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中日学人稻作文化起源观之研究 李国栋 摘 要：近百年来，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中日两国学人热议的研究领域。 在稻作文化起源方面，围绕“那文化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和“粳稻长江流域起 源说”，先后展开过频繁的交流与对话，但迄今尚未达成共识，仅“粳稻长江流域起 源说”时下较具影响力，但最终结果如何，有待后世学者评判。围绕稻作文化的东 传，日方先后有“北方说”（华北说）、“南方说”（华南说）、“直传说”（华中说）和“间接 说”问世，但同样有待后世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裁断。 生 关键词：稻作文化；那文化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 态 民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38 - 12 族 学 水稻，曾在长江中下游及其延长线上的日本列岛支撑过稻作文明，而稻作文明无论在 研 究 年代上还是规模上都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媲美，所以中 日两国学术界都非常重视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但见仁见智，各有取舍，时至今日，远未达 成共识。为推动此领域之研究，仅罗列各家之说，以备今之学者参考，未来学者裁定。惟愿 笔者之立场，不至于误读和曲解前辈之观点，则大愿足矣。 一、有关稻作文化起源地的探讨 （一）“那文化说” 关于稻作起源地，中国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在 1957 年提出“华南说”，他认为中国 的栽培稻起源于华南。20 世纪 90 年代，“那文化说”进一步深化了丁颖教授的观点，并进而 将这一学术思想定义为“那文化说”。做出这一名称改动的依据在于，华南地区的壮侗语诸 民族称“稻田”为“na”，汉字作“那”，因而称为“那文化说”既有助于认定起源地的区位，也有 助于认识促成这一起源的人的民族谱系归属。华南地区分布着许多“那”字地名，以这些 “那”字地名为支撑的“那文化说”认为，稻作农耕起源于珠江水系西江干流各河段及相关支 流，壮侗语诸民族先民在那里率先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进而建构起一系列稻作文化圈。 当然，驯化野生稻是有条件的。 收稿日期：2021 - 07 - 15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稻作文化东传日本之研究”（20JDZD017） 作者简介：李国栋（1958 -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杭州，310018）。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38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关于栽培稻的起源地，必须有以下 3 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 二是要有适于栽培稻生长发育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气候；三是该地要有以栽培稻为主要食品 并具有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能力的古人类以及相应的稻作农业生产工具［1］14。 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覃乃昌在《壮族稻作农业史》中如是说，并认为广西壮族完全符 合上述 3 个前提条件。另外，覃研究员还引用了一幅“我国野生稻分布示意图”（图 1），以此 证明广西“那文化圈”确实具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 图 1 我国野生稻的分布（吴妙燊《野生稻资源研究论文选编》）［1］46 生 态 《壮族稻作农业史》是“那文化说”的代表性学术专著，但追溯其学术源头，却不难发现， 民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游汝杰教授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在其间发挥了启示性作 族 用。1980 年，游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 学 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开创了探究壮侗语稻作词语发音与稻作起源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 1986 年，游教授与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联名出版学术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再次阐 究 述了他的观点： 稻是种在田里的。在壮侗语各语言和方言中，词义为“田、水田”的词语的语音形式也 显然有同源关系，其中以 na 这个形式最古老。我们把壮侗语族的 na 同音线画在图 4 - 2 上。 壮、傣等族自古以来就称“田”为“na”，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据。 还有，na（田、水田）在两广、云南以及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北部还用于大量小地名 （汉字作“那”见图 4 - 3）。可以想象这类地名的分布地区，在古代一定是盛行稻作文化的。 综上所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 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见图 4 - 4）。图上画了“稻”（一）词古音 同 言 线 ，“ 田 ”（一）词 古 音 同 言 线 ，“ 那 ”字 地 名 分 布 轮 廓 线 和 栽 培 稻 的 祖 先 种 普 通 野 生 稻 （Oryza rufipogon）分布线。