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2

克罗恩病患者停用英夫利西后短期和中长期复发风险相关的独特生物学特征

背景：在停用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 IFX）治疗的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患

者中，短期复发（＜6 个月）和中长期复发（＞6 个月）风险与独特生物学特征有关（STORI

研究）。在此，我们的目的是在一个独立研究中验证这一发现的外部有效性（SPARE）。

方法：SPARE 研究纳入了 211 名 CD 患者(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 64 个中心)，这些患者必

须获得无激素缓解期超过 6 个月，且接受 IFX 联合免疫抑制剂(IS)超过 8 个月，然后随机分

为三个组:继续联合治疗组，停止 IFX 组和停止 IS组。停止 IFX组用于外部验证我们在 STORI

研究中的发现。为此，在 SPARE 研究(停止 IFX 组)中我们使用相同的技术检测了在 STORI

研究基线血清中发现的 161 种蛋白质:选择性应答监测(SRM, 67 例患者中测量到 69 种蛋白

质)或邻近连接技术(PEA, 63 例患者中测量到 92 种蛋白质)。在分层队列(复发＜6 个月或＞

6 个月)和非分层队列中，采用单变量 Cox 模型确定血清蛋白水平与复发时间(HR:危险比及

其相关统计)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图 1(SRM)和图 2 (PEA)描述了 STORI 研究和 SPARE 研究中短期（＜6 个月）或中

长期（＞6 个月)复发风险一致相关的蛋白标志物。火山图中显示的标志物清晰地表明了短

期和中长期复发者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图 3-4)。这也证实了只有 ORM1 可以作为短期和

中长期复发的相同标志物(图 1-2)。在 STORI 研究和 SPARE 研究中（图 1-2-3），短期复

发的风险与高血清炎症标志物(IL6、CRP、HPR、ORM1, LRG1, HP, CP, APCS, ITIH3），

补体成分（C8B，C4B），凝血蛋白（F9，SERPIND1），树突细胞标志物（LAMP3, CLEC4C）

以及补体成分（MASP1）的低血清水平等相关（p<0.05）。在 STORI 研究和 SPARE 研究

中（图 1-2-4），中长期复发风险和补体成分（CFB）的高血清水平和蛋白酶抑制剂

（SERPINA4）、生长因子（FGF2）、抗炎细胞因子（IL10）的低血清水平有关（P＜0.05）。

对于其他蛋白质，STORI 和 SPARE 表现出收敛趋势（convergent tendencies）(p<0.01;

图 1-2-3-4)或差异(图 1-2)。

结论：我们确证，在停用 IFX 的 CD 患者中，短期复发和中/长期复发和特定的生物学特征

有关。短期复发的风险和残存的炎症密切相关，而描绘中长期复发风险的生物学图景似乎不

太清楚。

PEA 标志物描述了 STORI 和 SPARE 中短期和中/长期复

发的风险

SRM 标志物描述了 STORI 和 SPARE 中短期和中/长期复发

的风险

SPARE 数据中短期复发

人群中 SRM 标志物的

HR p＜0.1，

SPARE 数据中中/长期复

发人群中 SRM 标志物的

HR p＜0.1，

SPARE 数据中短期复发

人群中 PEA 标志物的

HR p＜0.1，

STORI 数据中短期复发

人群中 SRM 标志物的

HR p＜0.1，

STORI 数据中中/长期复

发人群中 SRM 标志物的

HR p＜0.1，

SPARE 数据中中/长期复

发人群中 PEA 标志物的

HR p＜0.1，

STORI 数据中短期复发

人群中 PEA 标志物的

HR p＜0.1，

STORI 数据中中/长期复

发人群中 PEA 标志物的

HR p＜0.1，

SRM 和 PEA 描述了

中短期复发的风险

SRM 和 PEA 描述了

中短期复发的风险

SRM 和 PEA 描述了

中短期复发的风险

SRM 和 PEA 描述了中中/长期复发的风险 SRM 和 PEA 描述了中中/长期复发的风险

SRM 和 PEA 描述了中中/长期复发的风险

OP03

高稳定的表观基因组范围的外周血 DNA 甲基化标记准确预测克罗恩病患者对阿达木单抗、

维得利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的内镜应答:EPIC-CD 研究

背景：尽管生物疗法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患者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

很多患者出现了原发性失应答或随时间推移出现继发性失应答。因此，预测治疗效果的生物

标志物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先前的表观基因组范围关联研究将 DNA 甲基化差异与 CD 特异

性表型相关联，提示其在分类和预测治疗效应方面的潜在用途。

方法：我们使用 Illumina EPIC BeadChip 阵列前瞻性地收集和测量了 184 名成年 CD 患者

在接受阿达木单抗(ADA)、维得利珠单抗（VEDO）或乌司奴单抗(USTE)生物治疗前(T1)

和中位 28 周(T2)后的纵向外周血 DNA 甲基化特征，其中 n=88 为研发型队列，此外又独立

收集了内部验证队列(n=96)。应答(R)定义：内镜应答(SES-CD 评分降低≥50%)和无激素临

床应答(HBI 下降≥3 点或 HBI≤4 且未使用全身性激素)和/或生化指标应答(c 应答蛋白(CRP)

和粪便钙卫蛋白降低≥50%或 CRP≤5 g/mL，粪便钙卫蛋白≤250µg/g)的结合。利用稳定性

选择梯度增强对 T1 样本进行生物标志物鉴定和分类分析，而 T2 样本和类内相关性(ICC)

数据用于评估我们所鉴定的 CpG 位点的长期稳定性。

结果：共纳入使用 ADA 患者 58 例(NR=29, NNR=29)，VEDO 患者 64 例(NR=36, NNR=28)，

USTE 患者 62 例(NR=30, NNR=32)。在治疗前（T1），我们确定了 100 个 ADA-、22 个 VEDO和 68 个 USTE 相关的 CpG 位点，这些位点结合在一起，在验证对临床和内镜应答的预测

时具有较高的准确性(AUC ADA=0.73, VEDO=0.89, USTE=0.9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

些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在 T1 和 T2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无论炎症状态和治疗干

预如何，在诱导和维持治疗期间甲基化水平都是稳定的。此外，大多数 CpG 位点(＞60%)

表现出长期的超稳定性(ICC 值≥0.90)。此外，对这些 CpGs 的基因标记提示药物特异性参

与 TNF 信号、内皮细胞-细胞粘附、整合素依赖性 t 细胞归巢（homing）、先天免疫系统和

Th17/ Treg 分化，证实了每种药物的作用模式。

结论：我们报道了 3 组经过验证的高度稳定的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它们可以预测 ADA、

VEDO 或 USTE 治疗的 CD 患者的临床和内镜应答。作为 EPIC-CD 和 OMICROHN 临床研

究一部分的额外外部和临床验证目前正在进行中。

基线 开始生物

制剂治疗

应答评估

应答

无应答

稳定性分析

随访 26-52 周

探索队列（n=88）

ADA(N=28)VDZ(N=30) USTE(N=30)

验证队列（n=96）

ADA(N=30)VDZ(N=34) USTE(N=32)

DNA 甲基化（EWAS）

ADA 模型 VDZ 模型 USTE 模型

CRP Fc CRP

（2）模型优化和内部验证

（1）发现标志物

Fc

OP04

upadacitinib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3 期临床研究中生物制剂和抗 tnf 应答不足患者的后

分析

背景：Upadacitinib (UPA)是一种口服选择性、可逆的 JAK 抑制剂，在一项Ⅲ期临床研究项

目中证明了对中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这项事后分析评估了

一项Ⅲ期研究中 UPA 在治疗后应答不充分 (IR:接受了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戈利木

乌司奴单抗

性别 n(%)

-女性

年龄-年

地域背景 n(%)

-高加索人

C 应答蛋白 mg/L.median (IQR)

钙卫蛋白 mg/L.median (IQR)

基线总 HBI,mean±SD or median(IQR)

基线总 SES-CD, median(IQR)

疾病部位 n(%)

-回肠疾病（L1）

-结肠疾病（L2）

-回结肠疾病（L3）

-上消化道受累（L4）

疾病表现 n(%)

-没有狭窄无穿透（B1）

-狭窄（B2）

-穿透（B3）

-肛周疾病（p）

IBD 相关手术史 n(%)

