图表、绘画创作及

立体场景等展陈手段，融入数字化多媒体新技

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全新亮相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三

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三大

年

百BAI NIAN SAN DA

14

术，立体生动地还原中共三大的历史。当观众

徜徉其中，仿佛回到1923年的夏天，无形间在

心中种下了“红色种子”。

同年，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

究部指导下，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联合全国兄

弟场馆打造“伟大历程——中共一大至七大巡

展”，撷取新民主主义时期七次党的全国代表

大会纪念馆的馆藏精华，用近千张照片再现中

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奋斗历程。展

览在上海、广州、武汉、绥芬河、延安等地巡

回展出，让更多观众重温中国共产党艰辛探

索、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反映强烈。

2022年，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与中国外文

局下辖的中国外文局中东欧与中南亚传播中心

（人民画报社）合作，推出“时代画卷人民有

感——中国这十年”主题影像展。围绕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民生三感”，从

典型场景入手，选取精彩摄影作品约120幅，展

现2012—2022十年间有代表性的难忘瞬间，记

录普通中国人、中国家庭真实的生活变化，生

动反映出中国这十年文明进步的斐然成就。

近年纪念馆的展览策划中，无论是生动呈

现中共三大历史本身的基本陈列，还是以全国

党代表大会发展为轴的拓展展览，均以历史观

照现实，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建设成就，

以特殊的视角和形式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答案。

二、以情景体验为中心，提升理想

信念教育温度

相对于展览的“静”，纪念馆的教育更重

视“动”，尤其是互动和体验的过程更容易激

发观众的思考和体悟，这也是体现纪念馆功能

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推出多

项参与式、体验式社教活动，力求讲好中共三

大的故事，进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一）用情景式教学点燃理想之光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重视在青少年教育实

践中启发、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和体验，提高宣

传和教育的实效。从2019年开始，中共三大会

址纪念馆主动与学校合作，利用纪念馆历史场

景的优势，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情景式教学。

一方面，分析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及需求，围绕

基本陈列研发探究式研学——“点燃理想之

光”，通过闯关游戏、戏剧表演、寄语未来等

多种学习形式，使青少年在自主探索和思考交

流中多维度认识中共三大的伟大贡献。另一方

面，录制“中共三大实景课堂”的《国际歌》

慕课，以馆校合作的途径将课程送至学校，在

纪念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品

牌教育内容，创新中共三大故事宣讲模式，引

导青少年追寻革命前辈之路，点燃理想之光，

赓续红色血脉，争当时代新人。

（二）用仪式感活动激发奋进力量

宣传教育活动的温度往往由情怀赋予。纪

念馆在实践中不断探寻总结，策划“我在‘三

大’过政治生日”项目，精心设计党员政治生

2022年8月18日，广州市署前路小学学生参

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

展览（摄影：韦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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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卡，用听一场情景朗诵、瞻仰一次中共三大

会址遗址、参观一次中共三大历史陈列、观看

一个党史专题短片、重唱一次《国际歌》、重

温一次入党誓词、听一场红色讲座等，充分调

动观众参观过程中的视、听、说、唱等感官体

验，加深观众的切身体验，不断细化了解中共

三大百年历史。通过精心设计、量身定制的教

育活动，更加扎实地打造广大党员干部喜爱的

理论学习阵地和教育实践基地。

（三）用剧场的理念演绎革命故事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引入“博物馆就是剧

场”的新兴观展理念，开发“红色剧本游”。

通过历史与剧情的设计，还原中共三大召开前

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艰难革命局面，使观众在

完成任务协助中共三大顺利召开的过程中，深

入体会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革命先

辈的斗争智慧，做到史实与故事性有机结合，

在“游”中“学”，改变纪念馆“严肃无趣”

的刻板印象。同时推出由讲解员倾情演绎的

“信念如炬”中共三大微视频，视频采用情景

再现演绎，生动展现中共三大代表中革命烈士

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故事，体现中国共产党人

的坚定信念和不灭信仰。

三、以多元融合为导向，丰富红色

基因传播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范

围和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三大会址纪

念馆紧握时代脉搏，采用更贴近观众、更有亲

和力、更符合观众信息获取习惯的展示传播方

式，提升宣传教育效果。

（一）推动数字赋能，打破时空边界

“数字化博物馆”是博物馆创新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博物馆构建线上线下新型传播体

系的有力支撑，更是博物馆增强与观众紧密联

系的重要方式。

2021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

期）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单位，纪念馆全方位

开展馆藏文物数据库建设，对馆内藏品进行高

清拍摄、扫描建模，按照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统一标准进行结构化存储，同时制作中共三大

历史陈列全景“线上展览”，用AR和VR技术虚

拟复原建模中共三大会址建筑，使观众足不出

户便可一览百年，随时随地“云上”参观，查

找资料。

（二）跨界多元合作，寻求无限可能

纪念馆用红色资源结合交通资源，打造

“中共三大”主题列车、“广州红”主题客

轮、“开往中共三大会址的3路公交车”、广州

飞往北京的“凝聚共识，我心飞扬”主题航班

等，从海陆空全方位布局红色文化宣传矩阵。

在广州白云机场二号航站楼举办中共三大历史

展览、东山龟岗（中共三大会址）总站打造红

色站台，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零距离”感受

红色文化的平台、窗口和机会。在跨界合作中

将红色资源融入社区、学校、交通等方面，拓

宽博物馆的空间，发挥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创新宣传形式，实现成果转化

2022年，纪念馆首次以H5游戏形式贴近

时代语境，发布“时代画卷人民有感——‘中

国这十年’主题影像展”配套H5游戏《十年接

力赛，你是第几棒》，上线36小时逾一万人参

与。通过情节与互动设计，使观众指尖轻触即

能阅见美好，体会中国这十年的变化。为实现

红色主题与音乐的跨界碰撞，在中共三大历史

陈列馆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内录制线

上音乐会，推出《我爱你，中国》等五首经典

曲目演绎。在出版连环画《画说中共三大》的

基础上，以连环画为蓝本制作同主题展览，以

三大

年

百BAI NIAN SA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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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生动的形式诠释中共三大的历史与贡献，实

现成果再利用，用紧跟时代潮流的传播方式，扩

大三大革命文物资源的教育功能与影响潜力。

四、以一流形象为目标，营造革命

传统教育氛围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作为全国党代表大会

的纪念地，从馆的形象标识、观众参观服务、

参观环境体验等方面着手，全面提升参观舒适

感和满意度，营造良好氛围，让更多观众愿意

主动走进三大会址纪念馆，走进精神家园。

（一）提炼建筑元素，强化形象辨识度

现有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建筑采用卯榫结

构，庄重气派。为增强“中共三大”的品牌认

知度，纪念馆提取建筑和时代元素，设计馆的

LOGO、指示牌等标识系统，以及配合展览的

地铁一日卡、全国通交通卡、专属登机卡、简

2021年10月19日，“无限音乐会”走进中

共三大会址，在红色圣地奏响经典旋律（星海

音乐厅提供）

介、纪念票等，完成6组相关文创品牌的设计

制作，有效强化纪念馆的形象标识，提高社会

知名度。优化微信公众号栏目设置，针对不同

受众的资讯需求，设置“研究”“研学”“心

声”“我们的节日”“中共三大微视频”等专

栏，强化内容的可读性、栏目的系列化、设计

的精美度、形式的丰富度。

（二）培养讲解队伍，提升沟通水平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研究为基础，持续

开展广州党史与红色文化的史料挖掘收集、文

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等工作，在此基础上精心编

写讲解词。同时严格选拔、培训、考核，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讲解员人才梯队，以优质讲解服

务建立与观众有效沟通的桥梁，有效发挥和拓

展纪念馆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

（三）优化服务体验，追求观众满意度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观众需求为落脚

点，以精细化管理为导向，通过开发参观实名

预约系统、制定场馆运行制度、规范优化参观

流程等，在实名制基础上实现分时段分流参

观，将开放日划分为16个参观时段，为观众

提供良好的参观环境。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在纪念中共三大召开

100周年之际，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坚持守正创

新、勇毅前行，用心用情做好革命文物的忠实守

护者、红色故事的深情讲述者、红色文化的积极

传承者，让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责任编辑：赵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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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

“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

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

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

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

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

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

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

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甲工”学生的进步思想及运动，主要见

于新发现1922年春季印制《工业杂志》第一

期。本文将结合新发现1922年3月印制《广

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图一，纵

16.9厘米，横11.7厘米，厚0.4厘米），通过

考察分析《工业杂志》第一期（图二，纵24.3

厘米，横13.5厘米，厚1.3厘米）相关内容，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程存洁

对“甲工”学生的进步思想与运动进行初步

探讨。

一、“甲工”概况

“甲工”的前身，“是广东工艺局创办的工

艺学校，成立于1917年10月，校址在增埗。学制

二年毕业，旨在培养技术员。1920年8月，将学

制延长为四年毕业，更改校名为广东省立第一甲

种工业学校，黄巽为校长。1923年，改为省立工

业专门学校，招旧制中学毕业生入学。学制为预

科一年，专科三年。校长为邹卓然。同年7月，再

改校名为省立工业专门科学校，校长为肖冠英。

1926年8月，合并于中山大学，设为工业部。不

久，中山大学改组，撤销工业部，交回广东省教

育厅办理，重新设校，恢复原有校名。”[3]

据《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

（以下简称《同学录》，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藏）记载，“甲工”设校长1名、教务主任1名，

机械科、织染科、化学科、美术科主任各1名，

“职教员”有41人，在校学生304人，其中机械

本科三年级学生38人，机械本科一年级学生26

人，机械预科学生33人，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34

人，染织本科一年级学生27人，应用化学本科三

年级学生21人，应用化学本科一年级学生24人，

应用化学预科学生29人，美术制版科第一届毕业

图一 图二 生47人，美术制版别科二年级学生25人。

印记

色

红HONG SE Y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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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录》还记载，至1922年止，黄强、

黄纪秩、龙裔禧先后担任“甲工”校长，其中，

黄强[4]，33岁，龙川籍；黄纪秩，顺德籍；龙裔

禧，连县籍，35岁，日本东京高工机械科毕业，

前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教员，1921年冬起担任

校长。事实上，在龙裔禧任校长前，是高剑父担

任校长，但《同学录》对此没有一字提及。

《同学录》又有记载：前教务主任袁拔

英，东莞籍，高等师范毕业；机械科主任何寿

田，35岁，大埔籍，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工机械

科，前上海兵工厂炮弹厂主任技士、川汉铁路

机器副工程师、广东兵工厂审检处长、料械处

长、大埔中学校理化英文教员；织染科主任梅

雄萼，43岁，台山籍，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工

纺织科；化学科主任邓国桢，31岁，广西籍，

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工应化科；美术科主任高奇

峰，32岁，番禺籍，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院、

前优级师范及广府中学、南海中学、第一中学

教员。其他“职教员”的情况如下：

前机械科主任罗富生，大埔籍，英国工

学士理学士；王仁宇，惠阳籍，毕业于日本东

京高工机械科、现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胡慕

瑗，新会籍，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工机械科，现

任粤军制弹厂工务处长。

前染织科主任、现任专科教员伍颂汤，恩

平籍，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工纺织科。

前化学科主任陈韵楼，新会籍，毕业于日

本东京高工应化科；区克明，鹤山籍，美国化

学硕士；伍英，美国化学硕士；朱武周，台山

籍，美国化学硕士。

机械科专科教员郑祥云，32岁，香山籍，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机械工科专门部毕业、前广