图中共有四条封闭线。最外边的是野生稻分布线，最里边的是 “稻”词同言线。这样，我们就把这四条封闭线所圈定的相重合的地区，拟测为栽培稻的起 源地 。［2］103 - 107 讨论完栽培稻起源地，游教授又从语言学的角度继续探讨了稻作传布的方向。他认 39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为，汉语词“禾”和“谷”都源自壮侗语“khau”。“khau”分化成 k 系音和 h 系音，“禾”借自 h 系 音，“谷”借自 k 系音。因此，“从禾、谷两词的地理分布及 k 系音和 h 系音的关系，就可以大致 推测栽培稻在中国的传布情形。一路从西南经华中和华东北上进入长江流域；一路从云 南、四川北上进入黄河流域”［2］108。 “那文化说”在语言地理学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野生稻驯化和考古年代方面却 存在明显缺陷，包括其祖源“华南说”在内，作为阐释稻作文化起源地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国 际稻作研究界的认同。 近 30 年的稻作研究成果证明，野生稻资源丰富的地区反而不会成为栽培稻起源地。现 代稻谷的祖先“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原本生长在亚洲热带的湿地边缘，后随始于 15 000 年前的全球气候温暖化而逐渐将分布区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北纬 29 - 30 度）。最 初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并不结稻米，而对于人类来说，不结稻米的野生稻无异 于普通杂草，没有任何意义。2014 年 9 月中旬，笔者在广西隆安县野生稻保护区亲眼见过生 长在水塘里的普通野生稻，稻壳里确实没有稻米。但是，作为禾本科植物，普通野生稻具有 生 神奇的双向繁殖特性，既可以靠根茎繁殖（也就是生物学家所称的营养繁殖），也可以靠种 态 子繁殖。在环境适合生长时，它就靠根茎繁殖，但同时也长出不结种子（稻米）的稻穗。当 民 环境不适合生长时，它就改变生存策略，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在稻穗中结出有繁殖能 族 学 力的种子（稻米），以此来延续其种群。 研 根据日本著名环境考古学家安田喜宪的分析［3］183，距今 12 800 - 11 500 年之间，处于温 究 暖化过程中的地球突然出现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回寒期，平均气温骤降 5 - 6 摄氏度， 这就给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带来了转变生存策略的契机。在新仙女木回寒期 的持续低温中，原本生长在亚洲热带的普通野生稻感到自己将要被冻死，于是部分野生稻 便率先转变生存策略，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在原本空空的稻穗中结出了种子（稻米）。 但是，此时的广西和广东由于所处纬度低，相对温暖，所以那里的普通野生稻仍然依靠根茎 繁殖，不会结出稻米。 当然，只是野生稻结出了稻米，栽培稻还不会自然产生。这是因为驯化任何一个物种， 其背后都是人在发挥作用，都得凭借文化去维持这种作用的超长期稳定延续，最终野生稻 的驯化才会成为可能。从长江中游的稻作考古成果判断，普通野生稻最早转变生存策略而 结出种子（稻米）是在 12 000 年前，但人们开始摸索种植水稻则始于 8 600 年前。对于没有 “栽培”意识的人们来说，不管采集到多少野生稻谷，也不会拿它当种子去加以有意识的农 业种植。也就是说，远古的人类通过采集获取稻谷一直延续了 3 400 年，这应当是较为贴近 历史真相的认识，也是以上考古资料中能够提供有效证据的应用范围。 在气候寒冷期，长江中下游处于普通野生稻分布区的北部边缘，没有广西、广东的野生 稻资源丰富。因此，当面临食物危机时，人们便开始从“采集”逐渐走向“种植”。7 000 年前， 栽培野生稻谷终于走上正轨；6 000 年前，野生稻驯化完成，栽培稻正式诞生［4］。在长江中下 游，早于 6 000 年前的稻作遗址不下 10 处，但在广西和广东却几乎没有早于 6 000 年前的稻 作遗址存在。由此看来，要说栽培稻起源于广西，还缺乏考古学和生态学的证据。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40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二）“阿萨姆・云南起源说”与“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 生 相对于国内的“那文化说”，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在 1977 年提出了稻作“阿萨 态 姆・云南起源说”。渡部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东南亚各个时代建筑的砖块中掺杂有许 民 多稻壳。谷粒形状各异、品种不同的稻谷遗骸分布在东南亚各地，而且都有相应的发掘报 族 告，足以提供可凭的证据。但对所有品种追源溯流，最后都“回归到阿萨姆和云南”［5］，故渡 学 部教授认定阿萨姆和云南一带应该是稻作文化策源地。 研 1967 年以后，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人曾提出“照叶树林文化论”。“照叶树 究 林文化”是日本学人的独创，他们笔下的照叶树林，在生态学的话语中更普遍地称为“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按照日本学人的理解，稻作文化应当是在这样的文化谱系中孕育出来的 农耕文化，其核心区大致呈现为弯月形，他们称之为“东亚半月弧”，意味着从不丹、阿萨姆 至云贵山地以及湖南西部乃是稻作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背景，渡部 教授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一经提出，便得到“照叶树林文化论”学者的热烈欢迎，并在国 际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 在日本农学界，“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得到了著名育种学家盛永俊太郎的支持。