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

第44卷第1期 □ 2022年1月

VOL.44NO.1 □ JAN.2022

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以徐益棠、杨成志、费孝通的比较为中心

□赖景执

[摘 要] 旨在从 “南岭走廊”瑶人研究的历史场景出发,以徐益棠、杨成志、费孝通学术

思想的不同面向为中心线索,将学术作品、代表性学人及其上下内外关系视为审慎的对象,由此还

原某个特定时段里的学术研究本相。具言之,20世纪前期的瑶人研究曾经呈现出思想理路上的相异

流脉,即推崇新兴的科学实证与延续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想象以及两者之结合。通过比较,发现瑶

族研究的理想形态,即构建一种既包容国家、社会概念又发挥文明想象,既强调理性结构亦彰显非

理性要素的均衡、宽容与整体的瑶族研究体系。

[关键词] 南岭走廊;实证主义;新史学;历史想象;瑶人研究

[作者简介] 赖景执,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邮编: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 (2022)01-0040-11

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学科史、学术史的角

度来叙述、梳理、总结和审视与瑶人相关的历史成

了瑶族研究的某一个重要的侧面。如 《20世纪的瑶

学研究》① 《20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② 《中国瑶

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③ 等均是爬梳瑶族研究史的

提纲挈领之作。总体上,以20世纪前半期的瑶人研

究作为中国瑶族研究学术史的发端是毋庸置疑的,

但若仅把它们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事件,甚至

罔顾其具体的研究旨趣和细致入微的研究内容,将

会使我们在无形中遮蔽不同学人极力追求各自学术

理路的 历 史 事 实。20 世 纪 早 期 的 学 术 界,草 莱 初

辟,于内有新史学的首倡,在外则须直面不同国别

学术传统与学术思想的羼入。而且,对于满是疮痍

的中国而言,如何从 “特种部族”和边疆地区的实

地调查中确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主义议题

实为学术上的迫切之事。此时,作为一些学人学术

生命起点④的瑶人研究正承载着这一时境的种种学

术思考。由此,我们如能从瑶人研究的历史场景出

发,以学术思想的多向流衍为线索,将学术作品、

代表性学人及其上下内外的关系视为审慎之对象,

或可还原这一特定时段里的学术研究本相。

一、名与实:“南岭走廊”与

“瑶人”的界定

在还原这一本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确定 “南

岭走廊”与 “瑶人”这两个概念的 具 体 情 境 事 实。

普遍认为,“南岭走廊”首出于费孝通先生以 “三大

走廊”与 “六大板块”构成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论述。在此前,也就是在费孝通阔别43年后

重访大瑶山时,曾为 “南岭走廊”勾勒过较为清晰

的轮廓:

整个南岭山脉,东起广东,经广西、贵州进入

云南的横断山脉直到印支半岛,高山峻岭里,若断

若续地可以见到绵延不断的瑶家村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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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南岭走廊瑶族特色村寨空间建构与永续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16BMZ066);厦门大

学2020年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 “南岭走廊红瑶村寨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FG006)。

覃乃昌:《20世纪的瑶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55-67页。

王晓莉:《20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48-51页。

徐杰舜、丁苏安:《中国瑶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0-166页。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均是费孝通和徐益棠的学术生命起点。

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158页。

在这一概观上,麻国庆接续地作出了具体而细

致的延展性描述:

其范围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

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

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

(“藏彝走廊”区域)。①

可以想见,两者对于南岭走廊的关注存在一定

的关联。粗略来看,两者之定义均着眼于 “南岭走

廊”的自然空间属性之上,即走廊作为物质存在的

本体。但在实质上,费氏 “若断若续地可以见到绵

延不断的瑶家村寨”的叙说却透露出了瑶人与这一

山地空间结合时所展现出的历史性。而麻先生之所

以强调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因毗邻相连而呈现出的

整体性,是意在提炼出一个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单

元,继而以此为基点,将山地 与 流 域、海 域 联 结,

推演出 “以河说山”和 “以海说山”的 叙 述 模 式。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学术界,关于 “南岭走廊”的

定义已从 “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演进为区域研究的

理论和范式。事实上,20世纪前期的瑶人研究早已

显露出了以边区或山地研究作为方法的苗头。

由此,本文之所以将 “南岭走廊”与 “瑶人研

究”关联起来,与其说是由于民国时期三大瑶人调

查的经典之地②均被巧合地囊括在 “南岭走廊”的

范围之内,不如说是为了重现当时的学人已在无意

中将 “南岭走廊”视为一种可靠方法的清晰事实。

在后者,其主要展现为学人们在实地调查与学术研

究中的比较研究倾向,如颜复礼、商承祖在 《广西

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中关于两广瑶人语言与泰语之

联系的精彩论述以及庞新民在 《两广瑶山调查》里

所展现的将广东北江与广西大藤峡两地瑶人并置审

观的明显意图。

一直以来,瑶人或瑶族常被与 “山地” “边疆”

等具有边缘意象的标签等同。20世纪前期学术界对

于瑶人乃至于 “南岭走廊”的深切关注,与学术转

向和国家理论的亟待建构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当时

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一来,在新史学甫定之

时,学界迫切需要 “到民间去”,以期在 “朝史”之

外寻找到能够作为补充的 “野史”,由此关注曾经作

为教化边缘的群体;二者,20世纪初,在外在力量

的夹 击 之 下,具 有 民 族 主 义 色 彩 的 “民 族 自 觉”③

已悄然崛起,如何在调查实践中从体质或者文化政

治上论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了紧要之事。因而,

民国时期的瑶人调查与整体的西南边疆研究一样,

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并重,一如费孝通先生对于花

蓝瑶的研究正始于体质人类学,而杨成志先生也对

粤北瑶人的 “体质型”做过精细而系统的测量与判

断。显然,这些尝试中大多数均是在确证 “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框架之内试图从血统混合或者汉人教

化的程度上消解历史上 “华夷之别”的典范。④ 由

这些研究历程来看,在孙中山首倡的 “五族”及苗

族之外,民国时期的学界并无一个明确的 “瑶族”