东兵工厂机械厂厂员；罗赞元，32岁，广西桂

平籍，日本东京高工机械科毕业；苏炳丽，34

岁，顺德籍，日本东京高工电气科毕业、广东

电话局总管兼工程师。

染织科专科教员钟齐闻，34岁，南海籍，

日本东京高工织染科毕业、前省立梅县中学校

理化教员。

化学科专科教员张寿绵，32岁，新会籍，

美国嘉利福尼亚大学化学专科学士、前培英中

学及青年会日校教员；彭少聪，29岁，大埔

籍，日本东京高工应化科毕业。

美术科专科教员郭文秀，42岁，香山籍，

美国依那奈影术学校卑苏制版学校毕业。

数理化教教员潘赞雄，33岁，顺德籍，高

等师范毕业，前顺德县议会议长，顺德中学学

监兼教员、省立第一师范讲习所教员，现任顺

德县教员会长，省立女子师范教员。

数学教员黄德刚，30岁，惠阳籍，国立北

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英文教员谢霭如，33岁，台山籍，香港皇

仁书院毕业，省立第一中学教员。

英文教员陈耀光，31岁，南海籍，圣心

学校毕业，历任该校主任教员，广东无线电学

校、圣神女学校教员。

经济学及簿记学教员杨仙槎，英德籍，日

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体操教员程岳恩，25岁，香山籍，广东高

等师范体育科毕业。

音乐教员李应扬，22岁，番禺籍，广东陆

军军乐讲习所毕业。

学监兼教员王敬秋，南海籍，日本东京高

工选科毕业，历充广东师范学校、台山中学校

教员。

学监兼教员陈宗孟，顺德籍，日本东京高

工毕业，历充广东公学、岭南中学教员。

学监郭燊，增城籍，广东警察学堂毕业，历

任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科员、广东高等学堂学监。

前化学专科教员何次权，连县籍，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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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高工毕业，安徽省立第一工业化学科主任。

前国文教员黄炳枢，惠阳籍，高师毕业，

现任高师附设师范省立女子师范校员。

前英文教员袁擢英，25岁，东莞籍，高师

毕业，现留学法国里昂大学。

前英文教员陈达初，顺德籍，英国工学士。

前日文教员黄植之，顺德籍，日本明治大

学毕业，现任市立职业学校校长。

故教员李英杰，三水籍，日本东京高工

毕业。

杨普泉，鹤山籍。潘楷，新会籍。

根据《同学录》记载，上述41名职教员

中，半数以上有留学背景，其中20名毕业于日

本学校，5名毕业于美国学校，2位毕业于英国

学校，1位毕业于法国学校。

在《同学录》登记的304名学生中，除福建

籍学生1名、朝鲜学生1名外，其余的学生均来

自广东（含海南）。值得注意的是，刘尔崧、

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4名同学，后来成

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被誉为“红色甲

工”的“四大金刚”。[5]

二、《工业杂志》第一期的基本

情况

《工业杂志》第一期为“甲工”学生编辑

出版，获得多人赞助，其中首任校长、1922年

已担任粤海关监督的黄强捐银50元，第二任校

长黄纪秩捐银10元，第四任校长龙裔禧捐银30

元。“甲工”织染科学生周其鉴也捐银8元。

该期杂志珍藏于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一册，纵24.3厘米，横13.5厘米，厚1.3厘米。

封面左下角盖有“校友会赠阅”印文，表明这

是“甲工”校友会的赠阅本。“校友会”为当

年在校学生组织，委员主任有丘鉴志、周其

鉴、刘尔崧、阮熙朝、郑传蕙、李骥寰、张善

铭、陈扬泰、郭宗岳、黄兴发等在校学生。[6]

学生编印这一期杂志是带着强烈的使命

感，目的明确。该期杂志《发刊宣言》宣示：

“这本是工业杂志：是我们宣传主义研究问

题底结晶；是和诸君切磋学术交换智识底工

具……现在社会经济上底组织，不消说，当然

是很不满意。我们要适应时势底需要，为根本

底改良；但是想把现在社会改造到和我们理想

底社会一般，还要经过许多路程，第一呢！就

是要先行打破陈旧底人心，灌输以最新底思

想。所以啊！我们不止用语言，还要用文字来

鼓吹社会主义——马克斯社会主义，以唤醒一

般无产阶级者与那些资本家——掠夺者为激烈

底斗争。不管什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什么

‘道高魔重’。惟知尽我们所能，在恒河沙数

底出版界中，分一肩宣传底责任。”这篇《发

刊宣言》出自机械本科三年级学生、时年23岁

番禺籍郑传蕙之手，写于1922年3月1日。

该期杂志开辟有电版、评论、学艺、译

述、调查、文艺、改造日记等7个栏目，收录的

作品和文章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内容宽泛，既

有画作、诗文、剧本等文艺作品，也有工业理

论、工业知识、国外最新工业著作译述等方面

的内容，以及制帽、造纸、制革等工艺“调查

报告”，还有为推动学校进步而开展不懈斗争

的“改造日记”。

“电版”栏目刊有3幅照片，为黄莫京、

黄纪秩半身照和全体员生合影照，以及5名学

生创作的11幅画作和两幅图案稿。其中《落花

游鱼》（1920）《狐》《松间雀噪》《茶花》

《蒲塘雨过》《虞美人》《海棠》等6幅绘画

作品为美术制版科第一届毕业生陈应霖创作，

《龙川古塔》（1918）为美术制版科第一届

毕业生黄惕厪的画作，《鹰》为美术科一年级

印记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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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陈闰富的绘画作品，《江南春雨》《鹦鹉》

（1921年9月）分别是美术制版别科二年级学生

容建勋和吴家文的画作。

“学艺”栏目收录23名学生主笔介绍工业

知识的论文，其中有机械本科三年级五位学生曾

耀寰、郑传蕙、李骥寰、林兆凤、郑棣衍，染织

本科三年级10位学生钟国桢、杨幹、梁华灼、

黄国樑、谢褒、梁德裔、李国光、蔡受昌、马淑

晖、邝士毅，化学本科三年级学生温彦智，应用

化学本科三年级五位学生邓纪年、张善铭、陈功

显、陈功武、杨元长，美术科第一届毕业生陈应

霖，美术制版科第一届毕业生龙绍彭。

“译述”栏目收录13名学生的译作，其中

有应用化学本科三年级学生郭绍尧、何作仁，

机械本科三年级学生刘尔崧、刘炳楠、李国

英、叶文端，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罗锡畴、丘

鉴志、谢褒、蔡受昌，应用化学本科三年级学

生罗济能、姚陶馥、振新等。

“调查”栏目收录3名学生的调查报告，有

应用化学本科三年级学生陈琼、陈功显，机械

本科三年级学生汤卓伦。

以上四个栏目收录的作品和文章，内容主

要涉及机械制作、电机制造、火油渣原动机、

蒸汽机、力织机、手织机、修织机、燃料、颜

料工业、染料染色、养蚕、盐、葡萄酒、肥皂

制造、玻璃版制法、人造丝制法、麻织物漂白

法等工业知识，刊发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工业救

国思想，振兴民族工业。

三、“甲工”学生的进步思想与

运动

“甲工”学生进步思想与运动的相关内

容主要见于《工业杂志》第一期“评论”“文

艺”“改造日记”等三个栏目收录的文章中，

其中“评论”收录的12篇文章由10名学生撰写，

“文艺”收录的10篇文艺作品由8名学生撰写，

“改造日记”栏目中收录的《工业改造记》由阮

啸仙负责编写，完成于1921年10月10日。

这些进步思想与运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宣传工业救国思想。

“评论”中刊登的《工学者研究的机关》

《研究实用化学》，为应用化学本科三年级学

生张善铭撰写。他在《工学者研究的机关》一

文中明确提出“提倡工业，就是救国的良好

方法”；还在《研究实用化学》一文进一步阐

明：“大抵国家之贫富强弱和文明的程度，可

观其化学工业发达与不发达而定，因为人生日

常的需要品，赖于化学的制造者居八九，化学

工业发达，则人民的生活自然日进于文明，科

学也日就发达”，并呼吁“我国原料之富，为世

界第一……苟能利用之，当为世界最文明最富强

之国家，现在事事仰给他人，实在是一桩最大的

奇耻啊……所以想国家富强，维持人类的生活，

第一要有多数研究实用化学的学者”。

“评论”中收录的《棉业与中国》，为

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周其鉴撰写。文章提出：

“棉花之与中国，内已起民生之恐慌，而有灭

亡之巨祸，外之又足惹国际之冲突，而有大战

之危机，苟不及早设法以振兴而挽救之，则于

我为速亡，于人为媒祸……然则挽救之奈何，

曰，振兴吾国之棉业而已矣。”

“评论”中刊载的《我对于广州市的染织

工厂的批评》，为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杨幹撰

写。文章呼吁，我们最亲爱的染织界，“就要

快快联合设立一个染织研究会，对于水漂白精

练染织五种功夫，研究新的法子，从根本上改

良挽救那‘千钧一发’的危局，岂不是我广东

和我中国的幸福吗？”

该期杂志还刊登了一则广州市精华织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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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鹤”商标广告。这条广告明确写道：该

厂设在小北豪贤街一百零八号，自织土布、毛

巾、线衫、线袜，是由“甲工”染织科学生周其

鉴本着“实行工业救国”思想，争做“工业救国

的急先锋，工读主义的实行家”而创设的。

第二，以阶级战争为工具，摧倒资本主

义，实行共产主义。

“评论”刊登的其他文章，均有提出“摧

倒资本主义资本阶级”的思想。如刘尔崧在

《工学生的责任》一文中提出：“我们工学

生，应当以振兴工业为目的的”，“应以化除

阶级的思想为现世责任”，“我们就要把资本

主义，打个粉碎，方才有工业发达的希望；最

好是共产主义，一时实行起来；世界上并没有

资本家的踪迹，工厂且由工人共同管理，大家

只和和气气的去生产，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岂

不甚妙吗？但是怎样才能摧倒资本主义？怎样

才能实行共产主义？最好的工具就是：‘阶级

战争’；使工人觉悟起来，联结团体，与资本

家奋斗。因为工人程度幼稚，且素乏团结力，

而这种指导工人，联络工人的责任，却有待于

工学生了。所以我的意思，‘我们工学生尤当

以联络工人去摧倒资本主义为责任’。”染织

本科三年级学生罗国杰在《我们工人的责任是

什么？》一文中也呼吁：“我们要想达到平等

的地位，非将资本阶级打破不可……那资本家

底特殊阶级，其原因完全是从私产制度生出来

的。我们的工人，就应该觉悟，知道现在的私

产制度是最坏的，是不合人道的；对于新世界

的思潮完全是相冲突的。那么，我们想达到打

破资本阶级，就应该努力推倒私产制度，从积

极一方面来求根本的解决。这个根本的解决，

就在我们工人膀上应负的责任……我们工人的

责任当然是：铲除现在的私产制度，另外建设

一种新制度，创造出一个劳工世界！”