盛永 氏通过比较亚洲古稻品种的相似性，发现日本种植的水稻与印度·孟加拉一带的水稻相似 性不明显，但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稻却对日本水稻和印度·孟加拉水稻都显示出较明显的相 似性。相似性不明显表示两者关系疏远，而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稻既与日本水稻有较为明显 的相似性，同时对印度·孟加拉水稻也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这就证明，喜马拉雅山麓的水 稻是最早的水稻栽培种，喜马拉雅山麓理应被理解为稻作文化的故乡。 中国方面的学者，如柳子明、汪宁生、李昆声等也曾发表过观点相近的论著，认为云南 兼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海拔差异大（40 - 2 600 米），水稻品种多达 3 000 种以上，历史 上就是作物变异的中心，所以作为作物变异结果的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 图 2 亚洲稻的传播路径（《亚洲稻作系谱》［6］39） 1983 年，渡部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亚洲稻作系谱》，再次对自己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 进行了阐释。《亚洲稻作系谱》的第一章第二节展示了“亚洲稻的传播路径”示意图（图 2）， 41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1977 年出版的《稻之道》中也有类似的“亚洲大陆的稻之道”示意图［6］214。这两张图都明确显 示，稻作起源于阿萨姆·云南一带。渡部教授认为，既然稻作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山地，稻作 的初始环境则应该是亚热带山地丛林系统，稻作文化起源后，在其扩散的过程中，才逐步位移 到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中。因此渡部教授指出，稻的栽培大概是按照以下顺序逐步展开的： （1）山地、丘陵地带；（2）小河的河谷盆地、小型湖沼周边的湿地；（3）河流中游的扇状地 带；（4）滨海平原；（5）三角洲上部；（6）三角洲下部冲积扇。 列出以上 6 项环境设定以后，渡部教授进一步解释道：（1）是陆稻（旱稻）的刀耕火种阶 段。（2）-（6）虽然没有特别说明，但应该是指水生稻栽培阶段。（1）和（2）这两个阶段在东南 亚和印度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元后才进入（3），而（3）属于“大气降水式稻作”。（4）与（3）同 时，（5）不早于 10 世纪，（6）则发端于 18 世纪以后［6］57 - 58。 中国著名农学家游修龄教授赞同渡部教授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并将其与游汝杰教 授对于“那”字地名的语言地理学考察结合起来，在《中国稻作文化史》中作了如下评述： 如果把壮侗语族“稻”词的最古语音形式境界线及壮侗语族的 na（田）境界线和壮语含 生 “那”地名分布线绘在同一张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三条封闭线是完全重合的，以含“那”地 态 名分布线的范围最大，na（田）境界线次之“，稻”词最古语音境界线位于中心。三者重合的面 民 积极大，恰恰与国内外水稻起源研究者的看法较一致，即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 族 学 挝北部、泰国北部、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相当一致，这是从历史语言地理的 研 角度为这一观点添注了论证［7］。 究 尽管如此，1973 年，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 7 000 年前的稻谷，不仅在年代上远 超阿萨姆和云南已发现的稻谷遗存，而且在稻作栽培环境上也完全打破了渡部教授所说的 6 项环境设定。 关于栽培稻的初始环境，日本稻作遗传学家佐藤洋一郎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非常有说服 力的观点，即栽培稻起源于背坡湿地（Back swamp）： 这种地方在生态学上是很有趣的。因为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比夏季最高水位还高的 地方会形成森林，而在比冬季最低水位还低的地方，由于积水而会形成河床或永久湿地。 水时有时无，时深时浅的中间地带处于极度的环境紊乱之中，一般来说很容易形成草原。 这种地方作为原始的稻作起源地最具说服力。具有以上特点的地貌，在长江中游和下游都 有广泛分布，所以这种推测（有关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地的推测——引用者注）是比较合 理的［8］。 背靠山坡而居，面对坡下湿地——佐藤教授认为这就是栽培稻产生的原始环境。笔者 考察过江西省东乡县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湖南省茶陵县湖里湿地野生稻保护区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隆安县野生稻保护区，其自然生态均为背坡湿地。也就是说，野生稻保护区的地貌 完全支持栽培稻产生于背坡湿地这一生态学研究成果。 1990 年以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考古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从采集野生稻穗到大规 模种植栽培稻的完整证据链。于是，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逐渐变成学术界的共识。 1996 年，佐藤洋一郎教授正式提出“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9］。作为稻作遗传学家，他非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42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常重视不受细胞核干扰的水稻叶绿体 DNA。