称谓,取而代之的是 “瑶民”“瑶人”或直呼其分支

名称。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受到了以傅斯年、

顾颉刚为首所提倡的 “在中华民族之外决不该再有

别的称谓”⑤ 的影响。⑥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一

限制仍然是次要的,究其本因,系长期以来历史上

的瑶人与中心政权之间乃以化内与化外的关系为主,

并由此造成了 “瑶化”与 “向化”的分野。具体而

言,在 “瑶化”与 “向化”的历程里,潜藏着外在

的军事政治需求⑦与 “逃避统治的艺术”之间的相

互转化。一方面,主流政权的国家权力体系表述、

地方政府的强权治理以及客观上的经济联系等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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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2年第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麻国庆:《山海之间:从华南到东南亚社会》,《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第21-22页。

广西大藤峡、凌云瑶山与广东北江瑶山。

指相对于外族的中华民族。

尽管费孝通先生在当时并不完全赞同以中华民族的称谓来掩盖其他民族实体的实质性存在,但其从汉人社区的边缘寻找帝

国历史的意图和主张从制度上消除各族体间政治上之不平等的探索亦是在证伪 “华夷之别”。

顾颉刚不主张使用 “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等说法。他以民族等同于国家,将种族视为民族,以 “中华民族”的

概念来谋求政治上统一,以至于心理上的统一。详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 “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 《民

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20-30页。

虽然,费孝通先生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并不掩盖其分歧,并以他在大藤峡瑶山的研究经验来申明不应取消各民族实体的见

地,但终究也没有推展出一个成熟的 “瑶族”概念。

何海狮:《南岭与 “多元一体”的瑶族———从费孝通的 “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第88页。

造成土著的 “瑶化”或者瑶人的 “向 化”;另 一 方

面,在与瑶人保持紧密联系的平地与山地的过渡地

带,非瑶人也因逃避被统治或基于社会联结与传续

的需求而在主观上倾向于 “瑶化”。① 也就是说,在

“瑶化”与 “向化”持续转化的动态过程之下并不具

备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 “瑶族”,也未能充分地孕育

出 “民族- 国家”式的 “瑶民族”。正 如 费 先 生 所

言,在大瑶山,只有在汉人的压力下,“‘瑶族’才

正式成为一个族团的名字”。此时的 “瑶人”与传统

的 “汉人”一样,均指喻人群或族群的区分,系作

为群体的一种普遍性存在,而非国家政体表述的标

识和符号。② 换言之,被称为 “瑶”的族群仍未与

政治性的国家确切地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由此,

在一个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创建之前,“瑶人”是

更加有效和适切的概念范畴。

二、眼光向下:科学实证的缘起

20世纪初可谓中国知识体系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外患的巨大压力下,国人自觉地萌生出一种关于

传统文化危机的 “内忧”。其思想上的结果是掀起一

股启蒙主义式的反思旧传统思潮,首当其冲者乃讲

求明经证史的旧式学术传统。在20世纪甫始的前两

个年头里,梁启超先生先后发表 《中国史叙论》和

《新史学》两篇举足轻重的文章,这堪称新史学的

“檄文”。新史学痛陈旧史统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

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弊病,主张应由

“朝史至上”转为 “眼光向下”以发现全体国民的普

遍历史。此后,肇始于征集全国歌谣的民俗学运动

以广搜、发掘民众史料的实证方法扛起了这一旗帜。

1928年3月21日,在 《民间文艺》改名 《民俗》周

刊时,其 《发刊辞》振振有词地宣示: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

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

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③

显然,在民俗学运动转向以中山大学为重镇的

时期,民俗学显露出了清晰的新史学思想。诚如杨

堃先生所言,《发刊辞》如不加上 “民俗”两字并不

放在 《民俗》周刊之内,那我们就会猜想它是一篇

新史学运动的宣言。④

科学实证正是在这种主张 “眼光向下”的新史

学运动中露出了端倪,而且它首先是从民俗学的领

域开始。这是因为,民俗学专注于实物资料、口传

记录等多元材料的取径恰好弥补了传统史学在材料

资取与研究对象上的不足。杨成志在彝族地区热衷

于搜集当地歌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委托辛

树帜、任国荣等民俗学会会员在广西大瑶山采集生

物标本之余应不忘搜罗瑶人的民物皆可见一斑。不

过,由于当时学人对于学科的创立宗旨均以现代西

学的分类为圭臬,再加上西方各国的民族学、人类

学思想脉络在此时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

学术界,因而在民俗学开展不久之后就普遍地借用

了人类学 (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言之,在民

俗学中逐渐显现出了一种人类学倾向,并最终被追

求实证主义方法的人类学、民族学所消解。在另一

层面上,当各个研究机构的队伍不断地深入边区时,

新史学也在行动上发生了转变:新史学先是以民众

或民人为主要对象,极力在汉人地区搜集民俗学资

料;随后,在大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他们却逐步地

将边疆地区的人群也囊括进来,以期促成边疆族群

史与汉人文明史的无缝接榫。这两个层面皆不约而

同地在研究对象与方法论上为科学实证的理念在中

国语境的落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看来,科学

实证的思潮是先落实于新史学与民俗学的相互配合,

随即才衍伸至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它在史

学里呈现出方法上的 “故纸堆”文献与田野调查资

料的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

上则追求以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寻求社会的通则性

解释。从而,一种整体性的科学精神开始弥漫于重

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努力之中。

1931年,杨成志明确地表达了将民族学视作科

学研究的旨趣:“我们应知民族学是一种科学的研究

并不是向字纸堆或有文字记录的部族去做工夫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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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景执?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①

②

③

④

对于后者,以 “科长”的民国官员身份在 “蛮烟瘴雨之区”的大瑶山工作经年 (1934-1939年)的唐兆民为我们提供了

诸多 “由汉变瑶”的事实和传说。参见唐兆民: 《瑶山散记》,上海、香港、广州、桂林:文化供应社,1948年,第38-

40页。

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158页。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发刊辞),1928年第1期,第2页。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1948年第6期,第95页。