同样，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丘鉴志在《中

国的劳工快要预备和世界的资本家奋斗》一文

中呼吁：“大家凭着自己的力量，想个适当的

方法，快把他实行起来，作为对全世界的资本

阶级，最后决胜的准备，这就是中国前途的幸

福，也就是全世界和平的幸福”。染织本科三

年级学生马淑晖在《我对于劳动界的希望》一

文中也提出：“现在劳动界，受了那资本家无

上的压迫，似困缚在九重地狱一样，想脱了

这种的束缚，还要在劳动界自身快快觉悟，

和那资本家下一个最后的决战，将那资本阶

级，铲除他，打破他，争回我们劳动界应享的

幸福，和高尚的人格……争回我们的自由权，

以脱离那奴隶的火坑，使劳资两者，能齐肩

并顶。”

此外，机械本科三年级学生阮啸仙在1922

年2月26日《青年周刊》创刊号发表的《青年

自觉》一文中疾呼：“剔除烦恼，离去痛苦，

应当从阶级斗争奋起，走到自由幸福的新社会

中来。”[7]他还在1922年3月7日《青年周刊》

第二号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中提

出：“我们今后能够常常将社会主义的真理，

说给他们，叫他明白了军人正当的使命，他们

就会打从资本主义的黑暗里，朝着社会主义的

光明路上走来，先前替资本家个人的无意识的

牺牲，现在就会变成社会革命的义勇队，为人

类谋幸福。到军队实行劳动化，军人和劳工农

民携手，军械在无产阶级之手，社会革命，便

有多大的武力团体，可以猛向资本主义，下总

攻击了……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

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8]接着，他在1922年5

月1日“甲工”《劳动号》发表的《“五一”运

动略史》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行“社会革

命”：“我们——无产阶级者———切不可轻

轻放这‘五一’纪念日劳工运动，不是一地方

印记

色

红HONG SE YIN JI

22

一种族的局部问题，乃全国人类的问题；也不

是罢工、增薪、减时的问题，乃是大规模的政

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问题。简言之，就是社会

革命。世界无产阶级的人们！携手猛进！”[9]

同时，刘尔崧在《劳动号》上发表的《敬

告劳工》一文中也呼吁“社会革命”：“‘同

盟罢工’要求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断不

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过酿成阶级战争以达到

我们的最终目的底过程罢了。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什么呢？就是社会革命……劳工同志们啊！

我们无产阶级受有产阶级——资本家的毒害，

已经够了……若你们不用一种强力，把他们打

倒，将前此被掠夺的权利收回，希望他们公公

道道的给回你们，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革

命时机，已经到了……但是社会革命，不是徒

托空言的，也不是少数人所能解决的；是要经

过极大的牺牲，猛烈的奋斗，而且要极坚固的

大团体，才能得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先要巩

固自己的团体，由小联合而至大联合，由一省

的联合而至于全国的联合，至于全世界的无

产阶级大联合，预备做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功

夫——阶级战争。……如想干社会革命，就应

该以推倒有产阶级的国家，建设那劳动阶级的

国家，使劳工掌执政权为独一无二的法门。这

就我们第二步的办法了。”[10]

第三，鼓励青年奋斗牺牲，做创造环境的

工具，做进化途程中的先锋。

“评论”刊登的《青年的奋斗》，为高沛经

撰写。该文提出：“人的奋斗是从精神生发的，

要从文化和生活上奋斗的……奋斗就是进化的工

具了……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的生活和地位，就努

力改造一切的制度，打破的古迷。”“评论”刊

登的《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为阮啸仙写于

1921年10月18日，文中强调：“我们已拼着奋

斗的精神，去和恶魔决斗……有一种牺牲，必有

一种代价，或于自己当时不免受了痛苦，但于社

会的影响必大，有价值的牺牲，为全人类求幸

福……我们做青年，是想做好的青年，为新社会

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也许甘愿为旧社会恶

环境的破坏者，坚苦卓绝，来破坏挡住新社会进

行的障碍物。”

同时，刘尔崧在《新学生》第5期发表《为

香港孔教会警告同学们》一文。该文呼吁：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生在廿世纪，当做个现

时代的崭新人物；我们要研究适应时代的科

学，发展我们的理性，而且我们要跑到历史进

化的道上，做个进化途程中的先锋。”[11]

第四，反军阀，反封建礼教，主张男女平

等、婚姻自由及劳工主义。

“文艺”收录了8名学生撰写的10篇文艺

作品，有阮啸仙的《一个奋斗的女子》《观排

球》（写于1921年10月25日）及《爱情是甚

么？》（写于1921年10月16日），刘尔菘的

《爱》《朝曦》（写于1921年10月23日），美

术制版别科二年级学生何棣华的《战场上最后

的觉悟》，机械本科三年级学生李国英的《我

与奇兄诗》，染织本科一年级学生关崇懋的

《感时》，美术制版别科二年级学生阮辅高的

《秋感》，应用化学本科三年级学生邓纪年的

《感怀》，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邝士毅的《春

日即事》。其中，《一个奋斗的女子》贯穿的

中心思想是主张婚姻自由：“夫妇，是爱情和

理性的结合，是男女两性，最大的幸福。金钱

和势力——作官，是不能占两间的位置；结婚

与不结婚，是爱情和没爱情的问题，是理性与

非理性的问题；买卖式势利婚姻，是没有价值

的。”《战场上最后的觉悟》提出：“我们既

同是本国的人，就像兄弟一般，应该互相爱护

的。”剧本《爱情是甚么？》通过陈佩珊的婚

姻，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并提出：

LING NAN WEN SHI

23

“我们处在这个过渡的时代，在黑暗社会支配

底下，没有翻身出来的时候，都要抱着自己的

毅力，来奋斗牺牲，要超越环境，开辟理想的

新社会。”同时宣扬“劳工主义”，主张三八

主义，即“八小时作工、八小时休息、八小时

读书”。

四、“甲工”是广州学生运动的中心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至1922年，“甲工”

在校学生已接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初步掌

握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思想内涵，并在校内外

开展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充分

显示出“甲工”是一所充满进步思想的工业

学校。

“甲工”开办以后，培养了大批进步青

年，部分学生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

员。如1922年考入机械科的20岁的黄义，别字

居仁，龙川籍，后成为“甲工”学生运动中坚

人物。刘尔崧，早在1920年冬就加入了广州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广东共产党支部

成立后不久，“参加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之一。刘尔崧入党后，深感自己是

个学生出身的党员，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与

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

义者。”[12]阮啸仙自1918年3月25日考入“甲

工”机械科后，开始阅读《新青年》，接触新

思潮，1919年5月25日代表“甲工”学生在广

州各校学生集会上讲话，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

运动，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5月30日参加广

州全市学生反帝爱国示威游行；6月17日广东中

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广州成立，阮啸仙、

刘尔崧、周其鉴为该会主要负责人。1920年5月

1日，阮啸仙参加广州工人团体组织的“五一”

劳动节纪念活动，6月4日参加广东学生联合

会举行欢迎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的活动，8月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又参加该团的活

动。1921年1月27日陈独秀应邀到“甲工”演

说，阮啸仙、周其鉴担任记录。[13]“广东党支

部建立后，陆续吸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

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入党……

一九二一年秋，广东党支部建立广东劳动组合

书记部，以冯菊坡为主任，主要工作人员有刘

尔崧、张瑞成、梁复然、郭植生等人。”[14]他

们很多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革命领导者，阮

啸仙、刘尔崧、黄居仁被称为“东江三杰”，

与周其鉴、张善铭、冯菊坡等，后来都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正是由于“甲工”拥有大批进步青年及中

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因此“在刘尔崧等的

组织领导下，‘甲工’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中心。”[15]

（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

课题《民国时期广州民办报刊编目、整理与研究》

［课题编号：2022GZDD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传统说法：周其鉴生于1893年。据新发现《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介绍，1922

年周其鉴25岁。据此推算，周其鉴应生于1897年。

印记

色

红HONG SE YIN JI

24

[2] 据《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介绍，刘尔崧（紫金籍）、阮啸仙（河源籍）为机

械本科三年级学生，周其鉴（广宁籍）为染织本科三年级学生，张善铭（大埔籍）为应用化学本科

三年级学生，他们是同年级学生。

[3]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143页，1983。另据《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黄巽”之“巽”为误字，应为

“强”字。

[4] 黄莫京（1888—1974），名强，广东龙川人。辛亥革命时任北伐军少校参谋，曾参加反袁世

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先后担任广东工艺局局长、虎门要塞司令、广东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校

长，以及粤军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等要职。

[5] 陈潮雄：《广东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纪念刘尔崧诞生九十周年》。《刘尔崧研究史

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页，1989。

[6] 据《工业杂志》第一期介绍，“甲工”学生设置了总务股及教育、自治、交际、运动、图

书、卫生、演讲、游艺、编辑、调查委员会，主任分别是丘鉴志、周其鉴、刘尔崧、阮熙朝、黄兴

发、郭宗岳、欧邦宁、陈扬泰、李骥寰、郑传蕙、张善铭。

[7][8][9]《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0、62—63、

70页，1984。

[10][1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紫金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刘尔崧研究史料》，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17、19页，1989。

[12][15] 陈潮雄：《广东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纪念刘尔崧诞生九十周年》。《刘尔崧研究史

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页，1989。

[13] 林水先，刘林松：《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阮啸仙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372-374页，1984。

[14] 谭天度：《刘尔崧加入广东共产党支部》。《刘尔崧研究史料》，第322页。

（作者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责任编辑：赵桂珍）

LING NAN WEN SHI

25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

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伊始，中国共产党召开

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决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战略部署，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国共

产党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事实证明，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

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这

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更表达了中

国人民坚定的意志和愿望。广东之所以可以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与桥头堡，之所以能

够担当起这一历史重托，是与广东处在海洋文

明的历史境遇及长期受到岭南文化的浸润分不

开的。通过广东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回

眸，不仅让人们清晰地领略具有海洋文明特质

的岭南文化精神，也更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习近

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新时期广东经历了一个怎样的

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精神探析

——以广东的海洋文化为例

李萍

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人们又看到一种什么样的

海洋文明之上的文化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法宝”如何进一步释放其

力量？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

一

历史总是社会前行的基础，更是把握规律

的一面镜子。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

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过了35年

的历程，这是具有历史跨越性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共识”是历史倒逼现实，

“穷则思变”的必然结果。综观当代世界，绝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会使“改革开放”成为一个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禀性的政治口号。而它之