联合治疗 n(%)

-免疫抑制剂

-强的松

治疗史 n(%)

-免疫抑制剂

-Anti-TNFs

-维得利珠单抗

-乌司奴单抗

吸烟 n(%)

-从不

-经常

-以前吸过

应答评估的血清药物浓度(μg/ml), median(IQR)

维得利珠单抗

表一：基线特征

阿达木单抗

单抗、维得利珠单抗或乌司奴单抗诱导方案中至少一种后仍持续活动的 UC)，失应答或对至

少一种生物制剂不耐受（bio-IR）或 anti-TNF 制剂不耐受（anti-TNF-IR）患者中的使用情

况。

方法：在 U-ACHIEVE 研究或 U-ACCOMPLISH 研究中，以 UPA 45 mg QD 诱导治疗 8 周

(wk)后临床应答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U-ACHIEVE 维持研究中，分别以安慰剂 (PBO)、UPA

15 mg 或 UPA 30 mg QD 维持。本文评估了在 8 周诱导和 52 周维持治疗后 non-bio-IR 患

者、bio-IR 患者和 bio- IR 人群中 anti-TNF-IR 患者中 UPA 的疗效。

结果:总的来说，诱导治疗后可分析患者包括 508 例 bio-IR 患者(总数的 51%)和 464 例

anti-TNF- IR 患者(bio-IR 患者的 91%)，维持治疗后可分析患者包括 336 例 bio-IR 患者(总

数的 49%)和 306 例 anti-TNF- IR 患者(bio-IR 患者的 91%)。在 non-bio-IR、bio-IR 和

anti-TNF- IR 亚组诱导第 8 周分析的所有临床终点上，UPA 明显比 PBO 更有效(图一；表一）;

在维持期第 52 周，在主要终点—临床缓解方面 (根据改良 Mayo 评分)，两种 UPA 剂量在

各亚组中都比 PBO更有效(图二)。在诱导期第 8 周和维持期第 52 周，对于 non-bio-IR、bio-IR

和 anti-TNF- IR 亚组分析显示，UPA 每种剂量与 PBO 调整后的应答率在大多数临床终点上

大致相似。在维持期第 52 周，除了 non-bio-IR 中患者粪便钙卫蛋白与基线相比的结果，UPA

30mg QD 在所有终点上都比 15mg QD 有更好的疗效，non-bio-IR、bio-IR 和 anti-TNF- IR

患者的结果大体相似(表二)。

结论：在 UC 患者中，在 non-bio-IR、bio-IR 和 anti-TNF- IR 患者中，UPA 在 8 周诱导期

和 52 周维持期治疗后获得临床缓解的患者明显多于 PBO。在 bio-IR 和 anti-TNF- IR 患者

之间观察到的疗效大致相似，这与先前发表的总体人群的结果一致。这些发现表明，无论之

前是否使用抗 TNF 药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治疗，UPA 对 UC 是有效的。

图一. 接受 UPA 45mg QD8 周诱导治疗后，non-bio-IR, bio-IR 和 anti-TNF-IR 患者的临床缓解

表一：接受 UPA 45mg QD 8 周诱导治疗后，non-bio-IR, bio-IR 和 anti-TNF-IR 患者的疗效

有效性分析在接受一剂治疗药物以上的患者中进行（ITT 人群） ap＜0.001 vs PBO

每一个改良 Mayo 评分的临床缓解（定义为改良 Mayo 评分≤2，SFS≤1 且 不超过基线，RBS=0 ES≤1 without friability ）

Δ，差异；anti-TNF,抗肿瘤坏死因子；bio，生物制剂；CI，可信度；ES，内镜亚评分；IR，不充分应答；ITT，意向性治疗；PBO；对照组； QD，一

天一次；RBS，直肠出血亚评分；SFS，大便频率亚评分；UPA，upadacitinib

各组和对照组调整后应答率的差异%（95% CI）

OP07

炎症性肠病患者肾脏和泌尿系统并发症的绝对和相对疾病风险

背景：肾脏相关并发症被认为是炎症性肠病(IBD)相对常见的肠外表现，但绝对风险尚未阐

明。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分析瑞典斯德哥尔摩全部人群的临床诊断和评估的肾小球滤过率

(eGFR)趋势，全面描述 IBD 患者肾脏相关并发症的负担。

方法：我们纳入了 1,682,795 名受试者，他们必须年龄大于等于 11 岁，无 IBD 或慢性肾脏

疾病(CKD)诊断，在 2006-2018 年期间测量了 eGFR。我们分析了发生 IBD(暴露随时间变

化)与 CKD 诊断、急性肾损伤(AKI)、肾结石或继发性淀粉样变的风险，以及与 eGFR 从基

线下降至少 30%或肾衰竭(统称为 CKD 进展)的复合风险之间的关系。在随访 5 年和 10 年

后计算绝对风险，用 Cox 回归计算相对风险。我们分别比较了肾脏相关的总体风险和克罗

恩病(CD)以及溃疡性结肠炎(UC)的风险。

结果：中位随访 9 年后，10,117 名受试者新诊断为 IBD，平均年龄为 45 岁。与非 IBD 期相

比，发展中的 IBD 与更高的相对风险相关:诊断为 CKD 的风险的 HR (95% CI)为 1.24

(1.10-1.40)，CKD 进展的风险为 1.11(1.00-1.24)，这两个事件综合结局 HR 为

1.25(1.14-1.36)。在诊断为 IBD 后的 10 年内，6.4%(5.8-7.0%)的受试者被诊断为 CKD，

11.4%(10.4-12.4%)有临床相关的 eGFR 降低。与非 IBD 期相比，IBD 患者 AKI (HR 1.97

[1.70-2.29];10 年绝对风险 3.6%)、肾结石 (HR 1.69 [1.48-1.93]; 1010 年绝对风险 5.6%)

和继发性淀粉样病变(HR 2.77 [1.44-5.35]; 10 年绝对风险 0.2%)的风险也更高。一般来说，

CD 患者比 UC 患者表现出更高的绝对和相对肾脏风险。

结论:10%的 IBD 患者在诊断后 10 年内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其中许多事件无法通过诊断

方法识别。这与 AKI 和肾结石的高风险一起，强调了 IBD 患者监测肾功能并建立转诊到肾

脏/泌尿科护理方案的必要性。

OP08

维得利珠单抗治疗伴慢性储袋炎的 IBD 患者的粘膜愈合率:来自 EARNEST 的证据，一项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

背景：粘膜愈合(MH)是炎症性肠病(IBD)的重要治疗目标。维得利珠单抗（VDZ）是一种肠

道选择性抗淋巴细胞迁移制剂，已经显示出实现 MH 的潜力。EARNEST 是一项 VDZ 治疗

慢性储袋炎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是一个健全的数据集，系统地收集了从发炎的储袋

黏膜到进一步暴露于 VDZ 对粘膜影响的数据。

方法：EARNEST 研究评估了在 0、2、6、14、22 和 30 周静脉注射 VDZ (300 mg)与安慰

剂(PBO)对患有活动性慢性袋炎的成年患者(患者)的疗效，尽管他们为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在

接受直肠结肠切除术和回肠袋-肛门吻合术后接受了抗生素治疗。在基线、第 14 周(W)和第

34 周均采集内镜图像并集中阅片。评估总溃疡和 SES-CD(修改为适用于单个肠段)。显微

镜下的炎症应答也用储袋炎疾病活动指数(PDAI)组织学成分进行评估。预先指定的探索性终

点包括总溃疡和 SES-CD 缓解的变化(评分≤2);MH 定义为 SES-CD=0 + PDAI 组织学评分≤

1(无/轻度多形核白细胞浸润，无溃疡)。以 MH 状态探索粪便钙卫蛋白(FCP)水平。在第 14

周评估有/无MH患者的PDAI缓解(评分＜7分及较基线降低≥3分)和炎症性肠病问卷(IBDQ)