通过研究，他发现“多数多年生野生稻与粳稻 生 一样，携带没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 DNA，而多数一年生野生稻与籼稻一样，携带有碱基缺失 态 的叶绿体 DNA”。由此判断，在野生稻阶段，稻就已经分成粳稻型和籼稻型了。粳稻又可细 民 分为温带粳稻和热带粳稻，而热带粳稻又介于籼稻与温带粳稻之间。热带粳稻应该由温带 族 粳稻与籼稻交配而成，其母系是温带粳稻，其父系是籼稻。在地域分布上，整个长江流域都 学 分布着热带粳稻，但长江中游、广西、贵州以及东南亚则是热带粳稻与籼稻重叠的区域。基 研 于上述情况，学术界提出两种假说：（1）粳稻和籼稻都起源于长江流域；（2）粳稻起源于长江 究 流域，而籼稻起源于亚洲热带的某个区域。从水稻叶绿体 DNA 的分析结果来看，佐藤教授 认为第二种假说更贴近真相，所以最终他从植物遗传学的视角认定粳稻起源于长江中下 游。至于籼稻的起源地，他认为现在还无法确定。 同一年，日本环境考古学家安田喜宪教授在日本考古学杂志《季刊考古学》上发表论文 《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正式提出“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 （图 3）相对应的理论框架，并指出：“‘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是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 省，东端是长江三角洲，西端达四川省，呈半月形。”［10］安田教授把“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 设定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当然与他本人认为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有关。不过， 当他把“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对应起来的时候，“东亚稻作半月弧”则具有 了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图 3 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 安田教授一直在强调“东亚稻作半月弧”和“西亚麦作半月弧”这两个概念。2009 年，他 出版了代表作《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再次对这两个概念的世界文明 史意义进行了阐述： 稻作的起源地不在云南，而在长江中下游。因此，我想站在中尾学说的延长线上，把 “东亚半月弧”的位置从云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东亚稻作半月弧”。 “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东端是长江三角洲，西端是 四川盆地。这里是稻作农耕的起源地，有清晰的稻作发展轨迹。6 000 年前曾产生大溪文 化，55 00 年前曾产生屈家岭文化，5 300 年前曾产生良渚文化，中国最早的都市文明就产生在 这一地域。通过“东亚稻作半月弧”，我们可以从视觉上明确定位东亚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和 都市文明的诞生地都在中国境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带。 43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西亚麦作半月弧”是西亚麦作农耕起源地以及西亚都市文明诞生地，而“东亚稻作半 月弧”则是东亚稻作农耕起源地以及东亚都市文明诞生地。作为东西两大“半月弧”都位于 北纬 30 - 40 度之间的温带，所以很适合进行环境史意义上的比较。 由于东西两大“半月弧”的设定，比较欧亚大陆人类文明史的视角逐渐被世界学术界接 纳。东方与西方获得了对等的位置，文明史的平衡得到了恢复。“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 麦作半月弧”不仅是稻作和麦作的起源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摇篮。 “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的设定，保证了东方与西方具有级别相同的出 发点和文明史地位。东西两个半月弧呈上弦与下弦对称性分布，而这种对称性也很有趣。 孕育出统治自然思想的“西亚麦作半月弧”，仿佛要统治人类史似的从上向下覆盖，而立足 于 生 命 平 等 ，孕 育 出 万 物 有 灵 自 然 观 的“ 东 亚 稻 作 半 月 弧 ”，则 像 一 个 接 受 万 物 的 容 器［3］67 - 68。（笔者译） 这两个对应的半月弧“不仅是稻作和麦作的起源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摇篮与分野所 在”。说到东西文明的摇篮，我们自然会想起“四大古文明”。但是，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古 生 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麦作文明，对此佐藤洋一郎教授曾发问：“‘稻’这一农作物难道 态 没有支撑过文明吗？在持续动荡的世界史中，稻难道仅仅是给人类持续提供淀粉的不起眼 民 的草吗？”［11］ 族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稻作文化圈没有产生过文明。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 学 研 代起，日本学者率先使用“长江文明”一词，并明确指出“长江文明”本身就属于稻作文明。 究 稻作不仅是“文化”，也是“文明”。安田喜宪教授把“东亚稻作半月弧”的核心区置于长江中 下游，就包含要系统阐释稻作文明形成过程的祈望。他指出，6 000 年前湖南澧阳平原出现 的城头山古城意味着长江文明的诞生，古城是文明诞生的一个基本标志。当然，5 000 年前， 长江下游又出现了良渚古城，显示出长江文明的鼎盛期已经到来。