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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研究

《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研究》课题组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特别指出：“一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

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面对这百年一

遇的时机，我们党史研究者和社科工作者更应该主动作为。立题开展“桂林在现代革命史

上的地位研究”，就是要站在宏观的战略角度，接通好桂林城市历史发展的文脉，接续和

接力好党的伟大事业。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及桂林考察时，特别强调，要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4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

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并三鞠躬，瞻仰“红军魂”雕塑，参观纪念馆。习近平表示，我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

到这里，目的是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

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

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

我们要抱定必胜信念，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强调，广西红色资源丰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

色资源，做到学史增信。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

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

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勇敢

战胜各种重大困难和严峻挑战。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是

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增强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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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

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无愧新时代的历史功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许多内容直接涉及党史研究

和党史工作。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出和强调了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和发挥好党史工作的重要作

用的问题。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

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些重要讲话和论述，向党史工作和党史工作者提出了

新的任务和要求。要学习党史，我们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就要大力宣传好党史，就要为

全党全社会提供大量的科学严谨、史实准确、生动流畅的党史读物和著作。而我们党史工

作者要发挥好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及时跟进历史的步伐，就要真实、客

观、准确地记载好历史，接通好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文脉，接续和接力好党的伟大事业，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和使命担当。

(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座城市千年前就闻名于世。这里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五四运动之

后，李征凤、谢铁民、苏鸿基等进步青年开始秘密学习、研究、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论；1926 年 7 月下旬，李征凤等桂林籍中国共产党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中共桂林第

一个组织——桂林县支部干事会成立，开启了桂林红色火种的传播之路；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1 月、1934 年 9 月、1934 年 11 月至 12 月，红军三次过桂北，特别是 1934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3 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历时 19 天，途经今天的灌阳、全州、

兴安、资源、龙胜、灵川六县，行程 300 公里，这 19 天是挽救红军命运的 19 天，是开

始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 19 天；1938 年 11 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桂林“八办”存

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出色地履行使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华东、华北国土沦陷，特别是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

陷后，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由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撤到桂林，在这里开展宣传教育、

新闻出版、戏剧和音乐演出、美术展览、文学创作等抗日文化活动，盛况空前，桂林成为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抗战期间，活跃在桂北的临阳联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在党

的领导下，坚持开展游击战，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期间，桂北游击队在桂

林地区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桂林解放前夕城工委领导革命群众开展

护城、护厂、护校等斗争，最终迎来桂林解放的历史性时刻。

通过本课题研究，可以夯实桂林地方党史研究的基础、厘清桂林地方党史中的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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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充分认识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为讲好桂林红色故事、开办

桂林党史展览、开展桂林党史宣传等系列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学术支撑。

桂林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建城史，现代史是其中重要一环，而在现代史中，革命史又是

其中的重中之重，对桂林现代革命史进行梳理，并与其他相关城市进行比较，从而认清桂

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可以弥补桂林史学研究的空白，更好的

认识桂林城市发展的脉络，起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早在 2014 年，桂林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实施“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

化的价值”工程，开展了一系列历史文化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传承等工作，形成了

不少研究成果，如编撰出版了《桂林历史文化大典》《新长征•再出发》（桂林市党员干部湘

江战役主题教育读本）、《丰碑——桂林红色记忆》等专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振

了桂林人的文化自信。本课题可视为这一文化工程的延续。

（三）同类课题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它记录了在新旧交替、世界面临大变局时代，

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求生存、求变革、求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现

代史，尤其是现代革命史的研究论著很多，如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

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廷湘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近

年来，以地域为对象成为现代史及现代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以省域为研究对象的

成果有《摇篮·故乡·发祥地——论湖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广东在中国近现代革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有《武汉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进程中

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1840-1949)》《黄冈在中国现代革命

史上的地位》等。

（四）桂林红色文化工作现状

桂林的党史研究者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多年来不懈努力，开展桂林红色文化资源

的挖掘、收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后改

为党史研究室），开展了大量的桂林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出版了《红军长征过

广西》《桂林抗战纪实》等一大批有分量的地方党史专著。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桂

林市进一步加强了对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对各处烈士陵园、革命

遗址进行修复和重建。如 2018 年底以来，桂林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成立了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先后投入 10

多亿元，做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收敛保护和湘江战役遗址遗迹保护建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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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桂林考察，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桂林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为全市和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教育基地。今年以来，全

国各地组织党员、干部到全州、兴安、灌阳三县湘江战役纪念设施“三园三馆”参观学习，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三园三馆”共接待 2.7 万多批

587 万多人次参观学习，有力地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同时，伴随着各地“红色旅游”的兴起，桂林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将丰富的红色文

化与秀丽的绿水青山结合起来，打造了独特的红色旅游模式。如龙胜各族自治县，以平等

镇和泗水乡作为主打，贯穿全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打造了徒步“长征驿站”

的重点旅游项目。红色旅游的开发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给当地政府和群众带来了良好的收

益。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到桂林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不仅受到了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

也带动了当地宾馆、餐饮、购物等旅游产业发展。

同时，通过资料检索，我们也发现，对桂林现代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虽然很丰富，但多

局限于本土视角，缺少从整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宏观性来进行研究，以致于对

桂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足够的认识。

二、桂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

现代史上，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发生在桂林，将其放到历史的时空坐

标中考察，我们便获得了以下认知：

（一）桂林是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的萌芽地，是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早推

动地和最早实践地

1921 年夏天，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决心出师北伐。10 月，孙中

山向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得到通过，决定以桂林为北伐大本营，亲自统帅军队，由桂林出师

北上讨伐北洋军阀，进而统一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

1921 年 12 月初，孙中山以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身份，由广州水陆兼程抵达桂林城，

谋划北伐事宜，准备第二年春天实施北伐。

孙中山自 1894 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致力于国民革命”。1905 年，兴中

会在日本东京联合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以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光复会，团结了各省在

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

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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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建立之初，制定了在各省发展组织、发动全国性反清革命的计划，分遣盟员

分赴各省开展发展组织，开展活动。但究其实质，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其成员

来源复杂，除“反清”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外，政见分歧。因此，当清帝逊位，辛亥革命取

得表面成功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党改组为国民党，“二次

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的严厉镇压下，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团，在全国影响力日渐衰退。

尽管孙中山坚持实现“三民主义”初衷，奔走于海内外，力争获得各界力量支持，继续推

进国民革命，但帝国主义列强始终对他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国内各地军阀也只是希望