缓解(评分≥170)。

结果：共有 98 例患者进行了内镜评估(VDZ n=48;PBO n = 50)。相比于 PBO，VDZ 组患者

的溃疡/糜烂在基线时更高，但在 14 周和 34 周时缓解程度更大(表 1)。相比于 PBO，接受

VDZ 治疗的患者更多出现了溃疡表面积减小，溃疡/糜烂完全消失，SES-CD 缓解。在第 14

周, 使用 VDZ 的患者有 7/42(16.7%)达到了 MH，,而 PBO 只有 1/40(2.5%)。在 14 周达到

MH的7例VDZ患者在14周和34周时PDAI均缓解；6/7(85.7%)的患者在14周实现了IBDQ

缓解，5/7(71.4%)的患者在 14 周和 34 周均实现了 IBDQ 缓解。在接受 VDZ 治疗 14 周后

未达到 MH 的 35 例患者中，11/35(31.4%)在 14 周达到了 PDAI 缓解，11/35(31.4%)在 34

周达到 PDAI 缓解，9/35(25.7%)在 14 周和 34 周同时达到 PDAI 缓解；13/35(37.1%)在 14

周实现了 IBDQ 缓解，17/35(48.6%)在 34 周实现了 IBDQ 缓解，12/35(34.3%)在 14 周和

34 周同时实现了 IBDQ 缓解。MH 与 FCP≤250µg/g 相关，未达 MH 的患者中，约 40-60%

的患者 FCP ＞250µg/g(表 2)。

结论：基于储袋黏膜内镜/组织学结果以及患者报告结局的改善，得出结论与 PBO 相比，

VDZ 与炎症标志物更好的控制有关。

OP09

40 年不同治疗时期溃疡性结肠炎的长期结肠切除术率——1977-2020 年间以西匈牙利人群

为基础的初始队列研究结果

背景：很少有基于人群的研究调查了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长期结肠切除术率。本研究

是 Veszprem IBD 人群队列研究的延续，其对发病率和病程进行了 40 多年的随访。本研究

的目的是评估匈牙利西部的维斯普雷姆省 40 年不同治疗时期的结肠切除术率。

方法：患者纳入时间为 197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患者随访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收集住院和门诊记录，并在诊断时和临床随访期间进行全面审查。根据蒙特

利尔分类对疾病程度进行评估。根据 UC 诊断的时间，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检查结肠切除术率

和病程;队列 A(1977-1995)、队列 B(1996-2008)和队列 C(2009-2018)。

结果：分析了 1370 例 UC 患者的数据(男性/女性:702/668;中位诊断年龄:37 岁(y) [IQR:

26-51])，中位随访 17 年(IQR 9-24)。在整个随访期间，结肠切除术总发生率为 76/ 1370。

诊断时广泛结肠炎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A/B/C 组为 24.2% / 24.3% / 34.9%;p =

0.001)。总体免疫抑制治疗率在队列中增加(11.3% / 20.9% / 34.4%;P＜0.001)，诊断后 5

年内开始生物治疗的概率增加(0.0±0% / 3.3±0.7% / 13.9±1.8%;pLogRank＜0.001)。在 A、

B 和 C 队列中，从直肠炎(E1)到左侧结肠炎/广泛结肠炎(E2/E3)或从左侧结肠炎(E2)到广泛

结肠炎(E3)的近端疾病进展的累积概率无显著差异(Longrank=0.482)。10 年、20 年、30 年

的累计结肠切除术率分别为 4.1±0.6%、6.3±0.8%、8.8±1.2%。A / B / C 队列间结肠切除

术的累积概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5 年时为 1.7±0.7% / 2.2±0.6% / 3.7±1.0%；10 年时

3.5 ± 1.0% /3.9 ± 0.8% / 4.5 ± 1.2% ； 20 年 时 6.9 ± 1.4% / 5.3 ± 1.0%( 队 列

A/B)[pLogRank=0.447]。广泛性疾病（HR 2.3；95%CI 21.60-3.37)和持续不受控制的疾病

活动(HR 6.89;95%CI 4.15-11.46)是结肠切除术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尽管增加了免疫调节剂和生物疗法的使用，但在 40 多年的 UC 患者中，未观察到近

端疾病进展和结肠切除术率的差异。

OP11

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与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相比，最近诊断的回盲克罗恩病的回盲切除与

改善的长期预后相关

背景：克罗恩病(CD)的早期治疗通常涉及生物制剂，如抗肿瘤坏死因子(anti-TNF)药物。

回盲切除术(Ileocecal resection, ICR)是早期 CD 的一种治疗方法，但通常用于难治性 CD

或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我们的目的是在丹麦全国队列中比较在诊断一年内将开始 ICR 和

anti-TNF 治疗作为回盲部 CD 的治疗指标的长期结果。

方法：使用全国范围内的交联登记册，我们确定了所有在 2003 年至 2018 年期间居住在丹

麦并被诊断患有回肠 CD 的人。我们纳入了在诊断一年内接受 ICR 或抗 TNF 药物作为回盲

部 CD 治疗指标的患者。排除了没有病理信息证实回盲区疾病的患者。主要结局是 CD 相关

住院、系统性使用激素治疗、CD 相关手术和诊断为肛周 CD 的结合。我们进行了 Cox 比例

风险回归分析，以比较两组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的结果。我们还确定了 ICR 后 5 年开始

使用免疫调节剂(IMM)、抗 TNF 或不使用治疗的患者比例

结果：在 2003 年至 2018 年诊断为回盲部 CD 的 16,443 名患者中，581 名(3.5%)和 698

名(4.2%)确诊为回盲部疾病的患者分别接受了 ICR、抗 TNF 作为治疗指标。ICR 组中有 273

人(IR 110.3/100,0 人年(PY))出现复合结局，而抗 TNF 组中有 318 人(IR 201.9/100,0 PY)

出现复合结局。调整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变量后，与抗 TNF 组相比，ICR 组的复合结局风险

降低 33% (aHR 0.67;95% CI 0.54, 0.83)。在个体结果分析中，ICR 可以降低使用系统性激

素治疗和 CD 相关手术风险，但与 CD 相关住院或肛周 CD 诊断无关。在接受 ICR 的患者

中，随访 5 年时开始 IMM、抗 TNF 治疗或不治疗的比例分别为 47.5%、17.1%和 50.3%。

结论：这些数据支持了 ICR 作为回盲 CD 的治疗指标，并挑战了目前主要对难治性 CD 或

药物不耐受患者进行手术治疗的模式。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确定 ICR 后不需要治疗的个

体的特征。

OP12

生物制剂的早期应用会改变 IBD 的自然史吗?epi-IIRN 的一项全国性研究

背景：既往研究报告了关于生物制剂起始治疗时间对疾病病程的影响的相互矛盾的结果，表

明研究结果会受选择和转诊偏倚的影响。在这项全国性队列研究中，我们旨在探索早期开始

使用生物制剂是否与 CD 和 UC 的更好的疾病结果相关。

方法：从 4 个以色列健康维护组织获取了 2005 年至 2020 年 epi-IIRN 队列中诊断为 IBD 患

者的数据，覆盖了 98%的人口。主要分析结局是出现激素依赖和进行 IBD 相关手术的时间。

为了控制疾病严重程度指标引起的混杂可以解释生物制剂时间和疾病结果风险，我们使用克

隆、审查和加权方法比较治疗策略来模拟目标研究。对每个患者的治疗权重进行逆概率拟合，

以根据时变混杂和选择偏倚进行加权调整。通过加权非参数 Kaplan-Meier 估计器，评估并

比较每种策略诊断后 10 年的生存概率(POS)。使用 500 次重复的非参数方法计算生存概率

的 95% CI。

结果：在 34375 例诊断为 IBD 的患者中，7452 例(39%)CD 患者和 2235 例(15%)UC 患者

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并纳入分析。共有 1139 例 CD 和 206 例 UC 患者在诊断后的前三个月

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2108例CD和450例UC患者在3-12个月期间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

1161 例 CD 和 396 例 UC 患者在 1-2 年期间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719 例 CD 和 271 例 UC

患者在诊断后的 2-3 年期间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诊断后 3 年后开始生物制剂的患者被排除

在外，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早期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在 CD 患者中，在诊断后 10 年，与其