要求实验的精神,从无文字记录的地方去探讨的,

所以我们若想本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西南民族只有亲

身地人居其地精密地考察其一切生活的实况。”① 在

这种科学实证理论取向的牵引下,20 世纪 20-30

年代由国外学成归来或在国内间接受国外学派影响

的人类学民族学者纷纷奔向西南边疆并展开较长时

段的专业田野调查。徐益棠、杨成志和费孝通等人

便是其中的较有成就者。那时,德、法、美、英等

西方国家不同学术脉络的研究成果或思想,通过国

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研究者的

介绍和 发 挥,开 始 交 汇 成 中 国 早 期 学 术 思 想 的 潮

流。② 伴随着理论引入与经验实践的齐头并进,这

些思想潮流日渐成熟,以至于在学派上厘分成了以

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山大学为阵地的南派与拥燕京

大学为核心的北派。③ 然而,在学派形成的过程中,

他们并非无一例外地宗国外的某一学术流脉为唯一

的圭臬。实际上,在引入过程中,不同的学者都有

着自身的思考与忧虑,他们更愿意将科学实证、中

国的古典哲学和传统学术的治学特质都纳入考量之

中。这进一步地造就了20世纪前期民族学人类学学

术流脉的不同面向。

三、经验与想象:实证主义与

理想主义的融汇

杨成志先生在晚年时回忆道:“我用的理论和方

法不是法国式的,不是德国式的,也不是英国或苏

联式的,尽管这些国家我都去学习过,我用的是综

合式的。”④ “综合式”道出了始于中国学术传统的

滋养,青年时又主动或被动地浸淫于西学的理论和

方法,在两难与忧虑中,最终走向 “中和”的学人

典范。这种 “中和”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

与经验主义思潮为端绪,相应地,它在研究事实上

是始于科学实证。1938年,杨成志在与叶恭绰先生

对 “研究西南文化应有的几个概念”⑤ 进行商榷时

主张应由内蕴里对西南文化加以探讨,并提出方法

和思想上的三点自觉:非书本的,系科学的;非想

象的,系事物的;非空论的,系实践的。他批判传

统文人学士从字纸堆里求发见的通弊,而赋予科学

的民族学以研究西南的合理性。在杨先生看来,文

化等同于具有自然规律的事物,并能够被施以客观

的审查。再者,科学分析与比较的方法是把握文化

之因果关系与逻辑的重要手段。这种根源于新文化

运动的 “赛先生”思想流径具有着明显的实证主义

倾向。在其极端表现形式中,实证主义者是试图要

摒弃掉哲学和科学中所形成的先验论。一如杨氏对

于主要靠想象力来臆断事象的先天 “哲理头脑”之

厌恶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在他们看来,

唯一能够接受的证据就是人类的感知,唯一能够接

受的理论是可以从人类感知的证据中推导出来的理

论。⑥ 换言之,在简单的观察中加以推导或演绎并

注重实地经验的科学实证成了实证主义的宗旨。无

疑地,徐益棠、费孝通与杨成志均不同程度地受到

这一观念和思潮的冲击,由此以实证经验无限地接

近研究对象。

(一)徐益棠与大藤峡瑶山:具有法国民族学派

因素的瑶人研究

徐益棠系较早地深入 “南岭走廊”的瑶人山地

开展 实 地 经 验 研 究 的 人 类 学、民 族 学 学 者 之 一。

1928年5月,徐益棠自费赴法留学并受业于马塞尔

·莫斯,1933年他回国后即被聘任为金陵大学中国

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在社会学系执教,在开办

“边疆史地讲座”之余与社会学系的教授柯象峰合作

讲授 《宗教社会学》 《人类与文化》 《种族问题》等

选修课,从课程名称上看其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痕

迹极为深刻。由于在边疆史地讲座开设了民族学、

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等基本科目,在教学实

践之后,徐氏终觉纸上谈兵研究收获甚寡,乃积极

计划作实地调查。⑦ 1935年7月31日,徐氏离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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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2年第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成志:《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新亚细亚》,1932年第3期,第13页。

杨清媚:《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社会》,2013年第2期,第55页。

何国强、唐凯勋:《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第

132-140页。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51页。

杨成志:《研究西南文化的立场》,《大风》(香港),1938年第5期,第131-133页。

[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徐益棠:《金陵大学边疆研究事业之经过》,《边疆研究通讯》,1943年第2期,第1-2页。

往邕宁 (南宁)参加中国科学社暨地理学会①等六

大学术团体年会,8月11日抵邕,议程结束后于24

日搭乘汽车到柳江,接着辗转换乘汽船至象县,30

日正式进入大瑶山展开实地调查,徐先生总计在瑶

山22天,经过瑶人村寨12个。

瑶山调查结束后,徐益棠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

将此次调查的成果整理为 《广西象平②间瑶民调查

报告》,自1936年在 《金陵学报》上发表 《广西象

平间瑶民之服饰》一 文 迄 1944 年 于 《学 思》刊 登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疾病与治疗》之作,在八年间共

刊发了13篇以象平间瑶人与瑶山为对象的专文。期

间,他又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同学会以 《平象

间瑶民之环境及其生活》为题作过演讲。若比照而

观,徐益棠 《民族学大纲》一书的具体纲要与其此

间瑶山作品的专题具有着严格的契合性。难怪乎,

有学者指出,就体例内容而观,这些若干文当为一

部系统的民族志。③ 在这一系列的著述中,徐先生

备述了大藤瑶山的生境、人口村落统计、人地关系

以及瑶人的服饰、生产与生 计、住 屋、生 死 习 俗、

婚姻、法律等日常生活的种种细部,甚至以当时国

内外学界关于宗教与巫术的论辩为引子而介入了大

瑶山群体的宗教生活。这些全方位的关注都可以分

别归结到 《民族学大纲》中的 “社会形态学”“方物

学”“经济现象” “家庭 (族)与婚姻” “法律与道

德”等细目。徐先生如其导师莫斯 (MaussM.)所

宣称的那样 “是以事实为旨归的实证主义者”,④ 其

研究取向甚至可以追溯到涂尔干 (Durkheim E.)的

师传———以唯实论和理性主义者的态度追求事实的

笛卡尔哲学。当然,到了莫斯那里,法国社会学派

或者民族学派已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在方法上,充

满着哲学色彩的判断与系统的说明逐渐被以注重分

析事实与研究事实所替代,也就是说,经验主义的

科学实证得到了实在的倚重。⑤ 这使得他们在研究

的经验中呈现出 “宁为事实牺牲理论,绝不肯为理

论而牺牲事实”⑥ 的学术态度。从细致地描述大瑶

山五种瑶人的服饰开始,徐先生就奠定了以经验呈

现事实的基本取向。在考察瑶人的服饰时,徐氏从

服装到头饰、发饰、臂饰、胸饰 再 到 腰 部 附 属 品,

无不一一尽述,并配以32张场景实图。他在将经验

所见与访谈口述相结合的同时,又引入一个历史的

向度,以生命阶段的范畴把平面存在的瑶人服饰习

俗还原为纵向而整体的社会事实。与此同时,社会

形态学、法律、道德与宗教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派

的经典课题,在徐先生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众所周知,社会形态学最重要的成就是莫斯的 《论