利用孙中山的名望和影响力扩充自己实力和地盘，孙中山所致力的国民革命屡起而屡颠，

举步维艰。

孙中山在一再遭遇挫折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其在失败

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中国传播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第一张报纸，就是由孙中山指导在上

海出版的《民国日报》，他还曾给列宁和苏联政府发去贺电并表达合作意愿，列宁也给孙

中山复了函，成为中俄两国革命领导人相互联系的开始。苏联表示愿意给孙中山所领导的

党和军队以援助，促使孙中山考虑联合苏联，但又担心与苏俄的过分接近会引起西方列强

干涉，只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1921 年夏，根据列宁推荐，荷兰人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作

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参与筹备和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曾在印

度尼西亚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因此认为中共刚刚成立，又处于秘密

状态之中，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也可以采取他在印尼

时尝试的政策，即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来壮大共产党，他考虑准备推动共产党与国民

党实现党内合作，即中共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

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本党的力量和影响力。8 月份，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张太雷带回了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和

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有关决议。共产国际这一方针更坚定了马林的选择，张太雷也很赞成。

马林积极谋求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面谈，得到了孙中山邀请其在年底以前去广

西桂林具体面商的回复。12 月 23 日，马林一行到达桂林。在桂期间，马林与孙中山先后

进行了三次长时间会谈，同时也考察了解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思想、主张和对国共合作的想

法。

孙中山、马林桂林会谈，归结起来，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承认苏俄，并与

之公开结盟；第二、改组国民党，与革命的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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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第四、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这四点实际也是马林对孙中山和其领导的国民党提出的直接建议。

孙中山对与马林桂林会谈的情况，后来写信告诉国民党重要人物廖仲恺、汪精卫等人

说：“今闻马林言，使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中新经

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信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

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际，终必能成功。”

虽然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会谈协议或承诺，但对孙中山的思想，尤其与共产党实行党内

合作的认识，有了触动和最初的推进，为其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由旧三民主义转向“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马林还应孙中山之邀请，向集中于桂林准备北伐的各级军官和桂林学界的知识青年作

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红军的报告。张太雷也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如何把

中国青年、首先是南方青年发动并组织起来，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同时还

与追求进步的桂林知识青年进行了初步接触交流，宣传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

想学说。

1922 年的元旦，马林一行离开桂林前往广州，继续观察国民党及其有关人物，了解

中国南方的工人运动，更加坚定了他要全力推动国共合作的构想。同年 5 月，共产国际执

委会完全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建议。8 月底，中共杭州西湖会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推

动国共合作建议。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正式决议国共合作。此后，共

产党员陆续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正式展开。

同年 4 月，由于后院广东局势突变，孙中山被迫改变战略计划，从桂林退回广东，以

应对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从挫折中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真诚

帮助与支持，遂下定决心向苏联学习，要与共产党联合。最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帮

助，改组国民党，在 1924 年 1 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基本政策，大会通过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的决定，从而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马林与孙中山的桂林会谈，探讨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问题，是孙中山逐步形成联苏、

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新起点，奠定了他倡导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从旧三民主义到

新三民主义的重要转折。桂林是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早推动地和最早实践地。同时，

马林和张太雷在桂林的活动，对桂林进步青年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起到

了启蒙和推进作用，也为桂林建党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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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桂林是红军长征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和第一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是中国共产党

最早实践民族政策的地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曾经三过桂北。其中，尤以中央红

军过桂北的历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34 年 10 月中旬，由于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错

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领导机

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共 8.6 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从 1934 年 11 月 25 日进入广西，至 12 月 13 日离开，历时 19 天，途经今

灌阳、全州、兴安、资源、灵川、龙胜六县，行程 300 公里。红军长征途经广西的战斗历

程，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英雄史诗的一个重要篇章。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沿着长征先遣

队红六军团西征路线，准备转移到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六军团在 9 月上旬抓

住桂北敌人力量空虚的战机，由湘南迅速入桂抢渡湘江，再经越城岭西延地域（今资源县）

进入黔东北会合红三军（红二军团）。至 11 月下旬，中央红军接连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

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抵近广西北部地区时，国民党蒋介石提前判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

图，已经调集中央军、湘军、桂军和粤军约 26 个师近 30 万人，以桂北的湘江上游为屏障，

精心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企图进逼红军决战于湘江东岸，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聚

歼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还未进入桂北，即面临着“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生死绝境。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在湘南道县正式作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部署，

决定从广西的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西进到越城岭西延山地，红军开始进入广西。11

月 27 日，趁正面防堵的桂军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腹地而南移龙虎关防堵之际，红一军团

前锋迅速抢占并控制了界首渡至屏山渡湘江 30 公里的江段，为红军抢渡湘江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但由于红军实行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机关组成的两个军委纵队辎重

压身，行动异常缓慢，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之敌的南北夹击和后面追击，使得担任掩护任

务的主力部队，为确保中央领导机关和后续部队顺利过江，不得不在湘江两岸被动坚守湘

江通道和渡口，付出巨大牺牲。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与国

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苦战五昼夜，两翼前卫部队红一、三军团主力分别在全州脚

山铺、灌阳新圩、兴安光华铺，后卫红五军团等部队在湘桂边界，奋勇阻击合围之敌。11

月 30 日，中央领导机关人员组成的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先后从界首渡过湘江，进入

越城岭山麓。12 月 1 日，滞后的红五、八、九军团从凤凰嘴渡口区域涉渡湘江时，遭到

空中敌机的狂轰滥炸及地面敌军的疯狂追击，血染湘江。至当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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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渡过湘江。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被敌军阻止在湘江东岸，

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整建制损失。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是长征史上的最壮烈一战。红军经过

浴血奋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

东的企图，铸就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

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同时，湘江

战役以血的沉痛代价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彻底破产。血的事实给了红军指

战员一个重大启示，促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错误领导，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

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在进入越城岭山区后，进一

步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提出了批评。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如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回忆录

中所指出的：“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

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

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同时在历史上写下意义重大的一笔。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作为

长征的第一场关键之战，湘江战役以空前巨大的牺牲，在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

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二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的错误，逐渐觉悟到必须改

变“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能取得主动。三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

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年 4 月 25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位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并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纪念馆。他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

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

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

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勇于胜利、勇于突破、

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红军途径广西，除了血战湘江，还宣传群众，播撒下革命火种。在此期间，中国