他时期相比，在 3 个月前开始生物制剂的 IBD 患者进行手术的例数有显著但中等的降低

(POS:0-3 个月 0.75[CI 0.71- 0.79] vs 2-3 年 0.7[CI 0.66-0.73];p＜0.05)。对激素依赖，也观

察到了同样的结果，但影响更大(POS:0-3 个月 0.78[CI 0.75-0.82] vs 2-3 年 0.69[CI

0.66-0.71];p＜0.001)(图 1)。在 UC 中，治疗期间 10 年结肠切除术率无显著差异(POS:0-3

个月 0.92[CI 0.87-0.97] vs. 2-3 年 0.94[CI 0.91-0.98];p=0.42)。另一方面，激素依赖性显著

降低(POS:0-3 个月 0.78[CI 0.75-0.82] vs 2-3 年 0.69[CI 0.66- 0.71];p＜0.001)(图 2)。

结论：我们的研究中，CD 中自诊断到进行 IBD 相关手术或出现激素依赖时较长的时间间隔

表明早期使用生物制剂有轻微优势。在 UC 中，早期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很小，仅对 UC 中

的出现激素依赖的效果明显。

OP13

克罗恩病术后复发:诊断、病理生理、预防和治疗的未解问题和未来方向。第八届 ECCO 科

学研讨会的结论

背景：尽管生物疗法的可及性越来越高，但在克罗恩病患者中，回结肠切除术与回结肠吻合

术后的术后复发(POR)仍经常发生。

方法：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个由 24 名胃肠病学家和结直肠外科医生组成的混合小组在 ECCO

第八届科学研讨会上合作。回顾了 POR 的诊断、病理生理和危险因素、预防和治疗方面的

现有证据，并列出了未回答的研究问题。

结果：近年来，外科医生一直在利用创新的手术技术来降低 POR。虽然侧对侧吻合术已经

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新的手术如 Kono-S 吻合术或瓣膜上狭窄成形术的好处仍未得到证实。

在日常实践和临床研究中，描述和报告 POR 的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回肠吻合术后 6 - 12

个月的回肠结肠镜检查仍然是诊断 POR 的金标准。然而，需要努力使 Rutgeerts 评分适应

不同于端到端吻合的手术技术。吻合线孤立性溃疡的意义，特别是吻合器吻合时，仍有争议。

在未来几年，肠道超声联合粪便钙卫蛋白可能最终减少对回肠结肠镜的依赖。对 POR 患者

的微生物组和遗传背景的研究很有前景，但尚不能应用于日常临床实践。吸烟是 POR 中唯

一明确的危险因素，而以往的回结肠切除术或穿透性疾病尚未在前瞻性研究中得到验证。更

强调所有患者戒烟应包括具体的积极措施，以使其成功。POR 准确预测因素的普遍差距使

临床医生无法在系统预防和内窥镜驱动的方法之间进行分层。立即预防治疗可能导致过度治

疗 。 正 在 进 行 的 随 机 对 照 研 究 比 较 (i) 系 统 预 防 和 内 窥 镜 引 导 下 引 入 生 物 治 疗

(NCT05169593)，以及(ii)中度内窥镜 POR 患者的治疗升级到现状(NCT05072782)提供有

用信息。

结论：尽管在过去 30 年 POR 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 POR 的管理仍然是一个挑战。IBD

界应努力优化 POR 的诊断程序，包括回肠结肠镜检查和非侵入性技术，使用微生物组和/

或遗传谱确定 POR 高风险患者，并阐明术后最佳的医疗策略

OP15

乌司奴单抗（UST）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4 年的疗效:UNIFI 长期扩展的最终临床和内镜结果

背景：Ustekinumab (UST)是一种被批准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溃疡性结肠炎(UC)的白介素

12/23 p40 拮抗剂。在这里，我们报告了 UST 治疗 UC 的 4 年的 UNIFI 长期扩展(LTE)研究

中，基于 Mayo 评分(包括内窥镜评分)的最终临床结果。

方法：总的来说，523 名静脉注射 UST 诱导应答者被随机分为皮下维持治疗组:175 名安慰

剂组(PBO)；172 名 UST 90 毫克每 12 周(q12w)；176 名 UST 90 毫克 q8w。共有 284 名

UST 患者(pts)完成了 44 周的治疗并在 LTE 中继续治疗；接受 PBO 的患者在研究揭盲后停

用。从 wk56 开始，随机后的 UC 患者如病情恶化，可接受剂量调整:PBO 调整为 UST q8w，

UST q12w 调整为 UST q8w, UST q8w 调整为 UST q8w(假调整)。基于 Mayo 评分的结果（包

括内镜，由当地专家评估）在评估最终疗效时进行评估。在 wk200 之前治疗失败的患者(即，

因治疗效果不佳或 UC 恶化而行造口术或结肠切除术或停用 UST)也包括在内，并将其归入

无应答者。临床缓解定义为 Mayo 评分≤2 分，无单一指标评分＞1；临床应答为 Mayo 评分

较诱导基线降低≥30%和≥3 分，直肠出血评分较诱导基线降低≥1 或直肠出血评分为 0 或 1；

修正后的 Mayo 评分(不含医生的整体评估子评分)应答为修正后的 Mayo 评分较诱导基线降

低≥30%和≥2 分，直肠出血子评分较诱导基线降低≥1 分或直肠出血子评分为 0 或 1 分;内

镜改善指内镜评分是 0 或 1。

结果:在205名维持基线时随机分配到UST组，并在LTE中继续治疗的患者中，他们在200wk

时有 Mayo 评分数据(包括内镜)或经历过治疗失败，其中 58.0%的患者临床缓解，80.0%的

患者临床应答，79.5%的患者出现改良 Mayo 评分应答，67.3%的患者得到内镜改善(图 1)。

使用另一种“观察病例（as observed case）”分析(不归因于治疗失败)，在 171 名通过 LTE

继续 UST 治疗且有 200wk 的内镜评分的患者中，69.6%的患者临床缓解，95.9%的患者临

床应答，95.3%的患者改良 Mayo 评分缓解，80.7%的患者得到内镜改善。

结论：在这些有中重度 UC 病史且继续接受 UST 治疗的患者中，大约 2/3 或更多的患者在

4 年时出现了临床缓解、临床应答和/或内镜下改善。

OP16

UPA 在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者中的内镜和临床结果，按先前生物制剂的数量和类型划

分

背景：生物疗法用于治疗中重度克罗恩病(CD)，但许多患者最终出现失应答。了解当前潜

在的 CD 治疗药物在生物制剂经治患者中的疗效，对临床决策很重要。这项事后分析通过先

前生物治疗的数量和类型评估了口服选择性JAK抑制剂upadacitinib (UPA)在先前生物治疗

失败的 CD 患者中的结果，

方法：在 2 项诱导研究，U-EXCEL (NCT03345849)和 U-EXCEED (NCT03345836)中，中

重度 CD 患者接受口服 UPA 45 mg QD 治疗或安慰剂(PBO)治疗，持续 12 周。对 UPA 诱

导产生临床应答的患者在维持研究 U-ENDURE (NCT03345823)中重新随机分组，接受 UPA

15 mg QD、UPA 30 mg QD 或 PBO 治疗，持续 52 周。本研究通过患者既往失败的生物制

剂治疗的数量和类型评估了对生物治疗应答不充分或不耐受的患者对 UPA 的临床、内镜和

安全性结果。合并了 U-EXCEL 和 U-EXCEED 研究的数据。

结果：在基线时，每个亚组（根据先前使用生物制剂的数量：1,n=279; 2,n = 223; 3,n = 231）

中 UPA和 PBO患者(n=733)的特征相似；既往接受≥2 种生物制剂的患者病程较长(中位数，

年:1,6.2;2, 9.4；＞2，12.9)，并且更有可能使用激素(1，27.7%；2，40.4%；＞2, 45.0%)。

在亚组中，相比于 PBO 的患者，接受 UPA 的患者在诱导第 12 周和维持第 52 周获得了更

大比例的临床缓解(图 1)和内镜应答/缓解(图 2);对于使用较少生物制剂失败的患者，应答率

通常较高。根据既往生物制剂类型(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是/否]，n=704/29；乌司奴单抗[是

/否]，n=272/461；维得利珠单抗或那他利株单抗[是/否]，n=220/513)，之前未接触这些生

物制剂的患者获得临床和内镜结果的比例略高。在 PBO 和 UPA 治疗组的诱导和维持研究

中，多种生物制剂失败的患者不良事件(AEs)的发生率更高。在各个子组中，特别感兴趣的

AEs 发生率相似。无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不良心血管事件或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报道。