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被提出来并

作为社会转型的重大标志，是同此前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关，同“以阶级斗争为

纲”左的路线所造成的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挫

折有关，特别是与始于1966年并延续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有

关，是针对中国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整个

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作模式利弊而提出

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据广东省一位老领导的回

忆：广东省紫金县有一位农民主动向省领导反

映：我这么大年纪，过去一无所有，毛主席领

26

LING NAN WEN SHI

导我们土改，我分了田，广州有一位逃荒的女

人跟我结婚，生了个仔，我感谢毛主席。但是

后来不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活路。[2]正是在

这种社会危局的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

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

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

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

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

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

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3]指导

思想转变后，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铺

展，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到处飘荡着

改革开放的气息，“改革开放”亦成为强烈的意

识形态语言和划分思想阵营的标准。

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艰难曲折的

探索中前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

必要性和目的性是清晰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开

放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变国贫民

弱的境况。但是，对改革开放的手段和前景是

模糊的，表现在并不是做好系统的顶层设计才

开始推进的，而是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动

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探索前行。

在某种意义上，是生存的危机感催迫中国人选

择实用主义的道路：从改革开放中求生存。所

以开始出现很多敢于站出来的先行者，他们是

改革的先锋。但是，既有勇于改革的人，也有

偏于守旧的人；而在改革的先锋中，对于改革

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自始就伴随着争论。

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就是敢不敢分田到户，敢不敢放权。包括

经济特区，也是个放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

也是一个放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开始的

时候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1979年他们获得丰

收。当时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还是有人反对。

80年代中后期，争论的问题是走什么路。因为

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甚至经济特区建立

起来之后，有人就在怀疑中国的改革是不是走

社会主义道路。到90年代初，实际上就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来改革、确立什么改革目标的问

题，是推倒计划经济，还是迈向市场经济，这

是90年代初的争论问题。实际上关于计划与

市场的关系，争论了好多年。新世纪以后，争

论的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发展模

式等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就遭到很多人的

反对。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

四川、云南、广东和安徽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

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980

年，一个200多人的工作队赴广东省湛江市调

查农村生产、扭转单干风和分队风时发现，当

地对待包产到户的人，取消返销粮，不供应化

肥，不准贷款，不准孩子读书。在广东省紫金

县调查时发现，该县黄塘公社的社员要求分田

到户，但是遭到公社领导反对。社员就趁领导

睡觉时，派了一批民兵看着他，等领导醒来

时，田已经分配到户了。农村分田到户后，完

全“治疗”了懒人，生产关系转变以后整个生

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积极性就大不一样。农

民自己要求学科学技术，自己拿钱出来增加肥

料，买各方面必要的农具，积极性很高。但即

便如此，当时仍有不少领导心有顾虑，去检

查生产，对分田到户的，甚至在田头召开批

判会。[4]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佛山地区有人反映，

农民养了一只鸭子，赚了一块钱；二道贩子用

27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自行车从农民那里买鸭子，运到广州，卖给烧

鸭店，一只鸭子可以赚两块钱；烧鸭店烧鸭卖

出去，一只鸭子可以赚三块钱。有人议论说：

这就是剥削，农民辛辛苦苦养了鸭子，才赚

一块钱，贩运的就赚两块，烧鸭的赚三块。因

为群众反映强烈，需要市委讨论。当时市委常

委就讨论这一问题，到底怎么认识？市委领导

说：“此时我必须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旗

才能把他们说服。”马克思讲过流通问题，产

品没有流通就不可能交换，没有交换就不可能

达到最后合理的分配，流通本身也应该看成是

生产力。赚多少钱不能看一只鸭子，要看总

体。这一流通过程会产生出一个生产的成本到

最后零售到消费者的价格，甚至有几倍的增

长这很正常，这中间很多人也是劳动，这就

是马克思说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分配到很多人

手上。[5]

广东试办经济特区，推行以市场经济为

主、以计划经济为辅的发展模式后，解放和发

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特区所坚持的市场经济

的发展道路获得了人们的普遍接受，但亦引起

围绕经济特区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作为特区

建设的亲历者，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有一

则真实往事的回述，逼真地再现了当时人们对

改革开放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接

待过内地一个考察团。到了吃饭时间，发现他

们一位省委副书记却迟迟不来，就到他房间去

看，结果发现他正在抱头痛哭。一问才知道，

是因为他来广东亲眼看到，‘党的红旗倒了，

资本主义在你们这里复辟了’！”[6]作为改革的

前沿阵地，广东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显然，这些争论、各种不同的认识完全是

一个社会在急速转型变革过程中的正常反映，

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些“争论”让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越辩越明。

二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

革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

质，相反，它不断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更全

面充分地释放、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

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

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主要经历

了两种社会组织形态，其一是宗法社会，其二

是“统制社会”。宗法等级社会是以宗族血缘

关系为其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

的组织形式以同质单位的机械组合关系体现出

来，它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宗法

伦理的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经济

基础依然处在农业文明的状态，新政治制度与

经济形态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形态：“统制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单一的

经济模式，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高度集中的

政治体制。这一方面，使得传统社会的同质性

仍然保持高度的稳定，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

体化的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和一体化的政治相

耦合的统一机制。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的组织

形式依然是未经充分分化的机械组合，个人依

赖于社会组织或单位。在这两种传统社会中，

人们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共

识”。究竟应如何对待各种不同的认识，如何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四个自信”和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需要回到中国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中去作进一步的理解。

其一，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追求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真正开始，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农业

社会的基础，推进现代工业文明新的历史进程，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接受的社会意识基础。

28

LING NAN WEN SHI

显然，与传统农业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产品生产不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

的商品生产，要求生产要素（生产者、生产资

料和产品）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这必然造成

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化，催生出人的自主意识和

权利观念。因此，从直接的表象上看，四十多

年改革开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经济生活得到

极大满足，承认了人性的需求和人的欲望的存

在的合理性。从深层的思想观念上看，相比之

前的社会，人们更自由了：在机会、择业等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政治领域人们表达不

同意见的权利选择等自由度都更加明显增长，

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在日益增强。同

时，社会流动在加快，社会的分化也在加快，

身份体系慢慢弱化了，这些正是原来的计划经

济体制下所缺乏的，整个社会变得多元化发

展。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对改革开

放必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围绕改革的争论，

无论是“过左”的观点，还是“偏右”的主

张，或持中间的立场，都是一种意见，都是正

常存在的社会意识现象，需要对不同的声音保

持宽容，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然后才可能寻

求一个真正广泛的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这

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意识成果，也是

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接受的社会意识基础。

其二，改革开放释放了人们被压抑的物质

欲望，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欲望，需

要善于区分各种异见的真问题。当人们满足了

较低层次的欲望，就又会发展出较高层次的欲

望。因此，欲望的满足从来不是欲望的消逝，

而是会刺激更多更高的欲望。在进行深度访谈

中，一位老领导说：“80年代老百姓的要求很

简单，让我有饭吃，我就满意了；90年代老

百姓的观念很简单，让我自己去就业，让我做

一个个体户，不要老查我，自谋出路，我就满

意了。新世纪有饭吃，有衣服穿了，你要尊重

我。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他的诉求

就是有饭吃，有衣服穿，他就感激你了。但是

到了有饭吃，有衣服穿的时候，你再给饭给衣

服不是他的诉求，他不会感激你，有时候还会

说你看不起我。”[7]因此，尽管人们对改革开放

有分歧或者有抱怨，但是，他内心并不真正情

愿退回到改革前贫穷且平均的社会模式。他渴

望的是一个自己富足而社会相对公平的社会。

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在绝对的意义上富裕起来

而在相对的意义上属于利益被剥夺者时，他就

会怀念过去的“公平”。这也意味着，尽管他

对某项改革有不同的意见，但未必是真正反对

改革，更可能只是反对某些改革，或是改革的

某些具体做法。这是改革者对待不同的声音应

持的一个基本判断。

其三，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存在差别，

但不能使差别绝对垄断化。改革开放之前及改

革开放早期，社会同样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

不具有绝对垄断性。如那时知识分子的平均工

资较高，但政治上地位较低。工人平均工资是

低，但是他政治地位较高，他永远是工人阶

级，不用担心政治运动。1986年的时候，知

识分子和老干部对收入分配有意见。当时流传

一句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

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佛山市一位领导觉得

这个问题应该统一认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但对这个现象我们需要分析。拿剃头刀的都是

社会上没有工作的，他在社会上剃头。我去剃

头时，问剃头师傅听过这句话没有。他说我听

过。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没错，我现在

一个月赚的钱比拿手术刀的多一点。可是我要

剃多少个头才能买到房子啊，可能没有，我什

么社会地位都没有。可是他拿手术刀的，他有

固定工资，他一辈子拿国家给的，房子国家分

29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配的，他有社会地位。我靠剃头，我什么时候

才有他那样的水平呢。[8]

如果将改革开放看作是一个发展历程的

话，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都有

部分人是获益者，有部分人是“落魄”者，利

益受损了。因为任何社会一旦分化，尖子上的

人总是少数的，换言之，由于社会处在动态过

程中，并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

节，大多数人都会有过相对“剥夺感”的存

在，这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因为人们都是从一

个基本上“均等”的社会进入到一种有很大

差别的社会里，这种心理过程具有相当的普遍

性。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随着社会的加速

发展，贫富差距容易迅速拉大，而经济上“落

魄”的人，在政治社会领域也没有多少发言机会

的时候，相对剥夺感就会增强，应该进行及时的

调整， 而不是简单回到“均等”的社会状态。

私营经济曾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

的组成部分，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消灭了私营经济存在的正当性。1978年实行

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首先获得合法的生存空

间。但是，个体经济的壮大必然冲破关于雇工

人数不得超过8个人的国家规定，由此发展成为

私营经济，实现由个体户经雇工大户向私营业

主的转变。从私营经济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变

迁看，它在经济合法性的地位及财产权利受到

法律保护的历程，虽然充满了争议，但它的激

烈程度远不及私营企业家加入党组织和参评劳

模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普通民众直观的解释就

是，作为市场经济改革中的获利者，私营企业

家成为“通吃的赢家”。显然，就有一部分人

肯定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对改革开放做出反

省，甚至产生抱怨。这些个人感受和争论很正

常，它有助于提醒要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

向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

党的十八大前后两年，我主持的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域下社

会意识变化规律研究》曾围绕着“改革开放进

程：怎么看，怎么办”这一主题，对地处中国

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数十位老领导、著名学者、

企业家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并召开两个街道的

社区群众座谈会和近五百名大学生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虽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深入发展，价值多元和利益分化的格局已然形

成，但是，五大群体的改革共识并没有破裂，

民意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继续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有相当的认同度，认为中

国改革开放绝不能走回头路，只有继续深化改

革开放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否定改革开

放，退回到计划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最

担心的恰在于改革开放走回头路，而不是在已

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五大群体肯定改革开放的原因，有两个

突出的面向：其一，从国家的角度，改革开放

的基本国策宏观上彻底改变了中国濒临崩溃的

经济困境，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改善了中

国的国际形象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其

二，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改革开放”在他们

的生命周期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提高了

他们的生命质量。一位受访的企业家动情地

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也没有谁想到

我今天一个穷小子在广州建立广州第三高的一

栋大楼，在这个六十几层的大楼里面办公，俯

视整个广州。这是切切实实的。”