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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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政策问题。在 1921

年 7 月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均可接受

为党员”。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明确表明了民族平等原则。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指出“只有打倒资本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宣言》把消除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民族平等的首要前提。《宣言》提出“尊重边疆

人民的自主”，即民族团结联合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国内各族人民自主基础上

主张民族团结联合的原则。1923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

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中指出：“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

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

迫。”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邓恩铭就

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贵州荔波人，水族）。早期中共党员中还有马骏（回族）、刘清扬（回

族）、向警予（土家族）、关向应（满族）等少数民族优秀青年的代表。1923 年，在北京

蒙藏学校，建立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1931 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明确宣布：“凡是

居住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汉人占多数的区域，亦须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

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民族的歧视”。

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了重大发展。193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工农

红军总政治部在湘南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战军今后的机动

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

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1934 年 11 月 29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明确提出要坚

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和“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认为两者都不利于“瑶民民族与汉族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 根据实际情况，工农红军进

入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改变了以往在汉族区域实施的“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

分浮财”做法，在《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强调，“苏维埃红

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

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

红军在桂北多民族地区成功实践民族政策，既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支持，各族群众留

下了感念红军恩情、见证共产党和红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诗刻：“朱毛过瑶山，官恨吾

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也为红军后来顺利通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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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书籍的出

版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

1、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

1938 年 11 月，随着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利用当时桂系以主张抗日反对蒋

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派中共党员吴奚如以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名义，

向国民党广西当局登记备案，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

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桂林“八办”设在原桂北路

138 号（今中山路 144 号）。设秘书科、机要科、交通运输科、交际科、电台室等，并在

灵川县定江乡路莫村设军需物资转运站和俱乐部。1939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示南方

局组织机构正式建立。后因考虑到国民政府的陪都在重庆，故当月 16 日南方局报中央书

记处电：“……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并决定

在桂林“八办”设立南方局的办事处，以联络闽、赣、湘、桂等中共地方组织及香港的运

输。两个办事机构，同是一班工作人员，由李克农负责全面领导工作。1941 年 1 月 20 日，

受“皖南事变”影响，桂林“八办”被迫撤销。

据相关资料和研究，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国统区一

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后，八

路军办事处也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设在各地的办事处主要有：驻陕办事处、驻晋办事处、驻南京办事处、驻沪办

事处、驻甘办事处、驻新疆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湘办事处、驻广州办事处、驻香港

办事处、驻衡阳办事处、驻桂林办事处、驻重庆办事处、驻洛阳办事处、驻豫北办事处等。

新四军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有：驻赣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福州办事处、驻桂林办事

处、驻上海办事处、驻平江留守处、驻竹沟留守所、驻湘通讯处等。

这些办事处存在的时间，有的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如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直至１９４

６年９月１０日才撤回延安，有的存在时间较短。它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联络友军，

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

人和进步人士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办事处中，桂林“八办”利用地处湘桂走廊，拥有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

交通便利条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

○1联络、掩护华南各地党组织

桂林八办在党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

11

赣、粤、港和南洋等地党组织的任务、它通过地下交通和电台通讯等途径，向这些地区的

党组织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向党中央和南方局汇报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请示

解决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先后在桂林建立 20 多个本地党支部，分设在学

校、工厂、三青团、学生军等部门。中国共产党外地党组织也在桂林建立 20 多个支部，

分别设在各种文化机构、文艺团体中。本地与外地两个党的组织系统采取单向联系，不发

生横向关系，都在桂林“八办”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座谈、

办工人夜校、开办职工服务社、发行报刊等方式，多渠道动员群众，使得统一战线工作有

坚实的群众基础。

○2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

一方面，团结桂系的上层人物。李克农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的上层人物

接触，和他们交朋友，谈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桂林八办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黄旭初，

坦率地表明了中共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不挖

广西的墙脚，同时，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

人士，如谢和赓(白崇禧机要秘书)、侯甸(广两绥靖公署科长)、周可传(三青团广西支团部

组长)、左洪涛(张发奎秘书，以上 4 人均为中共党员)、刘仲容(桂林行营参议)等，在桂系

上层了解情况，进行统战工作。

另一方面，团结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桂林八办十分注重团结李济深、陈劭先、李任仁、

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同他们友好交往，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做桂系上层人

物的工作，在桂林八办的推动下，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解决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以及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3支持东南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桂林“八办”沿着桂林-镇南关-越南河内-越南海防-香港等路线，传递重要文件和秘

密情报，护送秘密过往人员（如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的琼·尤恩大夫，

日本著名作家、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保卫中国同盟法籍成员王安娜，美

国著名作家艾格尼·史沫特莱等），把海外各地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辗转带回桂林“八办”，

并由此转送到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9 年至 1940 年，越南共产党

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阮爱国）来到了桂林，在“八办”转运站路莫村住了一年，以桂林

“八办”为掩护，从事秘密活动。胡志明还通过“八办”成立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

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关心和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12

桂林“八办”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出色地履行了使命，成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2、桂林抗战文化城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抗战时期。

1937 年底，在战争爆发不足半年时间里，中国古都北平、南京和经济大都市上海就相继

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1938 年 10 月 21 日和 25 日，又有广州和武汉相继失

守，华中和华南的部分国土又沦入敌手。以武汉、广州沦陷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

略相持阶段，即抗战第二阶段。抗战阵线继续向西南收缩，战争形势的发展将桂林推到了

抗日斗争的前沿，使其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战略据点，在中国抗日阵营的政治、军事和社

会民生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抗战爆发后，人民流离失所，纷纷南迁。1938 年 10 月

武汉、广州失守后，11 月 12 日，刚刚由武汉撤到长沙的数十万军人、难民又遇到了长沙

全城大火，惊恐中，逃难的民众蜂拥般撤到衡阳、撤到桂林。

1938 年后中国大地烽烟四起，中日双方对抗进入相持阶段。桂林成为中国大陆仅剩的

几座未被日军占领并且具备相当抗战动员能力的后方城市之一，是广大南部和西南地区的

重要军事重镇和通往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在日军占领华北、华南和东南沿海后，还是通

往海外唯一一条最便捷的国际交通通道上的中继站。桂林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广西地方

实力派桂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广州、武汉沦陷后，短期内相继聚集了来自东北、华

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广大文化人、热血爱国青年和逃难的人流，同时又聚集有一

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作家和文化人等，城市人口也猛然剧增至原有人口的六七倍。

当时的桂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因此成为国统区著名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