结论：在 UPA 诱导和维持治疗的中重度 CD 患者中观察到了临床和内镜下的改善，无论先

前失败的生物制剂的数量和类型；在生物疗法失败次数较少的患者中观察到更大的获益和更

少的不良事件。

OP18

在一项前瞻性的基于欧洲人群的初始队列(Epi-IBD 队列)中，克罗恩病在诊断后的前 10 年的

病程

背景：Epi-IBD 队列是一项前瞻性的欧洲人群队列，基于 2010 年和 2011 年根据哥本哈根

标准在东欧和西欧国家的研究中心诊断出的 1,390 例炎症性肠病(IBD)患者。该研究旨在描

述东欧和西欧克罗恩病(CD)在发病率、治疗策略、病程和预后方面的差异。

方法：对 CD 患者的前瞻性随访直到 202.12.31 或死亡、移民或失去随访时结束。在整个随

访期间收集手术、住院和医疗的临床数据，并录入到一个经过验证的网络数据库

www.epi-ibd.org。用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手术和协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总共纳入了来自 5 个东欧国家和 11 个西欧国家的 21 个中心的 482 名年龄≥15 岁的

CD 患者。在 10 年随访中，101 例(21%)患者接受了首次肠切除术，101 例患者中有 11 例

(11%)接受了额外的肠切除术。此外，176 例(37%)患者至少有一次与 CD 相关的住院治疗。

21 例(4%)患者被诊断为癌症，其中包括 4 例胃肠道癌。除了 5-氨基水杨酸药物外，IBD 药

物的使用在东欧和西欧中心之间是可比性的(表 1)。

在随访期间，360 名患者中有 60 名(17%)从诊断时的非狭窄-非穿透性疾病(B1)进展到

狭窄或穿透性疾病(B2 或 B3)，而 83 名狭窄性疾病(B2)患者中有 13 名(16%)进展到穿透性

疾病(B3)。从诊断到进展的中位时间为 28 个月(IQR: 9-64)。东欧的患者在行为改变之前没

有接受过生物治疗，而西欧的 66 名患者中有 23 名(35%)在行为改变前接受过生物治疗。多

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不同欧洲地区的手术风险无差异(东欧 vs 西欧，HR: 0.54, 95%CI:

0.24-1.21)。早期生物治疗干预(6 个月内)不影响手术风险(HR:0.75, 95%CI: 0.31-1.83)，但

早期引入免疫调节剂显著降低了手术风险(HR:0.54, 95%CI: 0.30- 0.98)。B1 的行为进展与

较高的手术风险相关(HR:7.62, 95%CI: 3.91-14.87)。

结论：在 10 年的随访后，21%的患者接受了肠道切除，10%的患者需要额外的切除。尽管

广泛使用免疫调节剂和生物疗法，16%的患者有疾病行为进展，这与较高的手术风险相关。

早期引入免疫调节剂被发现是有益的。

OP 21

波兰 IBD 患者 COVID-19 患病率/死亡率及疫苗接种情况相关性

背景：根据国际建议，炎症性肠病患者应尽早接种 SARS-CoV-2 疫苗。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在波兰疫苗接种情况下评估波兰成年 IBD 人群中 COVID-19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方法：我们对波兰唯一的公共支付机构国家卫生基金收集的行政健康索赔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我们识别了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成年 IBD 患者，他们至少有两个或更多的 K50 或 K51

代码记录，并且在记录之前有两个或更多的 IBD 药物或其他肠道手术报销处方。使用卫生

部维护的数据库评估了 2021 年的疫苗接种状况。我们检查了 IBD 患者中 SARS-CoV-2 的

疫苗接种过程，以及 COVID-19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我们进行了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以确定 COVID- 19 秋季大流行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 SARS-CoV-2 感染、住院和死

亡与疫苗接种状况的风险比。

结果：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 93 068 名成人患者被诊断为 IBD。IBD 患者的疫苗接

种率显着高于波兰一般人群(72.1% vs 63.8%;p＜0.001)，且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 70-79

岁人群中最高(88.2%)[图 1]。87 353 例 IBD 患者被纳入秋季大流行的 Cox 比例风险分析，

期间 IBD 人群中有 4 042 例登记的 COVID-19 病例。接种过疫苗的 IBD 患者的 COVID-19

周平均发病率峰值(7.4/10000)低于未接种 IBD 患者(13.0/10000)。接种过疫苗的 IBD 患者

感染的风险显著降低(HR 0.53;95% CI 0.5 - -0.57; p＜0.001)。COVID-19 检测呈阳性的累

积风险如图 2 所示。80 岁及以上人群(HR 0.44;95% CI 0.32 - -0.63)和 60-69 岁(HR

0.47;95%CI 0.39 ~ 0.55)的患者中 SARS-CoV-2 疫苗接种的保护作用最显著。在接种疫苗

的 IBD 患者中，COVID-19 导致住院的风险也显着降低(HR 0.48;95%CI 0.31-0.74, p＜

0.0001)。与其他的 IBD 人群相比，接种疫苗的 IBD 患者因 COVID- 19 死亡的风险降低了 3

倍以上(HR 0.29, 95%CI 0.17-0.43, p＜0.001)[表 1]。

结论：在波兰，成年 IBD 患者比普通人群中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接种 SARS-COV-2 疫苗。接

种疫苗显著降低了 COVID-19 感染、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OP 29

围产期时父母确诊 IBD 导致肠道屏障受损，微生物构成差异，并增加 CD 患病率

背景：先前的研究表明，克罗恩病(CD)患者的后代患 CD 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 6-8 倍。此外，

患有 CD 的妇女(与健康妇女相比)产下的新生儿改变了粪便微生物组组成并升高了粪便钙卫

蛋白(FCP)。“围产期”(怀孕和产后第一年)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发育和成熟以及免疫应答至

关重要。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在围产期父母被诊断为 CD 是否与 CD 风险增加有关。我们旨

在调查围产期暴露于 CD 父母(与生活后期暴露于 CD 相比)是否对后代的肠道屏障功能、微

生物组组成和后代发生 CD 的风险有影响。

方法：我们评估了在 CCC-GEM 项目中招募的 1252 名健康的 CD 患者后代(6-35 岁)，

CCC-GEM 项目是一项跟踪 CD 患者健康 FDRs 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我们将后代分为“产

前暴露”和“晚期暴露”两种，父母诊断为 CD。我们检测了基线 FCP 和尿液中乳果糖转换为

甘露醇的排泄分数(肠道通透性的标记物，LMR)。采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法测定粪便微生

物组组成。使用一般估计方程回归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评估产前暴露于亲代 CD 是否与

LMR、FCP、微生物组成改变和未来的 CD 发病有关。模型中考虑了后代的年龄、性别和

家庭集群。

结果：与非围产期有CD 的父母的后代（3/666）相比，在围产期暴露于父母 CD的后代（11/586）

患 CD 的风险高 4.73 倍(aHR 95%CI 1.28-17.46)。在产前暴露于亲代 CD 的子代中，基线

LMR 显著升高(p=0.003)，而 FCP 无显著差异(p=0.94)。我们发现 5 种细菌类群在产前暴露

组中显著增加(FDR-调整 p＜0.05)。在母亲患有 CD 的后代亚组中，发现了暴露年龄和风险

之间的剂量效应;子代越早暴露于围产期 CD 母亲，子代患 CD 的风险就越高;这种趋势在 CD

父亲的后代中没有看到。

结论：与非围产期接触 CD 的后代相比，在围产期接触 CD 的后代罹患 CD 的风险更高。早

年暴露于父母 CD 与较高的基线 LMR 和细菌类群的改变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关键的围产

期环境暴露可能决定后代未来罹患 CD 的风险。

OP 33

随机对照研究中 IL-1 拮抗剂在 ASUC 中的作用研究结果

背景：急性严重溃疡性结肠炎(ASUC)是溃疡性结肠炎(UC)的严重表现并需要住院治疗。尽

管 UC 的治疗方案和类固醇难治性 ASUC 的医疗管理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ASUC 的最初治

疗模式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并以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为基础。约 50%的