参加座谈会的普通居民尽管是一些学者眼

中利益的相对“剥夺者”，但是，他们从自我

经济发展和自由增加的历时性比较中，都感受

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生命的改善。在随后完成的

30

LING NAN WEN SHI

对北京、广州、武汉、金华和兰州五大城市八

大阶层（低保户、工人、公务员、农民、企业

人员、教师、中产群体和自由职业者）120多位

对象的深度访谈中，课题组发现，经济改善和

自由增加是不同阶层肯定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两

类因素。尽管他们对自身不佳的经济境况仍有

抱怨，对党和政府改善现状的政策努力有更多

的期待，但是他们普遍相信，只要改革开放不

停步，那么，艰难是暂时的。不论是国家、民

族还是个人，都将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而实

现“梦想”。普遍持有的向上的经济流动能力

的观念，几乎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层。应该说

这为新时代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凝聚人民

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理想

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回顾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所

走过的历程，我们难免要回答一个问题，广东

为什么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我以为以海洋

文明为特质的岭南文化的精神品格为之奠定了

社会意识的基础。广东位于南海之滨、五岭之

南，宽广而温润的秀水神山孕育出南粤儿女独

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信念，简而述之为包容

性、开放性、务实性。

包容性，是海洋文明文化的内在气质。它

体现的是广东人的胸襟、气度和视野。“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广泛的市场交易，繁荣的

商品流通，客观上必然要求人们确立具有包容

性的价值观。因为，无论是市场还是商品，其

背后都是人，无论是交易还是流通，本质上都

是人的活动。而凡是正常的人，其活动都受到

一定价值观念的引领。譬如，人们常说，我喜

欢某种商品，这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商品能满足

我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包括

了该商品在功能、品质、价格、审美等诸方面

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的

过程，实际上是人的价值选择的过程。交易越

广泛，流通越繁荣，就意味着彼此的价值认同

越充分，人们的价值包容性越高，就越能促进

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末，

广东所以可以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实验区的使

命，无不与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所形成的包

容性的价值观有关系。

在人们的生活视野中，广州既率先有“麦

当劳”“肯德基”为标志的快餐文化，亦有以

饮早、午、晚茶为形式的，消遣性、随意性的

饮食习惯；既有以中原文化为底蕴，表达正

规、隆重气氛的接待方式，也有以随意实惠为

特点的大排档会友。岭南文化以其极大的包容

性安适人才、拓展合作、养育社会。近代广东

是豪杰辈出的革命维新重镇；新的历史时期，

广东既是下海者、弄潮儿的黄金海岸，也是打工

仔、打工妹的致富家园。广东人崇尚和睦、共

赢，善于合作，养育出自在宽宥的社群文化。

开放性，是海洋文明文化的社会基因。从魏

晋南北朝时起，广州的海上贸易就日趋繁荣；唐

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广州即是起点；清

乾隆时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史称

“一口通商”，广州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

城市。自明清以后，广东就是“西风东渐”以及

中外通商的门户，它与香港、澳门具有息息相关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缘。19世纪末叶西方列强

的入侵，使港、澳、粤的情缘出现了世纪性的分

离，然而，正是这种分离，或者说是分而不离又

使粤长期处在外来文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

这在国内闭关自守的年代，不能不说粤比内地经

受了一种特殊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为形成具有

开放品格的价值轴心提供了条件。

岭南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商业贸易

上，更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由于长期处于对外

贸易的前沿，广东民众接触到更广泛、更多元

31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的外界事物，所以历来就有敢为人先、勇于创

新的传统。当北方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

和团运动如火如荼时，孙中山先生正领导有识

之士在海内外奔走疾呼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

制；当“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之时，广东

迅速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中，

广东弄潮儿再次一马当先，书写了一个又一个

的历史性“率先”——率先开辟了“集资引资

建设路桥”的新途径，率先废除各种日用品供

给“票证”，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基本框架，率先探索各种股份制形式，组建了

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等，无愧于改革开放排头

兵的称号。

务实性，是海洋文明文化的独特精神。广

东人民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中，形成了求真、诚

实、笃行的品质。所谓求真，就是实事求是，

不唯上、不盲从。因而，广东先贤在民族危急

的关头抛头颅，求真理；在民族振兴的时代，

敢于拨开历史的迷雾，看到时代的方向。广东

人低调、不浮夸，少虚荣，讷言敏行，脚踏实

地，富于行动力。行之“敏”的本质在于孜孜

不倦、全力以赴的精进，在于毫不懈怠、脚踏

实地的务实能力。正是务实性的文化精神，保

证了广东在历史进程中笃实的定力与可持续性

的发展，即使在逆境中，也能最大限度地化解

不利因素。

敢为人先，不仅要行在人前，更重要的

是敢于自我超越。广东的发展正是广东人民不

断超越自身所致。自我超越赋予广东传统的务

实作风以前行的动力：没有务实，超越可能沦

为空中楼阁；没有超越，务实也可能丧于营营

役役。超越鞭策广东人突破虚妄的禁忌、战胜

自身的局限，居安思危、奋力转型，从而能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01版。

[2][4] 对广东省一位原省领导的访谈。时间：2011年7月18日。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

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页，2008。

[5] 对广东省原省领导访谈。时间：2011年7月14日。

[6] 南方都市报：《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陈开枝》。广州：广东教育出版

社，第48页，2008。

[7] 南方都市报：《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任仲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第75页，2008。

[8] 对广东省原省领导访谈。时间：2011年7月14日。

[9] 对某企业集团董事长访谈。时间：2011年7月21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赵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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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NAN WEN SHI

“南海Ⅰ号”是800多年前的一艘沉船，据

考古发现，它是南宋时期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

主航道上的远洋贸易商船，到过广州，沉没于

川岛海域。它的发掘，获评2019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被

誉为“海上敦煌”，成为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

区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一、价值厚重

经过专家学者30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

Ⅰ号”的神秘面纱已被慢慢揭开。人们发现，

它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1．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

“南海Ⅰ号”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保

存较好、体型巨大、发掘最成功的宋代远洋贸

易商船，是保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航道上的珍

贵文化遗产。沉船文物总数超18万件，是当今

世界上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数量较多、较完整、

较集中的文化载体，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史、陶瓷史、文化交流史

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科研

价值，足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

2．水下考古的标杆

“南海Ⅰ号”持续30多年的考古发掘、中

外考古合作的实施、水下考古人才的培养、整

体打捞的实现等，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领域科

“南海Ⅰ号”活化策略

杨兴锋

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其首创的整体打捞和实验

室考古，为中国相关标准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为世界水下文物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3．古代造船工艺的典型标本

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船

型有沙船、广船和福船。从“南海Ⅰ号”已发

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和船型判断，它属于中国古

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它的木质船体残长约

22.15米，最大宽约9.35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的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

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造船

史尤其是造船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4．民心相通的文化方舟

“南海Ⅰ号”所载的大宗商品为陶瓷和铁

器，绝大部分为外销产品，其中部分陶瓷器产

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出水的德化窑

方棱执壸和大碗等部分瓷器虽为民窑产品，却

异常精美，其器型具有相当的异域特点。出水

文物中有些器物造型奇特，图案复杂，图腾象

征明显，如长度172厘米的金腰带、风格粗犷大

气的金虬龙纹环、各式精美的金链、金戒指以

及璎珞胸饰等金器，都可以看出明显的异域风

格，既显示船主的身份显赫和身价不菲，又说

明船员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充分反映

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一艘推动海上

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文化方舟。

33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二、活化七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只有活化利用才

能最大限度地彰显其价值。对于具有厚重历史

文化价值的“南海Ⅰ号”，在海洋文化遗产的

活化利用方面，实现了七大成果。

1．整体打捞，就地展示

“南海Ⅰ号”是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

当时国际水下考古领域流行布设水下探方，对

沉船遗址进行逐区、逐层发掘，先发掘船内文

物，再清理沉船本体。然而，从“南海Ⅰ号”

的具体情况分析，实施上述方法会遇到一些难

以克服的困难，甚至会破坏文物，造成无法挽

回的损失。经过反复权衡研究，中国考古界采

用了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法，并在阳江海陵

岛十里银滩为沉船度身订做一座“水晶宫”。

2007年沉船出水后，就入驻了这座名为“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该馆的

基本陈列“丝路船说：南海Ⅰ号的前世今生”

展出文物4000多件，展线长达1.5万米，有效阐

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意义，获得

国内外广泛好评。2009年至今，接待游客已

逾千万人次。

2．深入研究，科学阐释

“南海Ⅰ号”保护发掘工作分阶段出版的

“考古报告”，分别入选全国2017—2018年

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为全社会参与“南海Ⅰ

号”海丝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支持。围绕“南

海Ⅰ号”及其出土文物，广东海丝馆积极申报

各级科研课题，全面推进文化遗产的阐释工

作，近年发表了《“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

代海上生活辨析》等研究论文近百篇。为进一

步加强“南海Ⅰ号”的研究阐释工作，阳江市

政府与中山大学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Ⅰ号”

研究中心，构建新型校地合作平台。广东海丝馆

依托各类科研力量，编辑出版有《南海Ⅰ号——

历尽千帆归来新》《沧澜帆影——探秘“南海Ⅰ

号”》《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沉

舟格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等10多种图

书，有力推进了海丝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3．研学课堂，科普基地

广东海丝馆重视面对中小学生开展研学、

科普活动，他们成功申报为全国科普基地，并

挂牌成立了广东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广东

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年均接待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团超10万人次。他们研发的

“昔日的贸易商船，今天的文化方舟——南海

Ⅰ号主题研学旅游项目”入选全国文化遗产

旅游项目评选活动百强案例、十佳案例。他

们自主开发的“品读宋代经典，探寻海丝文

化”“化学探索船”“中国古代航海造船技术

与海上丝绸之路”等课程分别荣获广东省教育

厅研学实践优质课程一、二、三等奖。

4．对外交流，展现风采

为了在海外展现“南海Ⅰ号”的风采，广

东海丝馆精选出水文物及有关素材，沿着马来

西亚、沙特阿拉伯、德国等丝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参与举办了数十场展览，被囯内外上百家

媒体争相报道。2021年12月，该馆邀请美国、

加拿大、巴西等知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南海Ⅰ号”对话世界国际学术

研讨会，为“南海Ⅰ号”打造世界级考古品牌

广纳良言。2022年春节期间，广东海丝馆与

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举办“迎春接

福船——南海Ⅰ号到大马活动”，通过馆内打

卡、播放视频、线上展览、线上讲座等形式，

为马来西亚观众和当地华人华侨带来海丝文化

体验，受到热烈欢迎。此外，广东海丝馆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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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NAN WEN SHI

办“南海Ⅰ号”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等，积极推动“南海Ⅰ号”的国际传播。

5．仿制古船，重展魅力

经阳江市发改局批复同意，广东海丝馆于

2014年建成“南海Ⅰ号”仿古船模，并在2014

年参加在湛江举行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2015年参加在珠海举行的“葡澳风情过大年”