从而影响全国、震动世界。

“桂林抗战文化城”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其之所以能形成：一是由于桂林独特的

地理优势，为当时广西省会，广西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又是西南交通枢纽，西通云贵

川，东达湘赣江浙皖，南及香港、越南、南洋，进退方便，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

区之一；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文化工作成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抗日文化

运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党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推动了桂系向坚决抗日的方向发展，

为文化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及桂林地方党组织，积

极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抗日文化工作战略，“团结一切抗日

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目标：反对民族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指明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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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桂林的共产党人以身作则，成为抗日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三是广西当局自身建设

及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态度。国民党桂系顺应时代潮流，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日，另一方面

为维护其半独立的统治地位，表示开明，招贤纳士，网罗人才，为建设广西献计献策，扩

大其力量和声势，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四是桂林城建设发展对桂林文

化城形成的有利支撑。“九•一八”事变之后,身为军人的新桂系干将、临桂会仙人吕竞存认

为，广西省会南宁接近广州湾，容易遭受袭击，建议建设桂林，以为后备。广西当局当即

委派吕竞存为桂林市政处处长，督办桂林市政，由此开启了桂林现代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自 1931 年始到 1936 年止，桂林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拓宽马路，建设了桂东路、

桂西路、桂南路、桂北路四条主干道（即现在的解放东路、解放西路、中山中路及部分中

山南路、中山北路）。除了修马路，新桂系还积极修建铁路、机场。抗战军兴，经过多年

的经营，桂林的立体交通格局已然形成，一跃成为东南与西南之间的交通枢纽，铁路、公

路、航空、水道四通八达。除了传统的水路运输外，公路有往北的桂黄公路、往南的桂柳

公路；铁路有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机场有李家村、二塘、秧塘三座机场，还开辟了多条

航线。

战前上海、北平是全国文化的中心，1937 年 7 月战争全面瀑发，中华民族万众一心

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随着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发生大转移：

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代表先进文化，领导全国进行持久抗战的司令部，许

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昆明——西南联大许多著名学者和一大批青年学生迁入，是中后期抗日文化活动的据

点；

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陪都，也是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然而重庆进步活动却难以

开展。

1938 年 10 月至 1944 年 9 月，桂林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以独特的地

理位置成为战略要地，是国、共、日三方争夺之地。中国共产党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推动

广西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成就了盛况空前中外闻名的抗战

“文化城”。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为中国人民浴血八年、战胜敌人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1000 多名国内外文化名人云集桂林，百余家书店、出版社林立，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社会科学、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美术、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蓬勃发展，

文化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桂林成了全国各地抗日文化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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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名人云集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主要标志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来到桂林的文化人士，共有 1000 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

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 200 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士，“留桂

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与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如文学方面有郭沫若、茅盾、巴

金、夏衍、柳亚子、王鲁彦、艾青、艾芜、胡风、邵荃麟、廖沫沙、周立波、司马文森、

周钢鸣、聂绀弩、端木蕻良、骆宾基、杨朔、秦牧、秦似等；戏剧方面有田汉、欧阳予倩、

洪深、熊佛西、蔡楚生、焦菊隐、于伶、阳翰笙、金山、瞿白音等；美术方面有徐悲鸿、

丰子恺、叶浅予、黄新波、刘建庵、赖少其、廖冰兄、李桦、周令钊、关山月、余所亚、

郁风、阳太阳、张安治等；音乐舞蹈方面有张曙、李凌、林路、赵讽、吴晓邦、戴爱莲等；

新闻方面有范长江、陈同生、徐铸成、孟秋江、王文彬等；专家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

千家驹、陈此生、张志让、金仲华、张铁生、陈翰笙、张锡昌、李四光等。一时间，如此

多的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奇观。

○2新闻出版兴旺发达，是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1938 年 10 月以前，在桂林出版的日报只有《广西日报》一家。10 月以后先后在桂

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桂

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桂林晚报》、《大公晚报》、《小春秋》等 10 余家。新闻机构

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中央社桂林分社、英国驻华大使馆

新闻处桂林分处、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等。在这些报纸和新闻机构中，《新华日报》、《救

亡日报》和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影响最大，在新闻界中起了进步的主导作用，

推动了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出版发行事业曾经盛极一时，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自 1938

年到 1944 年，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 178 家。众多的出版社、书店，分布

在桂林各主要街道，当时的桂西路（现解放西路）书店、出版最多，人们称为“书店街”。

1937 年至 1944 年间，桂林出版发行的图书杂志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共出版图书 2200

多种，杂志 200 余种，报纸 10 多种。每月平均出书 40 种，每种新书印数平均 3000 到

4000 册，期刊有的超过 1 万册。其中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刊物有《建设研究》、《中国农村》、

《新道理》、《青年生活》、《文化杂志》、《经济新闻》、《抗战文化》、《抗战时代》、《科学知

识》、《少年之友》等等。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

周恩来的《论目前形势和任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重庆出版的《群众》，延

安出版的《解放》和《中国青年》等杂志，也在桂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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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剧增。抗战初期，桂林有大小印刷厂不上 30 家。

抗战以后，据 1943 年 7 月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 109 家。每月生产用纸达 1 万令到

1．5 万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 3000 万字至 4000 万字。

我国著名的出版家赵家璧这样说道：抗战期间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 80%是由

它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假如以中国出版

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赵家壁：《忆桂林----战时的“出

版城”》，1947 年 5 月 18 日上海《大公报》）

○3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桂林是当时戏剧运动的中心之一，大批戏剧名人和戏剧团体来

到桂林，戏剧创作和演出非常活跃，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体有 70 多个，其中话剧

队 40 多个，著名的有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国防艺术社、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

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救亡剧团、新中国剧社等。

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夏衍、熊佛西、蔡楚生、丁西林、焦菊隐、于伶、阳翰笙、金山、

杜宣、瞿白音、孟超、李文钊、洪遒等知名剧人先后来到桂林，他们以抗战为主题，以服

务抗战为目的，大力倡导戏剧改革，开展戏剧创作和演出。当时桂林的戏剧演出十分频繁，

剧种丰富，剧目繁多。有话剧、歌剧、舞剧、桂剧、平剧、粤剧等剧种，话剧演出最为活

跃，抗战时期在桂林演出的话剧剧目有 360 多个，许多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编写的以抗