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

这是 他 以 德 国 传 播 学 派 奠 基 人 拉 策 尔 (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源头而延展出的专研。对莫

斯来说,社会形态学 “不仅描述,而且解释各种社

会的物质基础”,⑦ 描述这些具有形态学特征的各种

可能表现仍然是为了建立起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关系,

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性。因为,地理要素作为一种

物质存在,往往难以独立自主地组织起人群,它需

要诸如生产技术、道德、法律、宗教组织等这样的

社会环境来作为不可或缺的介质。在这一社会学精

神的指引下,徐氏关注到了大瑶山的地理与人文之

间的紧密联系。首先,徐益棠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同

学会上的一次演讲奠定了社会形态学研究的基础。

地形、气候、人口基数、村寨的位置等物质性环境

都在他的基本描述里,那么,在前述的物质基础之

上,瑶人呈现出怎样的社会事实呢? 徐先生认为这

直接体现为他们逢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多样态生活

方式,其结果是农耕、畜牧、渔猎、樵采等世界性

的普遍生活手段全部都可以在大瑶山里得以实现。

社会形态学所探索的恰是这些丰富的社会形态是如

何凭借着物质基础而建立起可靠的社会事实。为了

回应这一主题,徐先生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里,对瑶

人的住屋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体察。在大瑶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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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景执?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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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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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徐益棠于同年加入了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地理学会。

意指当时的象县与平南县,整个大瑶山在行政区划上分辖于象县、平南、修仁等七县。

陈波:《徐益棠的民族学与西康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第13-14页。

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66页。

尽管莫斯被认为是与原始民族接触极少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然其卓然千古的诸多著述均来自于他博览群书和取精用宏式

的广泛民族志经验,到其嫡传弟子杜蒙时才以印度的实地经验彻底地实现了分析与研究事实的宗旨。

参见王建民:《序言·被遗忘的学术名师》,载于徐益棠:《民族学大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法]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33页。

房所需的物料,如石基、芦苇、杉树皮、茅草和竹

片等均取自于储藏丰厚的深山菁林。这些分散的物

质形式固然要经由人们的精心组织与特意配置才能

成为村寨集体生活的中心。于是,瑶人按照生活的

惯习以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技术重组物质环境要

素,构造了外部防御可靠、内在牢固结实且功用各

异的生活住屋。如果将这一组织的过程映照到农耕、

渔猎等生活方式上,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人

类群体是如何依赖着地理环境并以生产技术作为建

立社会事实的中介。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

人地关系而延展出的各种普遍的人际与族际关系始

终贯穿其中并构成了瑶人社会事实的核心。徐先生

在将五种瑶人厘分为地主 (花蓝瑶、茶山瑶、坳瑶)

和佃农 (板瑶、山子瑶)的两种阶级时,看到了大

瑶山里的水村和山村的不同类型①与前者的等级关

系之间 具 有 相 当 的 对 应 性。在 《初 入 瑶 山 记》 和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两文中,他将这一发现总

结得更加彻底:板瑶及山子瑶几乎全部住于山村,

而居于水村者均为花蓝瑶、坳瑶及茶山瑶。由于迁

入得早,居住于水村的 “山主”往往占据了水源和

耕作空间 的 绝 对 优 势,所 以 他 们 显 然 要 “较 为 富

庶”,并逐渐偏向于定居的生活。可以说,两者之间

的等级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解释了水村天然地具

有防御的短板,而山主们却不轻易放弃的缘由。在

瑶人的外部,作为整体之瑶人必然要面对汉瑶之间

的关系。徐先生总结了汉人在大瑶山里的四种基本

生存状态:店商和行脚商、长工、短工以及承租瑶

人田地耕种的佃农。总体来看,生产技术与资源的

欠缺、人地关系合法性界定的原则是造成这种族际

生态的根源。到这里,徐先生以大瑶山的经验研究

大致地勾勒出了社会形态学的一般框架。

在生产技术与分布形态之外,法律、道德和宗

教等也是复杂社会环境关系的核心内容,但在大瑶

山,地理环境对它们的影响远不如爱斯基摩人那般

明显,因而是可以被独立出来做专题性考察。徐先

生承袭该学派的研究思路,特在 《民族学大纲》中

专辟 “初民的法律与道德”一章来处理法律、道德

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以比较社会学的原则在几篇

专文里切实地展开。在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

一文里,徐氏透露出了他的进化论取向以及历史的

视野。在依次陈述了覆盖全瑶山72村的 “总石牌规

矩”、古陈某巫师所述之某石牌以及新立的花蓝瑶小

石牌后,他以文明人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志为比较

的出发点,推演出瑶人所谓 “法律”已进化到了脱

离法律与宗教混合的阶段、他们越来越注重 “私”