2019 年 7 月 6 日，良渚古 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证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二、稻作文化扩散之我见 人类成功地驯化某一种作物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种以该物种命名的文化。这 样的文化起源在当下的世界各国都已成为重大学理问题，但综观此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 果，却不难发现其间存在两个实质有别的范畴。其一是，起源问题。或者更直白一点说，某 种农耕作物的起源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争议也很大，但其探讨的实质却未 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民族学学理问题，它与 民族文化的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需要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加以解读。其二是，某种作 物文化在空间上，在跨民族文化跨生态背景下的扩散问题。既然是一种扩散，必然得有其 推动力，其背后存在的社会驱动力及其成效问题理应成为探讨的重点。然而，人类能够建 构起来的社会合力，进入文明时代后必然会表现为政治行政权力的干预。于是，谈到扩散， 其实质需要在政治学内求解，不能单在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架构中求证。不无遗憾之处在 于，时下的众多学者尚未清晰认识到这两者间的区别，而是不经意中将这两种概念混为一 谈，从而不仅干扰正确结论的形成，而且还阻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有效融通，并因此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44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而引发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争议。本文探讨的是稻作文化起源的问题，但在查阅相关资料 生 后却猛然发现，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在不经意中将稻作文化的扩散问题混入 态 自己的研究对象中，以至于自己得到的结论往往难以自圆其说。这显然不是正确的科学研 民 究之路。旁及者姑且不论，单就稻作文化起源研究而言，时下亟待做出正面回应的伪命题 族 就摆在中日学人面前。 学 研 近年来，西方学人以所谓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为名，对稻作农业提出一系列的非议和 究 攻击。比如，指责水稻种植对淡水的消耗甚至浪费过大，随着全球水荒日趋严峻，并进而断 言，水稻种植是一种应该被淘汰的农耕体制。还有西方研究者认为水稻营养成分不如小麦 充分全面，大量种植水稻对确保人类健康安全弊大于利。类似的诘难不足为凭，稻作文化 的分布区与丰水环境特点相吻合，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水稻无须担心浪费水，反倒是需要防 洪，至于说水稻的营养不全面，那就更不值一驳了。我国申报成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中的“稻鱼鸭”“稻鱼鸭虾蟹”等，稻田伴生的家养和野生动物本身就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 质和脂肪来源。东方各民族从来就不会只吃大米，这一点和西方一样，西方人在吃小麦的 同 时 ，不 一 样 也 吃 肉 喝 奶 吗 ？ 由 此 看 来 ，西 方 学 人 的 所 谓 证 据 ，本 身 就 是 莫 须 有 的 攻 击 污蔑。 诸如此类的言论矛头都直指东方，发出类似话语的又是西方老牌的发达国家的学人。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这一系列所谓科学研究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 世界话语霸权的争夺。诋毁稻作文化是假，支持西方所谓发达民族垄断世界农业生产霸权 是真。如果对这样的言论不予以反驳，要想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取信于世界。 但要回应这样的托词，我们面对的却不是学者能够掌控的情况，而是要和政治问题展开周 旋。学者虽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其间政治因素的干扰。 面对这样的挑战，世界历史本身就可以为此说话。自从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农耕体 制已经通过其殖民活动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就连西方有正义感的学者也不得不据实立 论。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斯科特近年来提出的“政治作物”等新概念，就是值得肯 定的公正之言。然而他们的类似努力还是挡不住诋毁稻作文化的思维定式，距离澄清事实 真相路途还很遥远。但不管前方的阻力有多大，中国学者想要真正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 统，与此相关的问题就得寸步不让，针锋相对，才无愧于学者的本分。同样的，在稻作文化 扩散问题的探讨中，也绕不开这样的话语霸权的干扰。事实上，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 学者，在探讨稻作文化扩散中，都在无意中落进了西方学人早已设定的陷阱中，当务之急恰 好是如何发现陷阱和逃出陷阱。稻作文化之所以有强健的生命力，完全是因为稻米的生物 属性和适于稻作文化的深层的自然地理和生态背景，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很大。利用好这 样的地理环境，稻作文化的前景本身就不足为忧。但如何排除来自政治话语的干扰，还原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生态民族学家最终绕不开的政治学课题。如果生态民族学家没有勇气 在生态民族学中展开与政治学针锋相对的争论，科学的正义就得不到声张，稻作文化的优 势与欠缺也得不到科学的澄清。