主题活动，2016年以后即停放在闸坡渔港码头

对公众展示，并作为参观展示船参加了在海陵

岛举办的历届南海开渔节活动，展示出“南海

Ⅰ号”古船的风姿和魅力。

6．多媒传播，立体推介

广东海丝馆积极利用多媒体传播“南海Ⅰ

号”的形象与价值。仅2021年11月以后，“南

海Ⅰ号”相关信息在新华社、央视、学习强国

以及省、市媒体推出的报道就有100多篇次，点

击量达320多万人次。此外，他们还通过体感捕

捉＋融合摄影技术设计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主题

的“AR互动航海墙”；推出“丝路船奇”VR体

验；通过三维重建技术，数字化呈现馆藏出水

珍宝，游客在与展品互动的同时，展品的故事

就映入眼中。

7．文创开发，形象推广

文化创意产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

博物馆文物的重要延伸。广东海丝馆作为广东

首批文创开发试点单位，建成了全国首条海丝

文化创意街，建立了文创产品旗舰店，推出文

创产品十二大类1034种，参加中国文物报社

主办的“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

文物图片联展”活动，荣获特色文创开发全

国三等奖。2022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该

馆首推的两款数字文创产品，不到30分钟即

销售一空，实现营业收入约16万元，有效满

足了公众将“文物”带回家的需求，社会反

响良好。

三、突破策略

上述活化利用的七大招数，使“南海Ⅰ

号”的价值和风采得到了较好的展现，广东海

丝馆也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5A级旅游景

区，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以世界一

流博物馆的要求来衡量，“南海Ⅰ号”的活

化利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亟须采取一些

突破性的策略。

1．打造“新南海I号”，展现岭南文化新

形象

海洋文化遗址的活化利用，最有效的莫

过于打造形象生动的呈现载体。建议借鉴瑞典

“哥德堡号”访华的模式，用原来的结构、形

态加上现代造船技术，打造一艘能航行五大洋

的安全性能良好的“新南海Ⅰ号”，继续其海

上丝绸之路的航程。并通过这艘“新船”，策

划“粤海文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风物展

览”，呈现广东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省建设的

成果。可设计四个展示舱：一是“汉唐遗韵

舱”，展示传统丝绸之路的产品，如陶瓷、丝

绸、茶叶等，以表明“新南海Ⅰ号”与古代、

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二是“华夏

古风舱”，展示广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表

明“新南海Ⅰ号”与岭南历史文化传统的联

系；三是“岭南明珠舱”，展示广东最具特

色、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现广东改革开放后

经济强省的风貌；四是“创意南粤舱”，展示

广东的文化创意产品，展现的是广东美好的未

来。这四个舱，均以文物、图片、影像、实物

以及AR、VR等综合手段予以展示，而且每到一

地，皆举行拜祭、易货、约誓、巡展、贸洽等

活动，既传播岭南文化、展示广东形象，又推

动民心相通、促进经贸发展，惠及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及人民。此船作为展现广东形象、

35

视野

洋

海HAI YANG SHI YE

传播海丝文化的生动载体，应在省一级层面兴

建，采取“政府支持，商业运营”的模式，沿

着海上丝路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巡展传扬。

2．建立水下考古活化研究院，打造世界级

水下考古品牌

彰显品牌特色，是海洋文化遗址活化利

用的优选策略。水下考古是“南海Ⅰ号”的品

牌优势，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广东海丝馆应

依托“南海Ⅰ号”，立足广东水下文化遗产资

源，采取“借船出海”的办法，与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中国水下考古活化研

究院，建立国家级水下考古科技创新中心、水

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平台，加强水下考古与

文物保护利用，打造世界级水下考古品牌。

3．牵头成立国际沉船博物馆学会，进一步

扩大国际影响

发挥比较优势，是推进海洋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的有效途径。沉船博物馆也是“南海Ⅰ

号”的一大特色。“南海Ⅰ号”作为世界三大

著名沉船博物馆之一，是整体打捞出水的，对

比其他两座沉船博物馆更具吸引力。广东海丝

馆应发挥这一比较优势，应积极加强与国际文

博界合作，争取牵头成立国际沉船博物馆学

会，掌握沉船博物馆研究和展示的话语权，举

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文物展览、学术交

流、人才培训等，扩大“南海Ⅰ号”的国际影

响，并争取将永久会址落户阳江海陵岛。

4．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提升展陈水平，营造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盛景

高新科学技术，是海洋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的最有力的武器。广东海丝馆应充分利用考古

发掘最新成果和采集的数据，围绕木质船体保

护要求，进一步改造场馆，让其更好地满足保

护环境的要求，更加便利于群众的参观。积极

运用新的展示、传播技术，全面提升博物馆展

陈水平，打造数字化、知识化、品牌化、特色

化相融合的展示平台，营造壮丽宏大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盛景，增加观众的参与感、互

动性。

5．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树立国

际化岭南文化新地标

推进文旅相融，是海洋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的有效策略。建议支持和推动阳江以“南海

Ⅰ号”为核心、以十里银滩为纽带、以海陵岛

为依托，建设集水下考古、文物保护、海丝文

化研究与开发、海丝风情展示、海丝文创产品

展销、海丝文艺展演等为一体的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助力海陵岛打造成国际旅游岛和国际

化岭南文化新地标。近期可考虑在现有海丝馆

和在建的广东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

上，规划建设沉浸式体验馆，并利用景区周边

及大王山山体建设海丝文化公园，形成以“三

馆一园”为主体，山海联动，集海丝文化的保

护研究、展示利用、沉浸体验为一体的文化旅

游结合体，充分彰显“南海Ⅰ号”的历史文化

价值。

6．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让海丝文化影响

无处不在

海洋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要想取得理想的

社会效果，离不开精妙的传播策略。2003年

“南海Ⅰ号”之所以蜚声海内外，就是得益于

《南方日报》的一次传播策划。当时该报用两

个版1.5万字的篇幅，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南海

Ⅰ号”的秘密，同时通过网络传播，引来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前来考察。现在是全媒

智媒时代，更要靠全媒体智媒体进行现代化、

信息化传播。建议广东海丝馆尽快构建全媒体

传播矩阵，除自办网站、微博公众号、微信公

众号、移动客户端外，积极与央媒、省媒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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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NAN WEN SHI

合作，并入驻抖音号、今日头条号等社交媒

体，经常开展传播策划活动，其内容在线上线

下实现一体化传播，使“南海Ⅰ号”所承载的

海丝文化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附注：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南海

Ⅰ号——历尽千帆归来新》（西安出版社）、

《沧澜帆影——探秘〈南海Ⅰ号〉》（华南理

工大学出版社）、《沉舟格物——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阳

江木船传统建造技术与风俗》（广东科技出版

社）、《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

（广东科技出版社）等书，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社）

（责任编辑：赵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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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剧是在雷州话演唱雷州歌的基础上发展

而成的地方剧种，流行于雷州半岛，湛江郊区

及遂溪、廉江、电白等地。明末清初已有以对

唱雷州歌和演唱劝世歌为业的姑娘歌班，其后

出现按脚色演唱故事的歌班仔，于清末民初移

植粤剧剧目，仿其锣鼓、服饰、道具演出，民

间称之为高台班（或雷州大班歌）。

雷剧的发展演变历经300多年。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雷剧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

才得到健康发展，成为广东省四大剧种之一。在

改革开放大潮中，四十年更是得到长足发展，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雷剧演出队伍壮大，人才济济

“文化大革命”前，除一些专业剧团、培

训机构之外，雷剧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个业余演

出团体，参加业余演出的人员达到几万之众，

成为民间喜爱的剧种。“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湛江专区雷剧团、艺校雷剧班的演职员、

教师、学生全都上“五七”干校接受“再教

育”，不少道具被毁，资料丢失，雷剧受到严

重冲击。后期海康、徐闻两县国营剧团改为文

艺宣传队，业余雷剧团销声匿迹。

1978年后，雷剧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发展很快。1976年，湛江戏剧学校办第二期

守正创新话雷剧

——改革开放四十年雷剧的发展

陈乃明

雷剧班；1979年，该班学生毕业，与部分教

师组成一支雷剧专业队伍，经中共湛江地委批

准，恢复湛江地区雷剧团（后称湛江市实验雷

剧团）。海康、徐闻两县也同时恢复雷剧团。

当时，除湛江市实验雷剧团外，有海康县雷剧

团、海康县雷剧二团；徐闻县雷剧团也分为两

个雷剧团。各地镇办雷剧团体四处开花，热闹

非凡。海康县、徐闻县、湛江郊区、遂溪县、

廉江县等地的镇办雷剧团热情很高，有的镇成

立了11个雷剧团。至80年代初，湛江地区由国

家办、集体办、民间个体办的雷剧团体发展到

200多个，并逐步形成经营、竞争机制。快速的

发展一时出现队伍复杂、人员参差、剧目低劣

等状况，有些剧团演“爆肚戏”，出现卖“老

官”的怪现象，受到群众抵制，引起各级党

委、政府的重视。

市、县（市、区）文化管理部门采取检查

督促、整改文化市场，实行演出报告制等，加

强管理。经过评选，全市雷剧团剩下100多个。

1988年，时任湛江市文化局局长祝宇带人员到

海康县深入调查研究，认为这些业余雷剧艺术

表演团体已转变为民间职业雷剧团，是改革开

放的成果。他们在为群众演出服务，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推动文化事业改革，活跃群众文化

生活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尔后形成《海

康县民间职业雷剧团的发展情况与管理调查》

文化

域

区QU YU WE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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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峥执笔）上报，受到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

的重视，要求“调查报告”在刊物上刊登介

绍，派人下去深入调研，对特别好的还可由文

化部艺术局出面给予表彰。通过调研，他们了

解到雷剧在粤西地区广受欢迎，演出普及，活

力无限，发展前景可观，给予充分肯定，并称

誉雷州半岛是“戏曲的绿洲”。如今，雷剧有5

个由国家办的剧团，100多个民间职业剧团，从

业人员4000多人，每个剧团平均每年演出200

多场，多则300场；雷剧每年在农村演出2万多

场，观众达4000多万人次。2011年，雷剧被列

入国家第三批非物质遗产名录，有国家级传承

人金尤英，省级传承人林奋、曾健、谢岳，人

称“雷剧奇观”。

湛江市重视对雷剧各类人才的培养，代有

传人。传统上，雷剧艺人一般是以师带徒的形

式培养新人。1962年，湛江地委指示，湛江专

区艺术学校开设雷州歌剧实验班，雷剧艺人培

养走进了学校。

1976年3月，湛江地区文化局指示湛江地

区戏剧学校招收雷剧学员，设雷剧班；1979

年，该班学生毕业，为雷剧输送一批新人。

1991年，海康县雷剧团当家花旦林奋考上中国

戏曲学院导演系深造。1993年毕业，调到湛

江实验雷剧团工作，雷剧有了第一位大学生。

1985年，湛江艺术学校开设雷剧班。1986年，

湛江市实验雷剧团副团长蔡葵到上海戏剧学院

导演系进修。1992年，湛江艺术学校雷剧班第

四次招生，湛江市实验雷剧团也招生办班培养

人才。许多民间职业雷剧团都以团带班的形式

招生培训演员。20世纪90年代，还有社会力量

办学。林艳、陈强、唐豪创办湛江市蓓蕾艺术

学校培养雷剧人才。后来，唐豪、胡柳创办小

明天艺术学校。还有黄挺贤、王挺玉、陈连来

等也招生办班培训戏曲演员，为雷剧培养了大

批新人。1996年，雷州市文化馆黄新到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进修班学习。1997年，湛江市实