的领域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瑶人的法律化程度

与伊富高人的法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等论断。不妨

说,徐先生的瑶人研究与功能主义者共享着实证主

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学术任

务并不止步于扁平化的社会解释。徐益棠曾提到,

民族学者所研究的社会形态 (SocialMorphology),

有人称之为 “社区研究”,② 如果后者确指的是当时

燕京学派的某些研究旨趣,那么实际上两者具有严

明的区分。因为,作为具有精神追求的汉人知识分

子,汉人的史志、汉人文明史以及世界民族志的经

验始终在徐氏的思想中挥之不去,他的瑶人研究也

由此而区别于从时空上将社区封闭起来的社区研究。

《广西通志》和 《浔州府志》是他关照较多的汉人地

方史志,在引述史料时,徐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

量:一是经验证伪,二为相互印证。一方面,徐氏

不但以自身在瑶山观察到的经验来推翻 “瑶民幼童

的脚,是用烧热的铁片烫过的,所以他们不怕尖石

刺触”的历史推测;同时,他还凭着亲身体察到的

“产翁” “送嫁”习俗为史志记载作了实在的印证。

另一方面,徐先生也看到,大瑶山的瑶人对汉文明

一直存有向慕之心。他在平贡赵乡长家的龛堂上所

见的 “左昭右穆”宗亲神位以及 “土德如山重,神

恩如海深”的堂联都揭示了瑶人对汉文化的向往与

接受。他和费孝通先生都有着 “礼失求诸野”的共

同感受,并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当大瑶山普遍地实现

了中心圈的农耕定居方式,才能被纳入汉人的客观

历史之中。这是他们的共同所在———以汉人或汉文

明为中心的基本预设。相对来说,他的比较研究比

费氏贯彻得更加彻底,特别是在瑶人宗教研究的专

题上。徐益棠对于宗教和巫术采取了深度窥察并给

予它们以独立地位的研究策略。1941、1942的两年

里,徐氏接连发表了关于宗教与巫术的专文,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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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2年第1期

①

②

分布在水涧沿岸和山坡中部的两种村落形态。

徐益棠:《民族学大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莫斯的 “宗 教 现 象 三 种 境 界”① 为 准 绳,从 神 话、

庙宇、仪式体系上描述宗教之总体,又深入瑶人神

圣生活的内部洞察占卜仪轨、符咒分类与广泛的禁

忌知识。他所搜集的地方性神话大多来源于兼具巫

师或道士身份的村寨头人之口述以及丰富的请神唱

词。甘王、刘大姑娘、刘猛将军等汉人神格在瑶山

里有着普遍的信仰基础。其中,甘王被塑造为天赋

异禀并获王朝敕封的地方神王形象,刘氏兄妹和冯

圣三公则是掌握减蝗之术的 “丰产神”。它们都有专

庙或专祠供奉,甘王甚至掌管了 “长命瑶人”② 死

后成仙成神的彼岸世界。这些在身份上属于汉人的

神格形象在大瑶山里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造成

了它们与瑶人祖先神———盘王之间的张力。在坳瑶

村落,刘大姑娘甚至已显现出 “取势力最大之盘王

而代之之趋势”。在地方神之外,盘王与盘古、伏羲

神话混杂,六巷列圣庙和罗运五谷庙里祀奉盘古、

神农、伏羲等汉人远古神的事实进一步阐明了汉人

的历史因素在大瑶山里的深远程度。眼光敏锐的徐

益棠似乎已经察觉到,当汉人的历史神话和定居农

耕中的丰产意象以传播和文化接触的方式浸入瑶山

时,它们因具备较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渐次融入瑶人

的本土宗教情绪之中并具有等级上的优先位置。然

而,这还不够,徐先生将历史视野继续延展到更广

阔的瑶人山区,他不仅认可胡耐安先生 “根据当地

土人的 谱 牒 及 口 述,并 参 用 各 史 乘 及 地 方 志 之 材

料”③ 对粤北连阳三属之山排瑶的历史所作出的推

拟,还在横向的比较中捕捉到具有道教色彩的 “驱

鬼将军符”在远隔数百里的两广瑶山之间具有相当

的类似性。由此可见,在科学实证成为主流哲学之

时,徐益棠先生仍然保留着对传统史学构拟历史的

信任,并将一种恒定不变的汉人历史想象笼罩在瑶

人的历史与生活之上。

在科学实证欲与传统史学对译时,瑶人确实地

内在于汉人的历史想象之中,同时,他们也位列于

人类的发展序列里。涂尔干学派的比较研究传统使

徐益棠在留法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世界民族志经验,

而且信 手 拈 来。马 林 诺 夫 斯 基 (B.K.Malinowski)、 拉 德 克 利 夫 - 布 朗 (A.R.RadcliffeBrown)、博厄斯 (F.Boas)等人的著述都在他的比

较视野里,另外,非洲土人、美洲印第安人、澳洲

土著等 “原始民族”均是瑶人的比照对象。正是这

种既讲求经验,又考究历史深度的比较研究成为了

他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相互遭遇的场域。也正是由

于这种比较研究的宽容和开放性质,才使得徐氏在

描述总体事实之余仍保持着多元化的看法。他不尊

某一方面为唯一,而是保留着多种可能的心态,这

也是他与同时期费孝通之间的重要差异。

(二)费孝通与花蓝瑶:结构-功能式的瑶人研

究

紧随徐益棠之后踏入大藤峡瑶山的是费孝通、

王同惠这对新婚宴尔的夫妇。他们于前后脚之间挺

进瑶山的路线几乎是一致的。吴文藻在导言部分将

《花篮瑶社会组织》奉为 “社区研究”的典范。事实

上,费孝通在去大瑶山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芝加

哥学 派 的 “社 区 研 究”理 论。1932 年 9 月,派 克

(RobertEzraPark)受燕京大学聘请担任客座教授,

并讲授了 “集合行为”“研究指导”等课程。让费先

生印象最深切的是,派克 “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

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 ‘下层社会’”,④ 这种基于经

验的社会实地研究无疑给传统史学的辨经证史方法

带来了当头一棒的冲击。他甚至坦言 “被他从实地

观察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张吸引住了”。况且,从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吴文藻比较西方的各种社

会学说时,费孝通便参与翻译了一些西学理论文章

并推进了 “community”一词的中国语境转译。⑤ 费

氏尽管是听从了史禄国的建议而到大瑶山里做体质

人类学研究,但经由燕大期间的学术浸淫,前者业

已做好了社会学研究的充分准备。由是,在大瑶山

里测量瑶人体质之余一直 “关心着瑶人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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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景执?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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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宗教、巫术与通俗礼拜,在集体性上对应着有组织、稍有组织和毫无组织。

以是否生有儿女而界定死者为短命人与长命人。

徐益棠:《书评粤北之山排住民》,《西南边疆》,1942年第15期,第52页。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0页。

费孝通先生在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回忆说:“‘社区’这个词就是我们燕京大学的一些年轻人在未名湖畔的宿舍里