因此，回顾稻作文化扩散的已有研究，也许有助于中日学 人及早猛醒，不至于被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所绑架。 稻作文化的扩散，是东亚文明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历史问题，驱动这一扩散的社会 动力主要是行政权力，所处自然地理和生态背景仅是作为一个可行性问题嵌合其间，在整 45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个过程中并不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此前中日学者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无论是提 出稻作文化的半月弧还是认定稻作文化扩散的路线和原因，其间都隐含着机械套用西方学 者已有观点和结论之嫌，而没有认真关注水稻有其固有生物属性。水稻与麦的生物属性无 法相提并论，稻作文化适宜的范围和小麦适宜的范围本身就不具备重合性，这就意味着探 讨水稻和小麦文化的扩散，根本不属于纯粹的生态民族学研究范围，要对发生这些扩散的 时代、政治背景、扩散动因展开分析，才可能得出有效的科学结论。 迄今为止，围绕稻作文化的扩散，中日学人大致提出了如下四种推测和观点。 “北方说”由浜田秀男在 1935 年提出［12］。虽然他本人在 1968 年改变了想法，但日本许 多考古学家仍然坚持这一主张。“北方说”的主要依据是远古时代日本列岛只有粳稻而没有 籼稻这一事实。该学说认为，粳稻和籼稻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但粳稻耐寒，所以只有粳稻 能够向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但是，佐藤洋一郎教授已经 从基因层面证明，长江中下游远古时代只有粳稻，没有籼稻［13］，可知“北方说”对于稻作文化 起源地的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2003 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提出“弥生时代公元前 10 世纪起始说”，从而使日本 生 九州岛北部的水田稻作与朝鲜半岛南部水田稻作的起始时间趋于相同，差距不超过 100 年。 态 民 考古学年代一般会伴生几十年的误差，所以考古学的 100 年并不具备证明 100 年内孰先孰 族 后的绝对性。由此可见，“北方说”的诸多证据现已发生根本性动摇。 学 研 “间接说”认为，长江下游的稻作先经江淮一带北上，从山东半岛横跨黄海传入朝鲜半 究 岛西南部，然后再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岛北部。“间接说”与“北方说”的主要区别， 在于粳稻北传时是否经过了辽东半岛。“北方说”认为经过了，但“间接说”认为没经过。 “弥生时代公元前 10 世纪起始说”的首倡者藤尾慎一郎主张“间接说”，但他也承认：“在 水田稻作开始出现的公元前 10 世纪后半期的遗址中，并没有哪个遗址出土过朝鲜半岛南部 的陶器”。［14］由此可见，在 3000 - 2900 年前，日本九州岛北部与朝鲜半岛南部尚无稻作文化 交流的可凭证据存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照叶树林文化论”以及“东亚半月弧”概念和稻作“阿萨姆·云南 起源说”的背景下，“南方说”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但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长江中下游 稻作考古的进展，“南方说”开始退潮。2001 年，佐藤洋一郎教授分析东亚三国古稻基因碱 基排列类型后，首次证明日本有一类古稻直接从长江下游传入，中途没有经过朝鲜半岛［15］， 从而使“直传说”获得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直传说”由日本农学家安藤广太郎（1871 - 1958 年）首倡，他认为日本的稻作是由中国 江南一带传过去的。1954 年，在与日本著名育种学家盛永俊太郎的对话《日本稻作的起源 与发展》中，安藤氏首先谈到了“直传说”的三个根据，而且作为第一个根据就提到了苗族。 作为中国的原住民族，苗族曾分布在长江沿岸和华南大部分地区，与其保持接触的有 孟高棉语族和澳亚（南岛）语族，据说这些民族从华南到孟加拉湾都保持着稻作习俗。苗族 曾一度侵入华北地区（《史记本传》），帝尧时舜窜三苗于三危。另外，《史记》中亦有“三苗在 江淮荆州”的记载，而荆州指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即过去的楚国。 苗族自古从事稻作。他们的稻作或许是从栽培野生稻开始的，或许是从澳亚语族那里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46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传来的，二者必居其一［16］。（笔者译） 生 安藤氏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日本的稻作源自中国江淮一带，而远古生活在江淮一带 态 民 的便是苗族，《史记》中就有“三苗在江淮荆州”的记载，而且苗族还一度进入华北，战败后被 族 舜帝放逐到三危，这些都可视为证据。至于苗族的稻作自何而来，他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 学 一种可能性是苗族自己驯化了野生稻，第二种可能性是传自澳亚语族（南岛语族）。 研 究 “直传说”的第二个根据是日语“稻”音、江南吴语“稻”音、韩语“稻”音、越南语“稻”音的 相似性；第三个根据则是东海洋流： 江南不仅是中国大陆与我国距离最近的地区，而且在东中国海，对马海流的支流呈环 状，从大陆向东流动，从而使来自大陆的移民集团有条件向日本列岛迁徙。 以上三点就是我认为我国稻作传自江南的理由。韩国的稻作恐怕和我国一样，也是从 江南传去的［17］。（笔者译） 安藤氏所说的从中国大陆向东流动的“对马海流的支流”，其实就是指“黑潮”。黑潮发 源于菲律宾群岛东侧，由南向北流，流经台湾岛东侧后，从主流分出一条支流，称作“台湾暖 流”，流向浙闽沿岸。“台湾暖流”北上至舟山群岛海域时遇阻，于是开始转向东流，这样便与 黑潮主流的另一条支流“对马暖流”相接，然后流向日本九州岛北部和朝鲜半岛南部，最后 进入日本海。 另外，中国江南一带的沿岸流是由北向南流，所以如果没有舟山群岛，仅靠人力划船是 很难冲出沿岸流的。