战为主题的剧目在桂林演出。主要有：田汉、洪深、夏衍的《风雨归舟》，田汉的《秋声

赋》，夏衍的《心防》、《愁城记》，曹禺的《原野》，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长夜行》，陈

白尘的《乱世男女》、《秋收》、《大地回春》，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等。

欧阳予倩倡导桂剧改革，先后改编了《梁红玉》、《桃花扇》、《人面桃花》、《木兰从军》、《渔

夫恨》、《烤火下山》、《断桥会》、《打金枝》等剧目，新编了《搜庙反正》、《胜利年》等现

代剧。田汉在桂林大力进行平剧改革，支持四维平剧社创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

《土桥之战》、《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编平剧。许多戏剧团体还经常举行各种公演，如纪念

一二八抗战七周年、《救亡日报》集资公演等，一些戏剧团体还深入桂林的城镇、农村、

学校进行各种抗战宣传演出活动。1944 年 2 月至 5 月举办的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简

称“西南剧展”），更把桂林抗战戏剧运动推向高潮。1944 年，经过中国剧运先驱欧阳予

倩、田汉和抗战剧运的中坚人物、中共党员吕复、熊佛西、瞿白音等的倡议和筹备，以庆

祝广西省立艺术馆落成为名，广邀粤桂湘滇黔鄂赣闽的戏剧团队来参观演出，在桂林举行

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剧展于 2 月 15 日开幕，

至 5 月 19 日结束，历时 3 个月零 4 天。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粤桂湘赣 4 省的 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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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团队和单位，895 人，加上大会工作人员，与会者近千人。演出的节目，有话剧 23

个，平剧 29 个，桂剧 8 个，歌剧 l 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

计演出 175 场观众达 10 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展出的资料有：剧运文

献，戏剧团队史，戏剧珍本，戏剧论著，作家手稿，创作经验，导演手记，舞台模型，化

装模型，戏剧脸谱，以及各种统计图表、剧照、图片、生活素描、宣传品等，共 1000 多

件，观众达 36000 多人次。在剧展期间，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西南

32 个戏剧团队的成员和特邀戏剧专家，共千余人。大会由欧阳予倩、田汉作了中国剧运的

报告，由 10 多个团队的代表作了本团队的工作报告，由熊佛西、张客、赵如琳分别作了

关于戏剧大众化、戏剧团队作风、中国艺术体系问题的专题报告，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华全

国戏剧界协会西南分会和制订剧人公约等 37 项提案，大会还举行了“戏剧运动路线”、“歌

剧的认识和改造并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制”等问题的专题座谈。此外，剧展大会

还组织了会外演出、电影观摩、球类比赛、诗歌朗诵会和游览等活动。

这次剧展，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筹委的 30 多名委员中，大会的组

织者、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坚人物，是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吕复、丁西林、

吴荻舟、徐洗尘、姚平等，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在参加演出展览的 20 多个戏剧团队中，

骨干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和剧宣四队、七队、九队。桂林文协组织

了由中共党员田汉、周钢鸣、华嘉和其他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剧展演出评剧团(亦称十人

团)，掌握评论的方向，正确开展对演出剧目的评论。剧展大会成立了有中共党员瞿白音、

张客等参加的剧展演出检讨会，以演出为中心，发动各团队人员对每个演出团队的工作作

风、艺术倾向和戏剧路线问题，进行评议和研讨，促进各团队互相观摩，交流经验，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剧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演出展览的众多节目，其思想内容

的主流是抗战、团结、进步。

西南剧展规模宏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当时评

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

它“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西南剧展被认为是“一次国统区抗日

进步演剧活动的空前大检阅”。

○4在音乐美术方面，桂林的抗日救亡音乐运动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兴起。武汉、广州沦

陷后，张曙、林路、吴伯超、陆华柏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先后来到桂林，他们出版音乐刊物，

创作新音乐作品，举办演出，推动了桂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音

乐刊物主要有《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与美术》、《音乐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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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刊物主要向大众介绍音乐理论、中外音乐家及其作品、交流各地音乐运动情况、刊载

抗战歌曲、普及音乐知识。在桂林的音乐家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张曙在桂林短短的一个

星期就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吴伯超创作了《中国人》、《伤兵之友歌》

等 10 多首歌。林路创作了《到游击队里去》、《战士的埋葬》、《江汉渔歌》、《萤火虫之歌》

等 5 首。舒模创作了《保边疆》、《同盟军进行曲》、《你这个坏东西》等 8 首。专业音乐团

体和群众歌咏团体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歌咏比赛和游行，演唱抗战歌曲，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据统计，抗战期间，在桂林的演唱会达 326 场，演出曲目达 318 首，《义勇军进行

曲》、《游击队歌》、《救国军歌》、《丈夫去当兵》、《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

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桂林广为传唱。音乐成为动员群众、鼓舞抗战的精神

武器。

抗战时期，大批美术家相继来到桂林，桂林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日救亡美术运动中

心。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桂林较知名的画家就多达 250 名，几乎集全国美术界高手于一

地。其中，著名木刻家有：李桦 、赖少其、黄新波、刘建庵、陈烟桥、温涛、杨秋人等；

著名的漫画家有：叶浅予、廖冰兄、余所亚、丁聪等；著名国画家：徐悲鸿、丰子恺、张

大千、何香凝、关山月等等；其它著名画家有：李铁夫、艾青、林半觉等。美术社团、院

校丛生，美术刊物、专著迭出。当时在桂的美术团体、院校，便多达 40 多个，有中华全

国木刻抗敌协会、国民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广西省立艺

术师资训练班等。艺术家在桂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美术作品，如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鸡

鸣不已》、《马》；李桦的《反攻》、《生死同心》；黄新波的《他并没有死去》、《胜利之夜》；

余所亚的《前线马瘦，后方猪肥》等等。这些作品紧密联系抗战现实，反映抗日救亡主题，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还开展各式各样的抗日美术活动。木刻和漫画界艺术家采用

“抗战门神”和“抗战年片”等通俗的大众化的美术形式，以及街头漫画展等形式，开展

抗日救亡宣传。通过举办美术展览，创办美术刊物，开办美术讲座和创作辅导班，开展抗

日救亡美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桂林共举办各种美术展览近 200 次，有时

一个月内就有十余个画展同时举行。《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木旬刊》、《木艺》、《耕