想出来的”。参见费孝通:《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第14页。

和各族 间 的 关 系”① 亦 是 他 本 人 自 然 的 学 术 流 露。

1935年秋,担任芝加哥大学教职的拉德克利夫-布

朗应吴文藻之邀来华讲学和访问之时,适值费、王

夫妇离校做调查。但这并不妨碍同样主张社区研究

的布朗对他学术研究的启示,因为,在布朗到燕大

讲学前后,以吴文藻为核心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就已

经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比较中确定了社区研究

的基本 主 张———结 构 功 能 主 义 的 人 类 学 方 法 论。②

由此,涵括民族、农村和乡镇等议题的社区研究也

成了贯串费氏一生学术的主线,花蓝瑶的实地研究

可谓这一主线的首端。在花蓝瑶的民族志调查中,

费孝通从基本社会细胞的家庭出发,循序叙述了花

蓝瑶的亲属、村落和族团等各方面。其中,家庭以

三章的篇幅呈现,可见尤受注重。在费孝通的理解

中,家庭不仅是作为生物的人凭借着生养的方式而

得以延续的基本单位,同时也规定了经济活动的具

体内容。若从家庭往外延伸,我们就会发现以宗亲

和姻亲为纽带的亲属体系,它不但是婚姻制度的表

征,也奠定了瑶人社会生活的政治学基础。作为超

越性组织的村落则是聚集了足够多的家庭和亲属关

系之后才形成的。不难看出,花蓝瑶社会生活的各

部门之间是密切关联和配合的,并构成了一个自足

的系统。在第六章,费孝通则着力处理了大藤峡瑶

山里的族团与族团关系问题。在梳理完 《花篮瑶社

会组织》的基本脉络之后,我们有必要回到 《桂行

通讯》这一 “严格意义上”的田野日志,以观照在

后者被书写成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作品时,费先生做

了哪些特别的学术处理,而这一取向又是基于怎样

的理论逻辑。依照入山的时序和行经村寨的路线,

费氏夫妇将深入瑶山的民族志调查心路连载于 《北

平晨报》、天津 《益世报》和 《宇宙 旬 刊》等 刊 物

上,相较于一般日志体的白描直叙,他们总会在较

合时宜的时候加入自身的学术思考。我们知道,当

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对政治经济有着过分强调的意

图时,往往会抹杀了社区内外的历史联系,这也是

它们被指责缺乏历史感的根源。在 《桂行通讯》中,

这种缺失却得到了恰当的弥补。首先,费孝通打一

进山就看到了瑶人 “几千年在汉人的压力之下辗转

南迁,直到这些深山崇岭之中才能独立”的历史深

度。另外,中庙四村的重要领袖蒙校长亦曾向他讲

述过关于板瑶祖先盘护的历史传说。因此,大瑶山

的历史感是相当明显的,只是,“科学解释”的态度

始终牵引着他不能轻信这样的历史构拟。③ 如前所

述,同样受科学实证精神影响的徐益棠却给予历史

以较大的生存空间。两者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不同,

我们或许可从布朗对葛兰言 (M.Granet)关于上古

中国研究的不满中找到另一种根源。布朗本人并不

赞同葛氏以民族学式的历史重构法来寻找不同社会

的历史联系,后者对于过程和机制等历时性因素的

依赖是布朗所不愿意看到的。巧合的是,徐益棠在

留法期间曾在葛兰言主政的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听课,

葛兰言作为该院中国文化课程的讲座教授已是当时

颇有名望的汉学家,④ 徐氏对葛兰言的研究自然不

会感到陌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费孝

通之与徐益棠的差异,恰如布朗之与葛兰言的分歧。

两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张力一直延伸到关于宗教的态

度和看法上。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费孝通对于

宗教这一领域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在大瑶山,

他虽然看到了每个家庭均有世袭的道师,且每两三

年一次的甘王游行几乎消耗掉了瑶人的大部分时间,

但这些占据着日常生活重要位置的宗教行为在他民

族志里却被一笔带过或者束之高阁。他这种不论怪

力乱神的倾向犹如 孔 子 的 “敬 鬼 神 而 远 之”。1941

年,费先生借着为田汝康的 《芒市边民的摆》作序

之机明确地厘定了他对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判断。

他说,“宗教不过是满足人格和社会完整需要的一个

方式,不是惟一的方式”,⑤ 也就是说,宗教在维护

社会的整体性上具有清晰的功能,而且它能够化约

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然而,费氏在前往大瑶山的

途中,却曾经有过一种类似于 “宗教是一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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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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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费孝通、王同惠:《桂行通讯》,载于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即布朗所说的整体论和系统论。燕京学派对于布朗整体论的接纳是有限的,前者主张社会的整体是零散社区的集合,后者

则保留了涂尔干社会概念中的整体性含义。详见刘雪婷:《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1期,第161-174页。

后来,费先生在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肯定了古人构拟尧舜禹汤等上古帝王历史的重要价值。

刘厚:《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2期,第159-166页。

费孝通:《序言》,载于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的感受。① 这就是当他从一本小册子里了解到全灌

龙瑶变的起因是 “妖巫谣言惑众”后,发出了瑶人

的民族心理能够表现出宗教形式的感慨。费先生认

为这堪比于通古斯 “萨满”的宗教气质。相形之下,

属于南 派② 的 徐 益 棠、江 应 樑、梁 钊 韬 (见 后 文)