倘若冲不出沿岸流，也就根本不可能去日本九州岛北部和朝鲜半岛南 部。但是，舟山群岛挡住了南下的沿岸流，使其转向东流。于是，江淮一带的稻作民便可以 舟山群岛为跳板，顺利地冲出沿岸流。然后再在舟山群岛东侧接上“台湾暖流”，继续东进， 最后进入“对马暖流”。“对马暖流”在向北流动的过程中经过日本九州岛北部沿岸，所以只 要能进入“对马暖流”，就可以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唐津湾登陆。 根据洋流流向，安藤氏还指出“韩国的稻作”和日本一样，也是从中国江南传过去的。 这一点其实也是稻作“直传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北方说”和“间接说”都认为中国长江下游 的稻作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由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岛北部。但是，“直传说”认 为，不管是日本九州岛北部的稻作，还是朝鲜半岛南部的稻作，都是从长江下游，通过黑潮 直接传过去的。 相对于日本学术界的“北方说”“直传说”和“南方说”，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华北说” “华中说”和“华南说”。在这三说中，“华中说”占据优势。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曾在其 论文《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东传》中明确指出： 关于稻作的东传途径，历来有华北、华中和华南三种说法，其中以华中说较为有力。由 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和发达的中心，通过海路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完全可 能的。特别是舟山群岛出土的红烧土中也有稻谷的印痕，或可作为稻作东传的中继点。作 者曾较早地支持华中说的论点，并强调稻作通过海路大体同时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至于其他两说，与考古学资料相对照尚有待商榷［17］。 安志敏支持“华中说”，并强调稻作是“通过海路大体同时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 在此期间，毛昭晰等浙江学者也根据舟山群岛本岛马岙洋坦墩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洋流、季 47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风以及长江下游与日本相似的稻作习俗，反复强调江南稻作文化经舟山群岛直接东传日本的 合理性。由此可见，日本的“直传说”和中国的“华中说”的主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中国也有主张类似日本“间接说”的学者。浙江学者林华东曾主张，稻作东传日 本的路线应该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18］。 主张“直传说”的中日学者在理论依据上前进了一大步，注意到东海黑潮暖流的存在。 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只要借助这一暖流的驱动，从中国的舟山群岛出发，凭借最原始的 海船，也可以直接到达日本九州岛。因而，其依据与结论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一致。但问 题在于，稻作文化的传播显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化 事项。光传入稻种不行，光传入水稻种植技术也不行，它需要的是集团性的移民行动或者 是可以超长期运行的文化传播行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归因于某位个人或者某项考古 发现去下结论，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无助于稻作文化扩散问题的澄清。 当下日本方面的考古研究，有幸在九州岛北部属于绳纹晚期的考古遗址中找到了稻谷 和稻田都存在的遗址。野生稻并非日本列岛的本土植物，因而这样的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表 明，在公元前 10 世纪稻作文化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中国还处于先秦时代，朝廷的 生 统治力还没有在东南沿海站稳脚跟，启动远程的海航不可能与朝廷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 态 民 立足于中国历史，至少可以肯定，将稻作文化扩散到日本与中国先秦时代的行政干预不存 族 在直接的关联性。完成这一伟业的人群中肯定包括中国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这也是不争 学 研 的事实。但由于证据不足，超越了时代的可能和学术资料积累的可能，无论提出什么样的 究 假说，在这个问题上都会显得证据不足。但判断中国大陆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扩散曾对日本 列岛启动稻作文化发挥过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则不成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开启下一 轮的深入研究，可以发挥指引和启迪作用，对于拓展中国学人的研究视野大有裨益，希望能 引起中国学人的更多关注。 上述 4 种传播观，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其视为科学的结论，只能理解为是研 究过程中的探索和猜测而已。当然，这样的探索和猜测在科学研究中也有其重要价值，但 千万不能把这样的立论固化。任何固化的做法和想法对科学研究而言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这应该引起中日学人的警觉。 