耘》、《艺术新闻》、《漫画木刻月选》等一批美术刊物在桂林创办。著名画家徐悲鸿主办的

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讲习班、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办的“漫画与木刻”讲座邀请

许多知名艺术家主讲，规模较大，影响甚广。这些美术刊物的创办、美术讲座和辅导班的

开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美术人才，促进了桂林抗日美术活动的深入和发展。

○5文学创作繁荣。抗战时期，一大批文化名流和知名作家云集桂林，他们在桂林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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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刊物，创作文学作品，出版文学书籍，使桂林的抗战文学运动异常繁荣，成为国统区

的一个重要文学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8 年至 1944 年，在桂林居住停留的作者近

400 人，如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艾芜、沙汀、王鲁彦、骆宾基、端木蕻良、王

西彦、司马文森、姚雪垠、谷斯范等。创办的文学刊物主要有《抗战文艺》、《野草》、《顶

点》、《青年文艺》、《自由中国》、《耕耘》、《前线》、《文艺》、《文学创作》、《笔部队》、《创

作月刊》、《文学批评》、《人世间》、《文学报》、《文学译报》、《种子》等。在桂林创作数以

千计的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近 40 部，中、短篇小说集近 120 部，短篇小说至少在 1200

篇以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耶酥之死》、《参孙的复仇》；

巴金的《火》；艾芜的《故乡》、《山野》、《落花时节》；司马文森的《雨季》、《大时代的小

人物》；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童年》、《北望园的春天》；谷斯范的《新水浒》等等。抗

战时期，桂林的诗歌创作也成果丰富，有众多诗歌刊物和副刊，聚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

知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桂林出版的诗集和诗论专著

约有 120 本，诗歌作品达 3000 篇，热情奔放的诗歌，曾经激励着千万人的抗战斗志。报

告文学、散文创作、儿童文学、文学翻译也成就显著，他们共同创造了桂林抗战文学的辉

煌。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创作，除了直接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以外，也有对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和社会黑暗一面进行揭露和控诉的，对于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要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一要研究延安，

二要研究桂林。延安抗战文化通过桂林而广泛传播，相互交流，南北呼应。60 余名延安文

化人在桂林发表作品。毛泽东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传播和抗战歌曲的传唱，成了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发表不久，即由三户印刷厂在桂林印刷，通

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发行，还向重庆等地提供该书的纸型。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抗战歌曲广为传唱，《黄河大合唱》在桂林首唱。

3、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国际因素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中

心，桂林的抗战文化城与世界民主、进步文化力量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成为国际反

法西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设立与国际接轨的思想文化机构

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1939 年 1 月 25 日，国际反侵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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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成立，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总部发来贺电。在次年 1 月 23 日召开

的桂林支会第 2 次会员大会上，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进入了理事会，使桂林支会成为了

文化界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很多国际文化人士如鹿地亘（日)、李斗山（朝鲜）、史沫特

莱（美）等，在桂林支会的支持下从事反侵略战争的文化活动。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发起人和理事会中都有越南人士参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日

后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范文同（时名林伯杰）。这是中越两国共同的文化团

体，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举办了一系列抗日援越座谈会与国际形势展望、声

援越南人民抗日斗争的演讲会。此外，越南文化人通过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经常在桂林报

刊杂志发表各种形式的文章，宣传抗战的意义与抗战的英雄模范事迹，鼓励越南人民反侵

略斗争。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该会于 1939 年 10 月 1 日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向苏联学习

与声援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活动，如 1939 年 11 月 7 日是十月革命 22 周年，为了纪念

这个节日，桂林的《救亡日报》出版了纪念专刊，其中发表了毛泽东的特稿《苏联利益与

人类利益的一致》；举行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 22 周年庆祝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向苏联政府

和斯大林发出贺电，会后，举行了文艺演出。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朝鲜义勇队”“越

盟桂林办事处”等在桂林设立机构开展抗日文化活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也在桂林设立

分处。

○2开展面向国际的文化活动

结合抗战与反侵略斗争召开形势报告与座谈会。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紧扣中国抗战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工作期间，先后被请到广西大学、

广西学生军、国际宣传委员会等单位作过《日本总动员方案》、《第二期抗战中注意三点》、

《中日战争的现阶段》、《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共同对日本帝国主义》等演讲。这些演讲。

热忱地回顾了中日两国人民自古至今的传统友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日

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者的统治，才有和平和幸福。”

及时对国内抗日与世界反侵略斗争的大事作新闻报道。例如：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救

亡日报》马上作了新闻报道，揭露希特勒的侵略暴行，其后，《野草》、《文学创作》、《诗

创作》、《广西妇女》、《文艺杂志》、《青年文艺》等刊物，就德帝国主义侵苏间题发表评论，

谴责希特勒的野蛮行径，号召中苏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希特勒。如上所述，桂林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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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反侵略的，与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有鲜明的国际性。

走出桂林到国际上宣传抗战。抗战期间，桂林文化界遵照中国共产党安排，经常派出

文艺团体或文化人到南洋各国进行抗战文化活动。1941 年秋，演剧二队在金山、王莹带

领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了《台儿庄之战》、《塞上风云》、《放下你的鞭子》等

剧目，向各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战，鼓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同时与各国进

行文化交流，促进中外文化的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3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和其它文学作品

桂林抗战文化，其中翻译出版了世界名著和其它文学作品，它们的出版发行，成为桂

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桂林文化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把国外的介绍进来

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 这是桂林文化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桂林文化

人纷纷地把国内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到国外出版发行；另一方面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

品或其它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除介绍世界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

就，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外，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还大量翻译出版了当代各国反法西斯文学

作品。

桂林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彰显全国广大文

化工作者、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和桂林人民为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伟

大历史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城亲历者、作家秦似说“我们更不能忘记，桂林文化城对于在抗日大后

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

这一段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紧密相关，

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是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

（四）桂林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沃土，是西南革命思想文化的重镇

马克思主义在桂林的传播，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共党员李征凤、谢铁民等

传入《马克思小传》《列宁的故事》《阶级斗争浅说》以及《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在

当时的进步组织“新中国学社”中传阅。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家、

早期马列主义思想传播者、早期中共理论家来到桂林，从事文教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培养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基层干部、进步青年，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氛围。

1.广西师专播撒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

1932 年秋，中共早期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杨东莼来到桂林，担任广西省立

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杨东莼与朱克靖、薛暮桥等在课堂上传授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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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首次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西高校的传播历程。杨东莼革