等却对宗教着以重墨,他们不约而同地从神话、神

格、神职人员、仪式、巫术等方面将宗教生活描述

为瑶人社会里的 “自成体系”。由此可见,对于瑶人

历史和宗教的区别处理,不但是费孝通与徐益棠之

间传承关系的各异,也是学界所说的中国民族学北

派与南派之间的分野。

(三)杨成志的综合式瑶人研究

北派由于承袭了英国功能学派讲求实用的特性,

因而更加强调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共时性的

社会变迁结果,以及由此推展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

结构是他们的关心所在,历史因素并不见得是非在

场不可。与之相比,“南派的民族调查主要是去抢救

资料,是纯学术的活动”,③ 历史不但是无法绕开的

议题 甚 至 是 其 核 心。在 某 种 程 度 上,他 们 志 在 以

“求之于野”的经验材料与传统的史料之间的相互印

证来形成新史学的工作局面,但那不是最终的,以

杨成志的个案来说,他有着更为深远的学术追求。

尽管杨先生的求学之路显得曲折而漫长,但是,

他之所以走向综合式的研究却是有迹可寻的。杨氏

自中学起就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他从岭南大学

历史系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教并与钟敬文等人

共同发 起 “国 立 中 山 大 学 语 言 历 史 研 究 所 民 俗 学

会”,同时,他开始着力于译介工作,译述 《民俗学

问题格》 《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又与钟敬文合译

《印欧民 间 故 事 型 式 表》。1928 年,在 机 缘 巧 合 之

下,滇川成了他开展独立调查的开端。可以看到,

杨成志是本着英语教育的背景,以历史学的根本素

养为基石而介入了民俗学、民族学与人类学。之后,

1932-1935年留法,1944年到美国考察人类科学都

从理论和方法上充实了他的综合范式。在经验研究

上,彝区和瑶区是杨先生民族学的鲜明对象,对于

后者,他主要集中在粤北曲江、乐昌、乳源三县的

瑶山,并散见于桂境的瑶人聚居山区。④ 杨成志的

南派学 术 风 格 是 在 北 江 (1936 年) 和 乳 源 (1941

年)的两次瑶人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⑤ 其中

又以前者为盛,其研究成果以 《广东北江瑶人调查

报告》发表于 《民俗》 “复刊号”,系由杨成志、江

应樑、王兴瑞等人执笔的系列论文辑成。从内容上

看,我们可以说,该报告在名义上是他们共同学术

倾向的整体呈现。杨氏的门人王兴瑞开宗明义地道

出了南派民族学的史学内涵:“民族学是一门新兴的

学问,也是史学的一种重要辅助科学。晚近 ‘新史

学’的成立,尤其是史学史的发现,论功行赏,民

族学是 ‘当仁不让’地要居首功。”这无异于将民族

学视作新史学的科学方法之一。因而,无论是杨成

志导论性的 “文化现象”,还是江应 樑 的 “瑶 人 今

昔” “宗教信仰”和 “瑶人衣饰”,甚至是王兴瑞的

“经济社会”都引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框架。相

对于徐益棠和费孝通,杨先生并没有书写过相对独

立的瑶人民族志。他对于粤北瑶人的整体观感与理

论阐释几乎都体现在 《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

体质型》这篇挈领性的文章上。首先,他在开篇就

清 晰 地 明 确 了 从 文 化 型 和 体 质 型 上 展 示 总 体 性 的

“人的科学”之意旨。杨先生这种将人类学整合为民

族学、语言学及体质人类学的倾向是受到了史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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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景执?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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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他的这一疑虑在1943年初攀登鸡足山时得到了升华,但直到晚年,他才真正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虽然,后来有不少学者的学术取向发生了明显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那一特定的时期里曾经在各自的阵营中有着

共同的问题意识、理论背景和相近的思维路径。

何国强、唐凯勋:《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第

138页。

杨成志于1937年5月任桂北科学考察团民族组主任,当年暑假又与研究生组成广西瑶人考察队辗转于桂黔湘交界。广西

瑶人的调查成就体现为 AmongtheAboriginalTribeof Kuangsi(《民俗 (广西部族调查特辑)》季刊)、AmongThe

TribesinKwangsi(《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GeographicalMagazine)两专文以及在桂林龙胜县白水源头村搜集到一版

珍贵的瑶人 《过山榜》。

由于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个时期实已成为南派学术思潮的发起者和鼓吹人,因而对于一个具有学术生命的

学派之考察当以杨氏为核心但不应局限于他本人。

的影响,① 并在博厄斯历史学派的浸染中逐步定型。

接着,他借鉴泰勒 (E.B.Taylor)的定义对文化的

概念进行了综合式的定义,并将文化细分为物质、

精神 (心理)和社会三种生活型,一个相对独立的

文化区所编织的文化网就是这三种生活型的综合。

那么,这种文化网是如何编就的呢? 杨先生基于泰

勒、博厄斯、威 斯 勒 (C.Wisler)、戈 登 怀 瑟 (A.

Goldenweiser)等人的文化理 论,明 确 地 指 出 历 史

进程中的文化网是某一文化区在保持其 “独立发展”

的本位之上而发生的进退和传播结果。他们此次的

调查成果显示:瑶人拥有着自身的具体历史以及独

特的社会思想,而且,在汉人周围文化区的影响之

下,北江瑶人文化区已成了事实上的 “边缘的区域”

(Marginalarea)。② 如果延展来看,杨氏的文化三分

法与吴文藻的文化三因子说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

是后者更注重于探索三种因素之间的推动力关联,

即功 能 性 的 联 系。虽 然,杨 先 生 在 文 中 对 吴 文 藻

“社区研究”的中国发展前景有所展望,但前者通过

瑶人的经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却是巫术与宗教这样

的精神势力才是支配瑶人物质和社会生活的真正力

量,这明显地区别于吴文藻将社会视为三因子之重

要核心的见解。显而易见,一派是以功用为考量并

通过多个社区的社会比较来区分整体中国社会的文

化因素之优劣,另一派则基于族群的具体历史而尝

试推拟出族际关系的历程以及特定文化区域的历史

图景。实际上,这正对应着费孝通与杨成志及其门

人在瑶人研究上的实质差别。费杨之间的一致性则

体现在他们对于体质人类学的基本取向上。不同的

是,前者是在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的基础上追随史

禄国而习得,而且他的体质人类学材料并没有在花

蓝瑶的民族志当中得到切实的运用;而杨先生虽亦

受过史氏的熏陶却是在法国才系统地学习了人类测

量学及头骨学。③ 体质人类学显然曾经是费杨两者

从瑶人的现实中思考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共同凭借。

对比之下,徐益棠与杨成志虽同属南派,并且先后

受业于莫斯和瑞伟 (PaulRivet),但由于修习时各

有侧重,徐杨二人在事实上分别延续的是法国民族

学派和人类学派的传统。④ 因而,徐益棠的瑶人研

究以至于他一生的学术生命里并不牵涉体质人类学,

当面对国家的建构时,他是以应用的视角来论述西

南边疆的建设。在另一方面,徐杨之间的重要不同

还显示在两人分别对于法国社会学派和美国历史学

派理论的彻底吸收。在这方面,徐益棠是以瑶人的

社会形态学和比较研究来阐扬莫斯深厚的总体主义

学说,并以实地经验打破了法国民族学强调抽象概

念而非田野研究的学究传统;杨成志则将文化与体

质的综合型视为瑶人的整体。

总而言之,当西方的社会科学以法国启蒙运动

以来的实证、理性和进步的哲学传统进入时,中国

的知识分子普遍以科学实证的方法论作为消化和吸

纳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表征。从瑶人研究这一共同

的学术场域上看,费孝通、徐益棠和杨成志几乎都

保持着一致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但当面向在具有源

远流长之客观历史的文明中国该如何以科学实证来

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议题时,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分