验雷剧团陈乃明到上海戏剧学院读“高级编剧

班”，1998年回团。2000年，该团曾健到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音乐进修班学习。湛江艺术学

校第四届雷剧班学生毕业后，暂停招收雷剧学

员。2004年，经湛江市文化局批准，湛江市实

验雷剧团成立招生小组到雷州半岛农村学校招

收了26名学生送到省粤剧学校学习；2007年7

月，学生毕业回团工作。2007年，该团陈杰又

考上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2008年，经中

共雷州市委主要领导批准，雷州市职业中学开

设雷剧班，成为第一个民办公助的实体，培养

雷剧新秀。2009年陈杰毕业回团工作，成为雷

剧第二位大学生。

2013年，湛江艺术学校复办雷剧专业，

连续招生。2015年，著名雷剧表演艺术家符玉

莲吸收林小静等为徒。2016年3月，雷剧名家

林奋、曾成、曾健分别将唐金凤、黄桂、何冬

娟、徐娇艳、陈忠生、欧志明等吸收为入室弟

子。这些举措，传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口传

身授”“传承有序”，以及“名家收徒，名家

传戏”的方式，大大拓宽了培养新一代雷剧人

才的路子。

2017年9月，广东开放大学在雷州校区和

湛江艺术学校首设“雷剧大专班”。其中雷州

校区雷剧大专班首届招收学员50名；雷剧进校

园种子班首届招收学员70名（学员均来自雷

州和徐闻两地的中小学教师）。湛江艺术学校

雷剧表演艺术大专班共有20人报名。2018年

6月，陈伟平读中国戏曲学院表演专业毕业。

同月，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到湛江录取了15名学

员，9月上北京学习。7月，陈云升考上中央戏

剧学院戏剧编剧专业博士。雷剧从业人员从过

去的文盲到小学、中学、中专文化水平，如今

LING NAN WEN SHI

39

许多是大学水平。

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演员的专业

水准亦不断提升。1998—2018年，雷剧演员

参加广东省第二届至第九届中青年演员演艺大

赛，共获得19金、37银、51铜奖。其中林奋、

黄桂、唐金凤、庄海英、洪保明、林继伟、徐

娇艳、陈忠生、李美乔、陈曼、戴雪丹、蔡桂

宁、黄瑞树等获得金奖，展示了雷剧人的专业

风采，为雷剧争光。

二、雷剧音乐唱腔的改革

雷剧原以雷州歌为唱腔，自由清唱，舒迟

疾促，任由演员发挥；几个用以衬托剧情气氛

的唢呐吹奏牌子，全照搬粤剧；锣鼓经除一小

段“歌垫锣鼓”外，也全仿兄弟剧种。原来雷

剧音乐单薄，唱腔只有喜、怒、哀、乐，忠、

奸、邪、正。

1959年8月，著名诗人贺敬之由湛江艺术

学校副校长黄朗陪同，到湛江群众剧场观看

雷州歌剧演出后，对中共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

说：“群众冒雨购票看戏，可见对雷州歌剧喜

爱之甚。”孟书记对他说：“雷州歌剧要改

革。”贺敬之说：“为雷州人民办好这件事，

那就功德无量了。”

1960年，粤西雷歌剧团进行唱腔改革，音

乐员罗柏行曾试谱一些新曲，用于《符兆鹏》

一剧的演出。

1961年，粤西雷歌剧团音乐员陈文和徐闻

雷歌剧团音乐员陈正瑞，先后根据雷州歌中雷

讴的一种情绪平和的唱法，谱写出完整的伴奏

乐曲。初名为“平调”，亦称“温柔腔”。此

曲迅速推广，群众称之为“流行腔”。此腔有

简单的板眼结构，是为雷剧的第一个板腔。它

开始了雷剧有音乐伴奏的历史。

1962年5月，中国著名戏剧家田汉由湛江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飞陪同，在海康县城观

看雷州歌剧《崔子弑乔王》的演出。在座谈会

上，田汉指出：雷州歌剧必须进行革新。10

月，湛江专区艺术学校遵照湛江地委的指示，

开设雷州歌剧实验班，作为改革雷州歌剧的试

验单位。12月学生入校正式上课。艺校副校长

何德主管雷州歌剧改革研究和该班教学工作，

宋锐仼教研组长，张玉莲当班主任，陈湘负责

唱腔音乐改革和唱功教学。该班全面探索雷州

歌剧的艺术革新问题，主攻唱腔音乐改革。陈

湘老师抓住雷州歌的特征音型和顿逗特点，经

过板式、拖腔、音域、律线、句幅、顿尾音、

过门等变化，为雷州歌剧谱创出20多种新唱

腔，改革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1978年后，一批优秀雷剧音乐工作者针对

各个剧目的人物和剧情的需要，谱创出一大批

新腔调。

1988年11月23日，湛江市文化局召开雷

剧唱腔研讨会。湛江市文化局局长祝宇、副局

长丁映西，原湛江专区雷州歌剧改革工作组组

长何德和各雷剧团音乐工作者以及一批热心雷

剧艺术研究者，共30多人出席会议。与会者一

致认为：雷剧唱腔经过长期改革，对新谱创的

腔调应该统一规范，使之稳定，走向科学，得

以在各个雷剧团的各种剧目的演出中应用，而

成雷剧的“家底”。讨论中，对雷剧声腔体制

的选择，虽有不同意见，但多数人倾向于采用

“综合体”，即雷剧的声腔应该兼具“板式变

化体”和“曲牌联套体”两种特点。

陈湘老师在雷讴、高台两大腔原基础上谱

创出《秋调》《佻调》《高台缓板》等30多种

新腔调，还谱创出混合类的《沉思腔》《宫羽

混调》《商羽混调》等近20种腔调。市里还选

其他雷剧音乐工作者谱创的新腔调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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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定腔、定板、定名，建立雷剧音乐套用

程式。最后，把雷剧声腔、板式归纳起来，分

为三大类八大板式：

第一，雷讴类：（1）原雷讴板式（6

种）；（2）低商雷讴板式（3种）；（3）高

商雷讴板式（4种）。第二，高台类：（1）高

台原腔板式（3种）；（2）高台宫调板式（4

种）；（3）高台羽调板式（5种）。第三，混

合类：（1）原混合板式（2种）；（2）新混合

板式（4种）。至此，雷剧唱腔形成“曲牌体”

和“板腔体”。

同时，还搜集、整理、谱创气氛乐曲《坐

门楼》《文升堂》《武升堂》等34种。还有小

段气氛乐曲、串子乐曲、幕前曲、敲击乐（13

种）等，创立了较完整的雷剧音乐体系，尤其

是海康县雷剧团始创了“雷胡”，雷剧从此

有了自己的主奏乐器，被收录到《中国戏曲

音乐集成》（广东卷）、《广东省戏曲音乐集

成》中。

2016年，湛江市艺术研究室为使雷剧音乐

唱腔完整、规范和统一推广，搜集全市雷剧音

乐工作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所谱创的音乐唱腔；

组织雷剧作曲家曾健、雷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曾

成等10多位雷剧工作者给这批音乐唱腔定腔、

定板、定名，编辑出版了《雷剧唱腔集》，促

进雷剧音乐唱腔规范统一、推广普及、传承

发展。

三、雷剧表演艺术的传承发展

雷剧的表演艺术，农村歌班仔早期仿大戏

之时，尚保留着部分劝世歌的风貌，表演上既

有戏曲程式，也有生活原型的动作。中期（即

到专业锣鼓班不断涌现之后）表演上分“做

功”“排场”“对打”“筋斗”四大类，各大

类又下分许多小类，按剧情要求表现相应的表

情、动作、形象等，细节对应要求有上百种。

改革开放后，雷剧的整个表演形式是由

身段功、毯子功、把子功、水袖功、须功、巾

功、扇功、翅功、翎子功九方面形成。每项功

的动作又分得极细，有的达到40种之多，要求

极高。

从20世纪70年代起，雷剧的表演艺术常借

鉴新舞蹈的手法；在现代戏中，还创作了一些

新程式。如在《徐九经升官记》的演出中，便

以芭蕾舞动作表演“闹花堂”的开打；在《红

梅记》中就以新舞蹈“伸臂”“蹬脚”配合戏

曲动作“冲袖”和“碎步”而表现鬼魂的轻飘

游荡。又如在《春草闯堂》的“闹轿”一折中

印抬轿、坐轿、引路均用新的舞蹈。在现代

戏《乱世荒唐人》中，亦用芭蕾舞动作表演

斗殴。

另外，雷剧的技艺也独具一格。如在《五

郎救弟》中表演的“十八罗汉架”；在《穷鬼

斗饿贼》中表演的“吊辫”，后来，湛江市实

验雷剧团在《齐王求将》《白蛇传》中改为

“吊索”等特技，深受好评。2016年，湛江市

实验雷剧团有限公司为传承发展雷剧的传统技

艺，由林奋编写一个与《白蛇传》相吻合的小

雷剧《闯寺·拷蛤》，由曾成执导，蔡葵指导

传统排场，王挺玉指导武功特技，何雄斌指导

舞蹈身段。他们把“摆阵” “跳椅”（高台抢

椅）、“十八罗汉架” “吊索”等传统技艺革

新提高，打造出一折有特色、高水平的雷剧，

成为促进雷剧传承发展的精品力作。该剧2017

年参加由上海戏曲广播携手全国兄弟电台共同

打造以“九州百戏·绝活儿”为主题的大型全

国戏曲绝技展演活动，9月22日晚在上海白玉兰

剧场隆重上演，轰动申城，让外地观众对雷剧

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了雷剧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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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精品剧目