新了传统的师范课程，开设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如：社会进化史、中国通史、自然

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伦理学、文学概论、世界大势等课程，启发学生用新的

观点去分析时事和社会问题，充分认识时代和社会，明白社会变革的道理，了解当时革命

形势与前途。在杨东莼离开广西师专以后，广西师专办起了剧团、校刊《月牙》、《普罗米

修斯》壁报等，继续坚强地担起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使命。然而，这所被称为

“小莫斯科”的大学很快就于 1936 年秋被广西当局撤销。

尽管广西师专被撤销，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早已播撒八桂大地。广西师专的毕业生分

布在广西各地中学任教，以学校和讲台为阵地，半公开地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1936 年，刚毕业的师专学生刘敦安、梁寂溪、凌焕衡入党，

随后发展了陶保桓、郭英布、路伟良（杨江）、曾世钦等在校学生入党，建立了广西高校

第一个学生党支部。同年 9 月，陶保桓、曾世钦和校外党员重新建立了中共桂林党支部。

2.进步书店广泛铺开马克思主义传播

1938 年起，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公

益社先后在桂林开业，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刊。生活书店出版了马

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论丛》，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财

产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新知书店则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国际纲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将这些马克思主

义书籍传播到西南地区。1938 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到桂林出任广西大学教授，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以他的著作《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为教材，生活

书店以最快的速度进货，确保学生人手一册。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查

封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但进步的火种已经照亮了无数革命青年的人生前路。

3.进步文艺活动掀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热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桂林丰富多彩的进步文艺活动助推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空前繁

荣，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热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林路筹备演

出工作，于 1940 年 7 月 20 日在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夏

衍编剧的四幕剧《心防》于 1942 年 12 月 6 日正式在广西剧场公演，好评如潮，并由此

引发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大讨论。在抗战期间，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创作的抗战剧本

与进行的公演数不胜数，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团结力

量，是马克思主义以爱国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为主要展现的戏曲性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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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是活跃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将爱国主

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信仰结合起来，弥合不同政治立场，共同讴歌抗战。周恩来、

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作出表率，多次对桂林各界人士发表演

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民众，增强抗战信心。在此鼓舞下，桂林各界人士走出书房、

教室，走向农村、街头、战场，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剧本、美术、

音乐作品宣传抗战，如田汉的《岳飞》、欧阳予倩的《梁红玉》等。深入人心的进步文艺

活动广泛凝聚共识，积蓄和加强桂林各界人士力量，形成工农兵商学共同讴歌抗战的局面。

“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有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广泛的传播。自 1938 年到 1940 年这三年间，

在桂林的文化市场上，马列主义著作品种之多和读者之众，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影响之

深远，在解放前桂林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自 1938 年起，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

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先后在桂林开业，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进步

的哲学社会科学书刊。生活书店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论丛》、

《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费

尔巴哈论》、《恩格斯论“资本论”》，列宁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帝国主义——资本

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民

族问题》等。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郭大力、王亚南译）。

新知书店则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党

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

等。此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马恩通讯集》等，列

宁的《左派幼稚病》、《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论

国家》以及《列宁选集》等则由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供应。

(五)桂北人民迎接解放的农村武装斗争为广西和大陆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 年 3 月 8 日，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为开

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

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同年 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横县会议具体部署了全省的武

装起义工作。

桂林市是国民党桂系集团统治的中心，在桂林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对

桂系军队有直接的牵制作用，同时形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和冲击。6 月下旬，为及时策应桂

东地区的起义行动，中共桂北区特派员肖雷和桂林市工委负责人、灵川特支书记阳雄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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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灌（阳）特支书记邓崇济等５人，在灵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桂北起义领导

小组，以党员和抗日时期的游击队员为骨干，发动基本群众和从城市回来的学生组成起义

队伍，7 月 25 日统一在灵川和全州、灌阳三县的 10 个点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口号为

“破仓分粮”“反内战，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等。

7 月下旬，起义在灵川和全州、灌阳接连举行。全灌方面由于声势浩大，起义队伍遭

到敌人的重兵“围剿”，队伍被打散，起义骨干大部分转移外地，其中一部分进入灵川起

义队伍。9 月 5 日，在桂林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龙胜县组织发动了

小江起义，在敌人镇压下，少部分人员继续坚持分散隐蔽斗争。

10 月，在新成立不久的中共桂柳区工委的领导下，汇聚在灵川的起义人员组成统一的

游击队，正式命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同时建立游击队党支部，要求稳定部队，加强学习，

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信心和决心，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小股活动，待时机成熟时北上全灌

地区，寻求更大发展。

1948 年 3 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抗征队改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并按活动区域建立

一支直属主力部队和 5 支地方部队，党组织也更名为特别支部，各部队建立下属支部。翻

身队主力和重点向全灌地区发展，拓展游击区域。11 月，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上级指示，

游击队党组织扩展为中共桂北地方工作委员会。1949 年 6 月，中共广西农村工作委员会

书记李殷丹到翻身队检查指导工作，召开桐塘会议，指示队伍扩展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

并建立支队和大队，进一步大力发展武装斗争，主动出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确定了

与南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会师联络暗号。同时，加强充实了地工委和游击总队实领导力量，

并要求在大力发展党员做好党建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做好群众工作

和部队的整训工作以及统战工作。由此，桂北武装斗争进入大发展时期。10 月，桂北总队

与发起广西战役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取得联络，相继向部队提供广西敌情和民情，并开展

迎接解放的支前工作。11 月中旬，桂北总队与解放军进军广西的中路军前锋胜利会师，配

合解放军陆续解放桂林市和桂北 10 个县，彻底摧毁国民党在桂北的反动统治，进而建立

起新的人民政权。

至 1949 年 11 月桂林解放前夕，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拥有 2 个支队、12 个大队，人数

达到 4700 余人，活动在桂林市周边的 10 个县，建立了超过 100 万人口的游击区，形成

对桂林市的包围态势，为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白崇禧军事集团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在两年半的桂北农村武装斗争中，党领导的桂北游击队共进行大小战斗 300 余次，歼敌

7000 余人。但游击队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共有 360 余人英勇献身，其中党员 36 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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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级以上干部 6 人。

桂北农村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

场的一部分，桂北游击队成为一支在国民党统治区牵制敌人后方兵力的重要有生力量，是

党领导的广西各地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时间最长、队伍人数最多、取得歼敌人数最多的一