歧并流衍为学术界所共识的北派与南派。徐杨二氏

接受了新史学的具体内容,以瑶人的实地经验与传

统史学对译,并力图构拟历史的连续与一体。在他

们内部,又呈现出关系主义 (总体主义)与历史主

义的不同取径。费孝通及其师吴文藻则接纳拉德克

利夫-布朗将人类学改造为自然科学的观点,视功

用为权衡瑶人文化因素的准则,他们与传统史学割

裂得较为清晰,因而往往是围绕着社会这个核心来

解决客观当下的现实问题。至少,这是20世纪30-

40年代,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内所展现出的平

均思想行为。也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排斥派别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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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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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诺斯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59页。

杨先生的这一概念显然是来源于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威斯勒 (C.Wisler),他在博厄斯提出的 “文化区域”概念的基础

上推衍出 “文化特质”(culturetrait)、“文化丛” (culturecomplex),他认为标准文化特质最多的地方,为文化区的中心,

它们具有先在的独创性;而文化特质最少的地方,为文化区的外围,属于传播区。在这里,杨先生是以汉文化为中心而展

开了 “华夏边缘”的文化传播考察。

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学术探索》,2008年第5期,第104页。

根据杨堃先生的叙述,前者专注于比较社会学,后者则倾向于体质人类学。参见杨堃: 《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 《民

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第101-121页。

有些学者在某个阶段的具体作品中流露出别样的研

究倾向。若细而观之,我们发现杨成志的弟子梁钊

韬对粤北乳源瑶人的金钱占卜与宗教信仰特质的穿

透式窥察①和陶云逵关于西南部族之鸡骨卜的精彩

论述②其实并无二致。梁先生似乎已经关注到了瑶

人精神世界的本质,这就是他们基于自身的宇宙观

而生成的观念图式和有灵信仰在占卜的卦象中被明

确地表达了出来。这意味着瑶人研究还存在着其他

可能的研究路径。在此之外,我们更不应当基于上

述的总结而对一些学人的学术思想产生一刀切的看

法。费孝通先生正是其一,当他从吴文藻的手上接

过社区研究的旗帜而成为新的擎旗人之后,费氏并

没有完全地遵照后者的理论框架。费先生从绅士和

绅权的研究开始就在关于国家构成的逻辑上与吴文

藻有了不同的理解,他倾向于突出知识分子的作为

文化担纲者的作用,并给予基层理性以足够的空间,

而吴氏则强调由国家理性所支撑的官僚和权力机制。

这时候的费孝通不只思考历史在功能学派里的阙如,

同时对宗教和神话这种超越的境界已有所向往。这

意味着他与徐益棠、杨成志一样,在学术思考中时

不时地要回到帝国的历史,而在试图理解整体的中

国之时,又始终在内心里秉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历

史想象。这种历史想象并非天马行空式的随想,它

存在事实与图景两层面的认识论,既有史实的基础,

又不失情景式的推论。③ 费孝通、徐益棠、杨成志

三者的历史想象是由中国的史实出发再到文明图景

的诠释性关系。这一深藏着理想主义传统的历史想

象,在严谨的史实之外内含着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

想、宗教、神话等文明要素的体认。也正是由于它

的存在,冷峻的科学实证才能在讲求实用主义之余,

有了人文主义的关怀,进而造就了民族学和人类学

的中国学派。

四、结语

概而言之,以杨成志、费孝通、徐益棠等为代

表学人的瑶人研究为我们勾绘了20世纪前期学术思

想互相融汇的精彩图景。他们在引入国外理论和方

法的过程中固然会因各种缘由而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与融通之下均脱离不开启蒙主

义的科学实证与理想主义的历史想象。在前者那里,

它总是要给予个体以道德的独立性,并赋予社会以

实用的功能性,由此切断人与文化历史的一系列复

杂联系,而追求那些具有形式逻辑与富有经验的理

性内容,其可能对应的概念是国家、社会和民族。

对于后者而言,在无限地趋近于历史哲学思想中的

某种绝对精神时,作为整体社会想象的观念与抽象

的历史感往往是无法割舍的,他们始终对文明保持

着自信与期许。最终,在知识转型的困惑中,二者

拓展出了一个调和的局面———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

的融汇。不得不提的是,在当时的复杂格局之下,

作为 “云南通”的陶云逵先生却独辟蹊径,创生出

了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④———使文化不依附于任何

国家社会的权力理论并赋予其以独立的地位和神圣

性的精神科学取向,⑤ 这也是徐、费、杨三者的瑶

人研究所匮乏的研究进路。

至此,前述之图景给予我们的警示已相当明确:

以国家、社会、民族等概念为自足的解释与分析单

位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或领域并不是人类学的全部,

如果一味地沉浸于解决社会问题或建设国家理论当

中,将会对本体论、宇宙观、文明的想象等失去足

够的兴致,更是对因不满于古典世界才把眼光转向

前古典世界的人类学初衷之遗忘。对于瑶族研究而

言,如何构建一个既包容国家社会概念又发挥文明

想象,既强调理性结构亦彰显非理性要素的均衡、

宽容与整体的研究范式应是题中之义。

[责任编辑 黄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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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景执?科学实证与历史想象:20世纪前期 “南岭走廊”的瑶人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梁钊韬:《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民俗》,1943年第1-2期,第16-23页。

陶云逵:《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64-183页。

张小忠:《虚实之辨:历史想象的认识论探析》,《江海学刊》,2019年第5期,第185-191页。

需要明确的是,陶云逵先生的文化研究与同时期的孙本文、黄文山等人主导的文化社会学和中国文化本位学派保持着足够

的距离,前者是以文化作为解释人之精神世界的工具,关注的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文化;后者则视文化为基质和唯一的对

象,并对应于文化学和文化本体论。

杨清媚:《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社会》,2013年第2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