历史上，雷剧剧目基本上是移植或改编

其他兄弟剧种节目，自创剧目很少。而且，这

些剧目多是反映神鬼佛道、欺贫追富、趋炎附

势、谈情说爱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里，本地作者创作了一

批新剧目，内容健康、具正能量的作品。1987

年湛江市首届和往后几届艺术节、1991年雷

州市（原海康县）举办的首届雷剧节、1994

年举办的第二届雷剧节等戏剧活动，各地创作

了《寇准贬雷州》（编剧蔡山桂）、《借官平

冤》（编剧吴保盛）、《包公传奇》（编剧陈

乃焕）、《廉吏陈瑸》（编剧蔡山桂）等20多

个好剧目。

1981年11月，海康县雷剧团排练、吴茂

信、宋锐编创的历史雷剧《陈瑸放犯》参加广

东省专业剧团调演，在不评一等奖的特殊情况

下，被评为10个二等奖之一。

1991年8月，海康县雷剧团排练吴茂信编创

的神话雷剧《雷神的传说》参加第四届广东省艺

术节演出，获得唱腔音乐设计二等奖和导演三等

奖；林奋获演员二等奖，符玉莲、陈世能、许哲

江获演员三等奖。1991年9月，陈朱利编创的雷

剧《林默娘》在北京《新剧本》杂志上发表。

1992年9月上旬，湛江市实验雷剧团应文

化部艺术局的邀请，晋京演出卢凌日编创的现

代雷剧《抓阄村长》。9月8日晚，该剧在中

国儿童剧场演出，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张庚、郭汉城和曾在湛

江市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邹瑜、武光、孟宪德，

以及首都文艺界专家、观众观看演出。演出结

束后，领导和专家们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留

念，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该剧结

合农村实际创作出高水平的剧目，轰动京城。

9月9日晚进入中南海礼堂演出，中央顾问委员

会部分委员及有关部门领导李力安、杨易原、

平杰三、林默涵、黎虹等观看演出，高度评价

该剧演出成功，和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北京

《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日报》《北

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等10多家报纸报道和

发表评论文章，评价极高。9月16日《人民日

报》登载郭汉城题为“雷剧在北京打雷”的文

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演

出新闻，并拍摄了全剧录像。《抓》剧获得中

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广东文艺团体第

一个获此殊荣）。1993年《抓阄村长》还获得

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戏剧奖。

2001年12月，湛江市实验雷剧团排练由陈

京松、林奋、唐熙凤编写的历史雷剧《梁红玉

挂帅》，2002年获得中国第19届“梅花奖”。

2003年，湛江市文化局社文科组织排练张德

柱、卢凌日创作的小雷剧《民以食为天》，参

加在山东滨州博兴举行的首届中国小戏艺术

节，获得二等奖。

2005年，湛江市实验雷剧团继续打造精

品，排练林奋、杜德威编导的历史雷剧《貂

蝉》参加第九届广东省艺术节演出，获剧目二

等奖，编剧三等奖，曾健获音乐设计一等奖。

《梁红玉挂帅》和《貂蝉》分别获得广东省

第七届、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2008年，徐闻雷剧团排练林奋编导的古

装雷剧《雨仔落泱泱》参加第十届广东省艺术

节演出，获得4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三等

奖，何冬娟获十大新秀奖；该剧还获得广东省

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11年11月，湛江市实验雷剧团排演陈乃

明创编的大型现代雷剧《海毗情》参加第十一

届广东省艺术节，获得优秀剧目二等奖，曾健

获音乐创作奖，唐金凤、陈乃焕获表演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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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湛江市实验雷剧团创排大型雷

剧《岭南圣母》参加第十二届广东省艺术节演

出，获得剧目二等奖，唐金凤获十大新秀奖，

黄桂获表演奖。2015年，《岭》参加第四届全

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获优秀剧目奖，曾健获

优秀音乐设计奖，林奋、唐金凤、黄桂、陈世

能、吴小营获优秀表演奖。

2017年，湛江市实验雷剧团有限公司创

排的雷剧折子戏《闯寺·拷蛤》参加上海广播

节“九州百戏·绝活儿”大型全国戏曲绝技展

演，获优秀表演奖。

在一代代雷剧人的努力下，雷剧三晋京演

出，取得不俗成绩，是雷剧的荣誉。

五、开拓海外舞台，走上世界

雷剧过去都说是地区小剧种，不为人们重

视，只在粤西海南一带演出。1959年5月，广

东省在广州市举办全省业余文艺汇演，雷北县

业余文艺代表队演出刘拔创作的小型雷州歌剧

《开河前夜》。会演完后，该剧被选为全省巡

回演出团的节目之一，后又随团前往越南演出

多场，雷剧第一次受到海外观众的好评。

改革开放后，雷剧过长江跨黄河，晋京

演出，还涉足海外及港澳舞台。2003年4月，

广东九市和澳门联合举办“粤西名优产品展销

会”，每晚安排一个市演出本地方特色节目。

湛江市实验雷剧团演出陈乃明改编的雷剧折子

戏《断桥》《贵妃醉酒》，受到好评。

2014年9月，广东省梅花戏剧团（由我省

获得“梅花奖”的戏剧演员组建的一个团队）

应邀参加“中华韵·法国情”、第21届全球华

人戏剧文化节演出。雷剧“梅花奖”得主林奋

和湛江市实验雷剧团女主角徐娇艳携雷剧折子

戏《失子惊疯》赴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28日晚，雷剧折子戏安排

在巴黎大剧院演出，容纳上千人的剧院座无虚

席。轮到《失子惊疯》锣鼓一响，全场观众就

报予热烈的掌声；林奋饰“夫人”、徐娇艳饰

“春香”配合默契，表演精彩。特别是林奋扮

演的夫人在逃跑中的惊，逃脱后的喜，寻子的

急，失子的悲、怨、怒、疯表现非常到位，博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2015年10月8—11日，湛江市实验雷剧

团有限公司到香港新光大戏院演出《珍珠塔》

《梁红玉挂帅》《浪子回头》，场场爆满，香

港观众反映强烈。

2017年7月，应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南市

的邀请，湛江市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织雷

剧、雷州方言表演唱——人龙魂、醒狮、舞鹰等

非遗精彩节目，代表湛江市参加“古晋第二十九

届城市日庆祝活动”文化交流演出。湛江市实验

雷剧团有限公司副经理、国家二级演员黄桂和该

团女主演徐娇艳带着林奋改编的雷剧折子戏《双

下山》一同前往，演出非常成功。同年8月，湛

江市歌舞团受广东省文化厅选派，前往斐济参加

“红花会”演出，由雷剧、演唱、舞蹈、器乐

等节目组成，演出约一个小时，整座体育场喝

彩声、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和华

侨争着跟主演徐娇艳、陈忠生合影留念，称赞

不已，大大扩展了雷剧在海外的知名度。

六、深化雷剧理论研究

1962年5月，著名戏剧家田汉由中共湛江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飞陪同，在海康县城观

看雷州歌剧《崔子弑乔王》的演出。在座谈

会上，田汉指出雷州歌剧必须进行革新。10

月，湛江专区艺术学校遵照湛江地委的指示，

开设雷州歌剧实验班，作为改革雷州歌剧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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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单位，全面探索雷州歌的艺术革新问题。不

久，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出版第一期

《雷剧研究与改革》、第二期《雷剧唱腔选

集》。1992年11月，湛江市文化局编印陈湘、

宋锐、詹南生编写的《雷剧志》。尔后，陈湘

又出版了《论曾成的表导演》《舞台寄情》

《雷剧音乐》《雷韵》（辞条辑入《中国文艺

家传集》），以及《从民歌发展成为戏曲唱腔

的变革道路》《谈雷剧唱腔发展的功史》《对

雷剧唱腔搞程式套用的再认识》《谈戏曲艺术

形式革新的重要性》等学术论文。其中《应该

从人的本质力量之变化思考戏曲的问题》一文

获得国家最高戏剧论著奖：“王国维戏曲论文

奖”。1988年11月，湛江市文化局召开雷剧唱

腔研讨会。2006年雷州市举办雷剧节，设“百

年雷剧论坛”，出版《“百年雷剧大论坛”论

文集》，促进雷剧理论研究不断深化。2013

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戏

曲传承发展的政策，包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建立地方戏曲剧种数据

库和信息共享交流网络平台的意见。湛江市政

协把《关于拯救雷剧唱腔，弘扬雷剧传统文化

的建议》，作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于2010年

提出建立“雷剧库”，设雷剧剧本库、雷剧演

出剧目库、雷剧艺术家档案库、音乐唱腔库、

雷剧表演艺术库、雷剧舞台美术及服饰设计

库、雷剧艺术研究文库、雷剧表演团体档案库

九项，形式以档案载体（由纸质文件和音像电

子文件组成和建立雷剧网站两部分）。此项工

作得到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的大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雷剧人坚定文化自信，守正

创新，继续砥砺奋进，讲好雷剧故事，创造更

优秀的业绩，为建设文化强省助力。

（作者单位：湛江市实验雷剧团）

（责任编辑：温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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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特色古建筑，包括四合房、窑

洞、吊脚楼、傣家竹楼、毡包等，种类极多。

但从另一方面看，客家古建筑文化却异乎寻

常，独具匠心，被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活化

石。闽粤赣边是传统客家文化传承的策源地，

处于客家民系播迁、融合、发展的中心地带。

客家民系自西晋五胡乱华之后迫于生计陆续从

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向南方各省迁徙，在经历

了一千多年的大迁徙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

合之后，逐步形成了一种价值统一、内容多元

的客家文化体系。在整个客家文化体系结构

里，客家民居是客家先民社会生活最深沉、最

厚重的载体，也是观察探索客家文化面貌的重

要路径。

一、客家古民居的分类

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极具多样性，根

据其建造形状区分，主要有土楼、中原府第殿

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

“大夫梯式”土楼、四周设有走廊方便通行的

走马楼等。

（一）土楼

土楼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南一带的福建、江

西、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自西晋以后就作为

客家先民的典型民居类型。它是利用未经过焙

烧程序而仅作简单加工的原状土质材料夯实、

闽粤赣传统客家民居形态探研

洪开荣

建造，体现木架构的特色。根据建造形状土楼

主要包括方楼和圆楼。

现存的圆形土楼中建筑体量最大的是位于

龙岩市永定区高头镇高北村的“承启楼”。其

直径72米，整个建筑群由3圈直径不同的圆楼构

成，最外圈的圆楼最高，最内圈的圆楼最低。

直径最大的圆楼周长可达231米，楼高13.3米，

楼层共有3层，每层由69个房间组成，共有房间

207间。第二圈为单层圆楼，共有房间46间。第

三圈为单层圆楼，共有房间39间。土楼的中心

建有宗祠供奉祖先，宗祠外围建有圆形护墙，

内部为八角形建筑。祠堂前面有露天平台，两

边建有长廊，布局紧凑，建筑艺术高。土楼内

部凿有3眼水井，满足客家先民的日常生活用水

需求。而位于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的振成楼，

该圆形土楼则是按照八卦图修建，建筑风格设

计奇特，由2圈圆楼构成，外圈圆楼楼层5层，

每层有房间52间，内圈楼层2层，功能齐全，由

讲学堂、藏书楼、花苑等组成。土楼还在祠堂

的前边建有一座供演出的戏台，当有戏曲演出

时，居住在楼内的客家先民通常在戏台前边的

露天空地或站在内圈土楼二层的廊道上观看。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

史蒂汉斯·安德烈先生在考察土楼后赞美道：

“这是世界上没有可以相比的，十分稀少、神

话般存在的山村建筑模式。”1985年11月，取

自振成楼和天坛的建筑风格制作的中国南北圆

LING NAN WEN 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