支游击队，为桂林乃至广西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桂北武装斗争发展壮大了党的

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人才，成为新中国新生的桂林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干部的

重要来源。再有，桂北农村武装斗争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为新生人民政权的

稳定和建设事业创造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桂北游击队对广西和大陆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及渡

江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成规模的重兵集团只剩下盘踞在

川康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集中在鄂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其中尤以白崇禧集团以新桂系

部队为基干，在解放战争中较少与解放军正面交锋，成为解放大陆全境的一大障碍。衡（衡

阳）宝（宝庆）战役后，白崇禧集团迅速退往广西境内，妄图依托山川天险，背靠新桂系

老巢广西，做垂死挣扎。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桂北游击队，不啻是插在白崇禧集团背后的

一把尖刀，极大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桂林及全广西的胜利进程。当时的报纸记录了人

民解放军一位领导的话：“我们从北打到南，后一段路处处困难，最大困难是粮草供应紧

张，不识民情，难找向导，社会秩序混乱。没想到进入桂北后处处方便，什么困难都得到

妥善解决，使我们好像又是经过解放区，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歼敌人’。”（1949 年 12 月 4

日《广西日报》）。由于新桂系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强的地方军阀势力，又一度主持国民党

中央政府，白崇禧集团的覆灭，极大地震撼了尚未解放的西南、西北各地国民党军，从而

大大加快了大陆全境解放的进程。

本章，我们对发生在桂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分析。将其归纳起来，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可以表述为：桂林是孙中山提出的“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萌芽地，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早推动地和最早实

践地；是红军长征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和第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实践民

族政策的地域；是共产党早期理论家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沃土，西南革命思想文

化的重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书籍的出版中

心；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

要认识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不能孤立的、割裂的、就事论事的看待发生在这

片热土上的革命事件和现象，而是要将其放到历史的时空坐标中，有机的、比较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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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找出桂林的特点，又要从桂林城市自生的演进轨迹中去寻

找规律，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桂林这座城市。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认真探寻在桂林这片热土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不难发

现，在中国革命的每个不同阶段，桂林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民主主义的每一个历史阶

段，我们都能看到一抹“桂林红”，红色是桂林这座城市的底色之一。我们要认识到，桂

林不仅是世界级的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一座充满革命基因的红色之城。

三、充分认识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打造桂林红色之城的几点建议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西时指出，广西红色资源丰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做到学史增信。桂林是广西红色资源大市，红色资源类型丰富，品

级高，涉及现代革命的各个阶段，许多资源涉及国家层面，如红军长征、抗战文化城等。

目前，桂林在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形成了

全社会共同关注，多部门联动的红色文化热潮，但仍有一些不足，如：对桂林红色历史的

学术研究不足、缺乏党史展示场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缺乏有效整合和统筹等。针

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由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红军长征文物资源得

到了高度重视和有效保护，当前桂林红色历史遗迹遗址虽然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

设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护和修缮，但是仍有很多红色遗迹遗址年久失修，许多红色文物

散佚在民间，没得到与其蕴涵的意义、精神、价值对等的重视和保护，随着时间推移，有

着湮灭的危险。要切实加强桂林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党史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积极向中央、自治区争取资金、项目和技术支持，对桂林现

存红色遗迹遗址进行系统化修缮保护，征集并保护好一批红色文物，作为保护和传承桂林

红色文化的基础。

(二)深入开展桂林红色历史研究。尽快制定出台桂林红色资源开发和红色文化传承总

体规划。构建大党史研究格局，为打造桂林红色之城提供学术支撑。由党史研究室、社科

联、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等单位牵头，认真梳理桂林红色历史中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予以

发布。发挥桂林高校研究人才众多的优势，逐步推出一批研究成果，为讲好桂林红色故事，

打造桂林红色之城提供史学基础。

(三)建设桂林党史馆或桂林现代革命史馆。桂林文博资源丰富，展览和陈列多姿多彩，

但独缺党史馆，缺乏现代革命史这一环。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已建设党史馆，桂林党

史馆的建设曾经提上议事议程，但因故停顿。建议重启建设桂林党史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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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筹规范、提升桂林党史精品课程。近年来，桂林市在党史精品课程的规划、组

织、设计上着力颇多，桂林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倾心打造，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精品课程不多，由于课程需求较大，渠道众多，授课质量良莠不齐，

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五)推动红旅融合，活化传承红色基因。建设湘江战役干部学院，推动湘江战役干部

学院列入中央、自治区党性教育基地。精心设计集游览参观、沉浸体验、深度讲解、历史

再现为一体的研学路线，打造红色研学基地。集合桂林各高校的人文社科研究力量、美术

设计艺术家力量，把深刻的思想、鲜明的符号、创新的设计与产品的实用性、独特性结合

起来，设计一系列高品质、有内涵的红色之城文创产品。编排制作一批具有特色的红色题

材演艺节目、实景演出、文艺作品，推动红色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六)加强红色文化交流。强化与长征沿线城市、革命老区城市在红色文化的交流合作，

举办全国性的红色文化交流论坛、会议，推动在桂林设立常态化的红色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打造桂林红色文化交流合作中心。

结语：

桂林不仅是国际旅游胜地、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一座充满革命基因的红色之城，在中

国现代革命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桂林，是风云激荡的现代百年革命史上几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在这里，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第一次握手，开

启了大革命的序幕；在这里，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保

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及其统率下的人民军队，第一次践行了党的民

族政策。

桂林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出版、印刷的书籍、期刊、报纸，源

源不断地为身处国统区的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各界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创作了大量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桂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

分子在这里辛勤耕耘，播撒下共产主义的火种，有的人还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如熊得山）。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之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用好广西

的红色资源做出指示之时，我们更要清醒地识到桂林在现代史革命史上的地位，增强文化

自信，讲好桂林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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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研究》课题组

课题顾问：覃澍

课题组长：凌世君

课题组成员：黄利明、覃灵、张林喜、谢婷婷、刘丽芳

参考资料: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708/c437911-32152777.html

2、《红军长征过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3、《桂林抗战纪实》 漓江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4、《红军长征突破湘江》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 2 月

5、《桂北文献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 内部发行 1988 年 6 月

6、《丰碑——桂林红色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7、《中国共产党桂林历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8、《广西抗战文化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9、《桂林抗战文化史》漓江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10、《国父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65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