患者没有应答，需要进一步的药物或手术治疗。白细胞介素 1 (IL-1)已被确定为结肠炎症的

关键介质，并在中性粒细胞和一些下游炎症介质的局部激活中发挥关键作用。IL-1 通路已多

次被确定为UC的治疗靶点。白介素1 (IL-1)阻断急性严重结肠炎(IASO)研究研究了拮抗IL-1

信号通路是否可以改善 ASUC 患者的预后

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 II 期、多中心、随机(1:1)、安慰剂对照、双盲研究，在疑似或确诊

ASUC 住院的成人患者中，短期阿那白滞素阻断 IL-1，同时静脉注射皮质激素。主要结局是

开始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后 10 天内的药物治疗(如英夫利昔单抗/环孢素)或外科挽

救治疗(结肠切除术)的发生率。次要结果包括疾病活动度、临床应答时间、至挽救治疗时间、

静脉注射皮质激素后第 98 天结肠切除术发生率和安全性。该研究旨在招募英国 20 个地点

的 214 名患者。预先进行了可行性和无效性分析。

结果：在预先指定的中期无效分析时，113 例患者被随机分组，55 例接受安慰剂，58 例接

受阿那白滞素(图 1)。到第 10 天，阿那白滞素组的药物治疗或外科挽救治疗发生率高于安

慰剂组(43% vs 26%)。到 98 天，阿那白滞素组的结肠切除术发生率较高(11%比 4%)。这

些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包含基线分层因素混合的 Logistic 模型并不表明阿那白滞素治疗将

减少对挽救治疗的需求，根据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的建议，研究因无效而终止。安慰剂组不

良事件发生率较高，最常见的为溃疡性结肠炎恶化。

结论：这项研究表明，在 ASUC 患者目前的标准护理中，在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的情况下，

添加阿那白滞素并不能减少挽救治疗或结肠切除术的需要。这表明 IL-1 阻断不是 ASUC 的

治疗靶点。阿那白滞素治疗没有安全问题。

OP 35

SELECTIONLTE 研究：Filgo 200mg 治疗 UC ~4 年长期结果

背景：Filgotinib (FIL)是一种每日一次的口服 JAK1 抑制剂，批准用于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

在一项随机的 2b/3 期 SELECTION 研究(NCT02914522)中，与安慰剂(PBO)相比，对可耐

受的 UC 患者，FIL200 mg (FIL200)在诱导和维持临床缓解方面是有效的。持续 SELECTION

长期扩展(LTE)研究正在评估继续使用 FIL200 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 法 ： SELECTION 方 案 包 括 SELECTION 和 相 关 的 LTE 研 究

(SELECTIONLTE;NCT02914535)。在 SELECTION 中，中重度成人 UC 患者接受 FIL200

FIL100 mg (FIL100)或 PBO，每天一次，持续 11 周的诱导治疗。临床缓解或第 10 周达到

Mayo 临 床 评 分 (MCS) 应 答 的 患 者 (responders) 可 以 进 入 47 周维持 (MNT) 研 究 。

SELECTIONLTE 纳入完成了诱导和维持的患者，在诱导第 10 周没有应答的患者

(non-responders)，以及维持期间疾病恶化的患者。该中期分析评估了开放标签 FIL200 到

LTE 第 144 周在 completers 和 LTE 第 192 周在 non-responders 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分别代表了总共 3.9 年的治疗 (completers:58 + 144 周;non-responders：10 + 192 周)。截

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4 日。对部分 MCS (pMCS)的连续测量和 IBDQ 总评分中达到最小

临床重要差异(MCID)的患者比例(与基线相比增加≥16 点)进行评估，而不进行归因(如观察

到的)。安全性通过每 100 例患者暴露年(PYE)中治疗紧急不良事件(TEAEs)和感兴趣的

TEAEs 的暴露调整发生率进行评估。

结果：该分析包括 148 例 completers 和 372 例 non-responders (IND FIL100, n=212;IND

FIL200, n=160)。在 completers 中，选择的平均 pMCS 在 0-10 周减少一直维持到 LTE 第

144 周(图 1)。在 non-responders 中，平均 pMCS 从 LTE 基线下降到第 192 周(图 2)。高

比例的completers (＞90%)和non-responders(＞60%)在IBDQ评分中达到了MCID;比例随

时间保持不变(表 1)。表 2 报告了 LTE 研究中所有接受开放标签 FIL200 治疗的患者的安全

事件(总 PYE=2055.5)。

结论:FIL200 能有效维持症状缓解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长达 4 年。在 4 年的治疗中没有观察

到新的安全信号，安全事件与以前的分析中看到的类似

OP 36

抗 TNF 和 UST 治疗 CD 真实世界疗效对比，RUN-CD

背景：在关于 ustekinumab (UST)在克罗恩病(CD)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瞻性真实世界

RUN-CD 注册研究中，2017-2020 年期间，来自德国各地的 44 个 IBD 经验中心共招募了

901 名新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 CD 患者，并进行了 3 年的随访。本研究中，24 个月维持疗

法有效性的结果将作为对接受 UST 与抗 TNF 治疗的 CD 患者进行比较的真实世界证据

(RWE)。

方法：在排除 UST 和 anti-TNF 以外的其他生物制剂和结果丢失的数据后 (HBI)，最终样本

量为 550 名 CD 患者。预定的 24 个月临床终点为临床缓解(HBI≤4)，此外，生物制剂治疗

的转换被认为是结果失败。患者在改良的意向性治疗基础上进行分析(mITT；转换治疗被认

为是结果失败)。为了减少混杂因素的影响，采用处理加权逆概率(IPTW)进行倾向评分(PS)

调整。采用加权 logistic 回归，结果以优势比(OR)和 95%置信区间(CI)报告。使用 EQ-5D

的自我报告视觉模拟量表(EQ-VAS)评估生活质量从基线到 2 年的变化。

结果：纳入 308 例接受 UST (一线: 27)和 242 例接受 anti-TNF (一线: 162) CD 患者(ADA:

61.2%，IFX: 38.8%)的 CD 患者。在 24 个月内，UST 组的转换治疗率明显低于抗 TNF 组

(27.6% vs 37.1%; p=0.038)，特别是 IFX，其中 UST 和 IFX 之间的差异(27.6% vs 46.7%;P

=0.003)有统计学意义。两年内的临床缓解在整体 UST 组与抗 TNF 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51.2% vs 54.4%)(生物制剂一线 UST 数值较高 vs 抗 TNF 组，无统计学意义)(表 1)。UST

组与 ADA 组的缓解率相似，而 UST 的缓解率较 IFX 高(54.4% vs 37.9%;p=0.008)(表 2)，

ADA 比 IFX 也显著更高(58.2% vs 37.9%;p = 0.003)。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标志，我们观察

到两个治疗组的 EQ-VAS 显著增加。然而，UST 和 anti-TNF 也观察到类似的 EQ-VAS 升高

(+14.2 vs +12.3;p = 0.147)。

结论:在这个为期两年的前瞻性 RWE 比较研究中，由于 IFX 组更频繁的转换治疗，UST 组

的临床缓解明显高于 IFX 组，ADA 组高于 IFX 组。考虑到 UST 的有效性结果和已证明的良

好的安全性，UST 可以被认为是 CD 的一线靶向治疗。

OP 37

随机临床研究 GETECCUC(EXIT)结果：抗 TNF 治疗达缓解期 IBD 患者撤药是否会增加复

发风险？

背景：在炎症性肠病(IBD)中抗 TNF 停药的可行性必须在临床研究中得到证明，包括 TNF

停药时临床、内镜和放射学缓解，为临床实践提供建议。

目标：主要：比较停止抗 TNF 治疗的患者与继续治疗的患者在 1 年内的临床缓解率。次要:

了解抗 TNF 停药对无复发时间、黏膜愈合及安全性的影响;并确定复发的预测因素。

方法：前瞻性、四盲、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达到临床缓解超过 6 个月的溃疡性结肠