三、对下一步研究的期待 2015 年，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上发表《探讨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 清的四大难题》，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对未来的稻作文化研究提出了四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是“野生稻”具有何种生物属性，使远古的人类乐意种植它并延续下来？二是如何确 保不结实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稳定结实？三是人类在可食植物多样并存的背景下为 何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栽培水稻？四是“稻作文化”早于“粟作文化”，但却被后者覆盖，其 原因何在？［19］ 在上述四个问题中，第三和第四两个问题在以往的中日稻作文化研究中并没有成为重 要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学和文明史意义，值得引起中日 两国学人共同关注。在中国，晚于稻作农耕的粟作农耕为什么最后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 48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关系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机制。另外，粟作农耕也传入日本列岛，但在日本列岛，粟作农 生 耕却一直从属于稲作农耕。不同选择的背后一定有其特殊原因，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今 态 后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民 族 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农业文化的起源，都必然是人类通过文化做出 学 的认知，是文化自身的创造能力乃至文化推演出来的应用价值的实现，其间包含着人与所 研 处地理和生态环境协同进化的艰辛探索历程。任何一种农业文化扩散的过程，则是进入文 究 明时代后政治行政权力干预下的产物，寻求其科学结论，要兼顾政治学范畴的探讨，而不能 单就文化与植物去加以研究。严格区分其间的范畴与界限，显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突破， 需要今后有不间断的传承和创新。要知道，类似课题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研究问 题，而是人类之间的博弈问题，不仅属于历史范畴，也属于当代。深化起源研究，可以做到 鉴古而知今。为此，相关领域的拓展和深化，理应值得中日学人共同关注，更期待中日学人 能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学人对话，敢于直面西方既有结论的非科学性。若能如此，这一领 域研究的前景也就可期可待了。 参考文献： ［1］ 覃乃昌 . 壮族稻作农业史［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46. ［2］ 周振鹤，游汝杰 .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 2 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3 - 107. ［3］ 安田喜宪 . 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M］. 东京：雄山阁，2009. ［4］ 公婷婷 . 中国水稻起源、驯化及传播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7：94. ［5］ 渡部忠世 . 稻之道［M］. 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194. ［6］ 渡部忠世 . 亚洲稻作系谱［M］.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3. ［7］ 游修龄，曾雄生 . 中国稻作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8. ［8］ 佐佐木高明 . 何谓照叶树林文化——起源于东亚森林的文明［M］. 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7：234. ［9］ 李国栋 . DNA 揭秘的稻作密码［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1）：9 - 10. ［10］安田喜宪 .“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J］. 季刊考古学，1996（56）：22. ［11］佐藤洋一郎 . 稻的文明――人类何时获得了稻［M］. 东京：PHP 研究所，2003：34 - 35. ［12］浜田秀男 . 稻的由来与分布［J］. 农业及园艺，1935：33 - 34. ［13］佐藤洋一郎 . DNA 讲述的稻作文明［M］. 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6：166 - 168. ［14］藤尾慎一郎 . 弥生时代的历史［M］. 东京：讲谈社，2015：40，115. ［15］朝日新闻［N］. 2001 - 06 - 23（01）. ［16］稻作史研究会，盛永俊太郎 . 稻的日本史（上）［M］. 东京：筑摩书房，1969：272. ［17］安志敏 . 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东传［J］. 文物，1999 年（2）：68. ［18］林华东 .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篇［J］. 农业考古，1992（1）：58 - 59. ［19］杨庭硕，张颖洁 . 探讨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清的四大难题［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 2015（1）：13. ［责任编辑：罗康智］ 49 2021 年 第 13 卷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