炎(UC)或克罗恩病(CD)患者被随机分为维持抗 TNF 治疗组[维持组(MA)]或停药组[停药组

(WA)]。英夫利西单抗(IFX)组的患者每 8 周接受 IFX 5 mg/kg 或静脉安慰剂治疗，而阿达木

单抗(ADA)组的患者每隔一周接受皮下 ADA 40 mg 或安慰剂治疗。患者随访至第 12 个月或

临床复发时，以最先出现者为准。纳入和排除标准、研究方案和定义汇总在图 1a、1b 和 1c

中。结果通过意向治疗(ITT)和 per-protocol (PP)进行分析。当地调查人员对粪便钙卫蛋白

(FC)、IFX 和 ADA 药物谷浓度。应用现场监测以评估数据质量。

结果：对 159 名患者进行了筛选，其中 140 人被随机分组并组成 ITT 队列:70 人分配给 MA

组， 70 人分配给 WA 组。15 例患者在随访结束前退出(12 个月或复发)，MA 组 63 例患者

和 WA 组 62 例患者进行 PP 分析。MA 组和 WA 组的患者特征相似(图 2)。MA 组患者在随

访结束时保持临床缓解的患者占比为-59/70 (84%)，95% CI=74-92% ，WA 组患者在随访

结束时保持临床缓解的患者占比 53/70 (76%)，95% CI=64-85%，以及随访结束时两组间没

有明显内镜病变的情况也相似(图 3a、3b、3c)。只有 FC＞250 mg/g 患者的比例在 WA 中

更高（图 3d）.两组间临床缓解维持无差异(图 4)。两组患者至少发生一次不良事件的比例

相同(69%)。两组患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比例也相似(MA 组 4% vs WA 组 7%)。

结论：在临床、内镜和放射学缓解的 IBD 患者中，抗 TNF 停药是可行的，且不会增加临床

复发的风险。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OP 39

乌司奴单抗在 IBD 中的长期安全性，CD 研究中 5 年，UC 研究中 4 年的汇总分析

背景:有研究报道了乌司奴单抗（UST）对克罗恩病(CD)的为期 5 年的疗效以及对溃疡性结

肠炎(UC)为期的 4 年的疗效。对之前长期安全性数据的汇总分析报告了 UST 治疗炎症性肠

病(IBD)的良好的安全性。本研究中，我们提供了 UST 研究的长期安全性数据（CD：5 年，

UC：4 年）的最终累积分析结果。

方法:收集 6 个Ⅱ/Ⅲ期 UST IBD 研究的数据。在 3 期研究中，患者(pts)接受单次静脉安慰

剂(PBO)或 UST (130mg 或~6mg/kg)诱导剂量治疗，然后 SC 维持剂量 PBO 或 UST (90mg

q8w 或 q12w)。允许同时使用免疫调节剂和皮质类固醇。纳入所有接受≥1 剂量 UST 的患

者。使用随访每 100 例患者年事件数(PY)和相应的 95%置信区间(CI)来总结和介绍安全性

结果。

结果:在最终汇总的 UST IBD 安全数据中，2575 名患者接受了 UST 治疗，4826 PYs 的随

访。关键安全事件(包括 MACE 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在 PBO 和 UST 之间相似或不高于

UST(表 1)。两组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不包括正在研究的疾病)是头痛(PBO 16.66 vs UST

11.60)、关节痛(PBO 15.91 vs UST 11.23)、腹痛(PBO 13.79 vs UST 9.86)、恶心(PBO 11.35

vs UST 7.13)和发热(PBO 11.35 vs UST 5.91);感染为鼻咽炎(PBO 17.82 vs UST 19.10)和

上呼吸道感染(PBO 11.78 vs UST 9.80)，除胃肠炎(PBO 0.11 vs UST 0.25)外。UST 组最

常报告的严重感染（肛门脓肿、肺炎、蜂窝组织炎和腹部脓肿）并不高于 PBO 组。没有淋

巴瘤的报告。UST 治疗的患者中报告了 9 例死亡(0.00 [0.00,0.32]PBO vs. 0.19 [0.09, 0.35]

UST)， CD 6 例，UC 3 例(均被认为与研究药物无关)。

结论:最终汇编的 UST 治疗 IBD（5 年 CD 和 4 年 UC）的累积安全数据显示，在所有已批

准适应症中，UST 的安全概况持续良好，并支持已经建立的安全经验。

OP 40

2 期 ARTEMIS-UC 研究结果：PRA023 在中重度 UC 中诱导治疗安全有效

背景：肿瘤坏死因子样细胞因子 1A (Tumor necrosis factor-like cytokine 1A, TL1A)是促炎

细胞因子和纤维化信号的上游调节因子。PRA023 是一种抗 TL1A 单克隆抗体，目前正在研

发中，使用一种伴随诊断(CDx)的精准医学方法，用于治疗多种炎症/纤维化疾病。这项 2 期

安慰剂对照、多中心、双盲研究旨在评估 PRA023 诱导治疗成人中至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

肠炎(U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关键入选标准包括修改后的 Mayo 评分 4-9 分，集中阅读(经判定)内镜评分≥2 分，

直肠出血评分≥1 分，应答不足、应答丧失和/或对传统和/或改进(已批准的生物制剂和 JAK

抑制剂/S1P 调节剂)疗法不耐受史(≤3 类药物中的≤4 种药物)。患者按之前的生物暴露状态

(是/否)和 CDx 状态(是/否)分层，并按 1:1 随机分组至安慰剂或静脉注射 PRA023(第 1 天

1000mg，第 2 周、第 6 周和第 10 周 500mg)。主要终点为第 12 周临床缓解。所有排名的

分析是次要终点，首次达到的内镜改善(内镜评分≤1)均进行了多重控制。

结果：在分析完整数据集中的 135 名患者，安慰剂组的 60/67(89.6%)和 PRA023 组的

68/68(100%)完成了 12 周诱导期。基线特征相似，但基线内镜评分为 3 分的患者和之前接

受≥3 种高级治疗的患者的比例略有差异(表 1)。接受 PRA023 的患者在第 12 周达到临床缓

解的主要终点的比例显著增加(26.5% PRA023 vs. 1.5%PBO，∆25.0%，p＜0.0001)(表 2)。

此外，更多接受 PRA023 的患者达到了内镜改善的关键次要终点(36.8% PRA023 vs. 6.0%

PBO，∆30.8%，p＜0.0001)。所有剩余的次要终点都达到了(表 2)。两组治疗相关紧急不

良事件(AEs)的发生率相似，在PRA023组中没有严重的AEs或导致研究药物停药的AEs(表

3)。这项研究没有发现不良安全信号。

结论：PRA023 在诱导中至重度活动性 UC 的临床缓解和内镜改善方面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一项Ⅲ期研究将进行以证实这些发现。该研究的 CDx+扩展队列招募正在进行中，以评估

CDx 的有效性，旨在选择对 PRA023 应答概率较高的患者。

DOP 02

UC/CD 组织单细胞测序显示 TREM1 可作为 IBD 的治疗靶点

背景：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疾病，以慢性进行性消化道

炎症为特征。单细胞 RNA 测序与计算生物学相结合，为疾病生物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见解，

为新的治疗靶点和精准医疗方法提供了信息。为了确定炎症性肠病(IBD)中持续炎症的潜在

介质，我们对 UC 和 CD 患者在开始阿达木单抗治疗前后收集的组织样本进行了单细胞 RNA

测序。

方法：共在牛津大学转化消化病学单位和肯尼迪风湿病研究所注册了 41 名受试者，包括 21

名 UC 患者，17 名 CD 患者和 3 名健康个体；根据症状和内镜检查，患者有中度至重度疾

病，未使用过生物制剂，并计划开始阿达木单抗治疗。在开始之前和阿达木单抗治疗最少 3

个月之后收集每个受试者的粘膜活检以进行单细胞 RNA 测序，同时评估治疗的应答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观察到了 8 例 UC 和 9 例 CD 患者的临床应答。

结果：单细胞数据的差异细胞组成和基因表达分析显示，炎症单核细胞亚型在炎症样本中相

对于未炎症样本高度富集。该细胞亚群在阿达木单抗无应答者的炎症样本中仍然较高。这些

细胞的特征是表达多种细胞表面受体，具有潜在的病理驱动作用，包括 TREM1(髓细胞上表

达的触发受体 1)，这是一种跨膜受体，可放大抗细菌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介导的应答。

TREM1+炎症单核细胞在 UC 和 CD 炎症样本中高度富集(图 1)，在阿达木单抗使用之前和

阿达木单抗无应答的样本中均是如此。TREM1+细胞的富集对炎症 IBD 组织具有特异性，

而在 IBD 患者或健康受试者的非炎症组织中未观察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也未观察到

TREM1+细胞的富集。

结论：在 IBD 中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和细菌生态失调的背景下，肠黏膜中的 TREM1+中性粒

细胞和单核细胞放大了对细菌的先天免疫应答。当激活时，TREM1 信号传导诱导多种与 IBD

病理相关的可溶性介质。我们的单细胞 RNA 测序数据进一步证明，TREM1 是 UC 和 CD

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治疗靶点。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高效、选择性的 TREM1 单克隆抗体抑

制剂 CEL383，第一阶段临床研究预计将于 2023 年开始。

DOP 06

IL-23 通路在不同肠段的区别以及 IBD 中的血清标记物

背景：白介素 23 (IL-23)在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已被充分

证明。然而，超过一半的患者对目前的抗 Il -23 治疗无应答或失应答。因此，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肠段特异性转录组分析和血浆中 IL-23 通路细胞因子的定量来识别 IL-23 驱动疾病的患

者，以实现炎症性肠病(IBD)的患者分层。

方法：分析一项前瞻性研究的真实数据成人 IBD 研究队列(SPARC IBD)，来自于克罗恩病

和结肠炎基金会的 IBD 丛计划，包括临床、血浆生物标志物(IL-22、IL-23、INF-γ和 IL-17A)，

以及粘膜回肠和结肠转录组数据。

结果：为了区分 IL-23 与 TNF 驱动的疾病，我们使用来自 1230 名 CD 和 664 名 UC 患者的

IL-23 和 TNF 基因集以及回肠和结肠转录组数据进行了基因集变异分析(GSVA)。在 CD 患

者中，与结肠活检相比，回肠中 IL-23 转录组含量丰富(p＜0.001)，而 TNF 相反。CD 患者

中，与结肠活检相比，无炎症的回肠中 IL-23 通路活性显著升高(p＜0.001))。重要的是，与

未炎症区域相比，肉眼可见炎症区域的肠道活检中 IL-23 通路活性增加，IL-23 从 CD 和 UC

的所有肠段中提取，并与这两种疾病的内镜评分相关(图 1)。我们还观察到，与缓解患者相

比，中重度活动性 CD 和 UC 患者血浆 IL-22 水平更高(图 2)。我们发现组织 IL-23 通路活性

与血浆生物标志物水平一般相关。血浆 IL-22 水平升高的 CD 患者亚组在回肠(p=0.003)和结

肠(p=0.013)中显示出更高的 IL-23 通路活性。在 UC 中，血浆 IL-22 水平升高的患者乙状结

肠中 IL-23 通路活性较高(p=0.001)，但盲肠中没有(p=0.141)(图 3)。

结论：肠道不同节段的 IL-23 通路活性可能对 CD 的发病机制有不同的贡献，而 UC 的 IL-23

通路活性在结肠各节段相似。血浆生物标志物水平与肠道组织 IL-23 通路活性之间的相关性

表明，量化血浆 IL-22 水平可能是评估抗 IL-23 治疗 IBD 疗效的有价值的工具。

DOP 15

IUS 与结肠内镜和生物标记物具有一致性，可用于密切监测 CD 疗效

背景：肠道超声(IUS)是一种非侵入性监测工具，越来越多地用于评估克罗恩病(CD)治疗的

应答。本研究中，我们描述了在英夫利西单抗(IFX)治疗的第一年中 IUS 参数的纵向演变及

其与临床、实验室和内镜参数的相关性。

方法：活动期 CD 患者开始 IFX 治疗的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在第 0、14、30、54 周进

行 Harvey-Bradshaw 指数(HBI)、C 反应蛋白(CRP)、粪便钙卫蛋白(FC)和 IUS 测定。在

W0 和 W54 进行回肠结肠镜检查。在 W14, 30 和 54 测量 IFX 谷浓度。临床缓解(CR)定义

为 HBI<5，实验室缓解(LR)定义为 CRP <0.5mg/dL 和 FC <150ug/g。IUS 应答定义为肠壁

厚度(BWT) 降低>25%，IUS 缓解定义为 BWT（≤3mm)、彩色多普勒征象(CDS≤1)、肠壁

分层和炎症性脂肪变正常。IBUS-SAS 评分用于评估疾病活动度，包括 BWT、多普勒征象、

分层和炎症性脂肪。内镜应答定义为:最受影响节段 SES-CD 减少 50%，内镜愈合定义为总

SES-CD <3。

结果：纳入62例CD 患者(男性50%;平均年龄36±15y):所有患者在w0和w14进行了IUS，

58 例（94%）患者在 w30 进行了 IUS，53（85%）在 w54 进行了 IUS。治疗开始后，所有

评估参数均有积极变化;从基线到第 54 周，IUS 的应答和缓解与基线相比逐渐增加(表 1 和

图 1)。图 2 显示了从基线到第 54 周 BWT 和 IBUS-SAS 评分的降低。BWT 和 IBUS-SAS

的降低在治疗前 14 周更明显(BWT: DW0- 14 vs DW14-30, p=0.015; IBUS-SAS: DW0-14

vs DW14-30, p=0.004;DW0-14 vs DW30-54, p=0.037)。在基线时，IUS 和结肠镜检查在评

估最受影响的节段方面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 0.788, p&lt;0.001)。在所有时间点上，超声

参数(BWT、CDS 和 IBUS-SAS 评分)与实验室生物标志物(特别是粪便钙卫蛋白)之间存在

显著中等相关性(表 2)。诱导期后(第 14 周)，IBUS-SAS 与 ITL 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r=-0.277, p=0.034)。

结论:我们发现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的第一年，IUS 参数与实验室和内镜参数之间存在显著

的中等的相关性。BWT 和 IBUS-SAS 评分降低在诱导治疗期间更明显。在严格的监测策略

下，IUS 可以可靠地纵向监测疾病活动。

DOP 22

抗生素使用是各个年龄患 IBD 的危险因素

背景：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正在增加，其中环境因素被怀疑可能与之有关。抗生素与

早期 IBD 的发展有关，但它们对不同年段 IBD 风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我们评估了抗生素

暴露不断变化的影响，包括剂量应答、时间和抗生素类别，对所有≥10 岁的 IBD 个体的风

险。

方法：使用丹麦国家登记数据，在 2000 年至 2018 年期间建立了一个≥10 岁的以人口为基

础的居民队列。使用泊松回归计算抗生素暴露后 IBD 的发病率比(IRRs)，并对伴随的 PPI、

抗病毒药物和抗真菌药物使用进行调整。

结果：总纳入了 6,104,245 人， 87,112,328 人年的随访，36,017 例溃疡性结肠炎(UC)新

发病例和 16,881 例克罗恩病(CD)新发病例。在所有年龄组中，与无抗生素暴露相比，抗生

素暴露与 IBD 的风险增加相关，但在 40-60 岁和≥60 岁的个体中风险最大(10-40 岁，IRR

1.28, 95%CI 1.25-1.32;年龄 40 ~ 60 岁，IRR 1.48, 95%CI 1.43 ~ 1.54;年龄≥60 岁，IRR

1.47, 95%CI 1.42 ~ 1.53)。当评估接受抗生素疗程的数量时，每个后续疗程都会增加额外

的风险，所有年龄组都出现了正向的剂量-应答关系:对于 10-40 岁、40-60 岁和≥60 岁的个

人，每个抗生素疗程的 IRR 增加为 1.11 (95% CI 1.10-1.12)、1.15 (95% CI 1.14-1.16)和 1.14

(95% CI 1.13-1.15)，UC 和 CD 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IBD 发生的最高风险是在接触抗生素

1-2 年后，以及应用用于治疗胃肠道病原体的抗生素后。呋喃妥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最小，

在所有年龄组中与 IBD 的风险无关(10-40 岁 IRR 1.11, 95%CI 0.88-1.38;年龄 40-60 岁 IRR

1.22 (95%CI 0.95-1.53);年龄≥60 岁 IRR 0.93, 95%CI 0.79-1.07)。

结论:我们的结果显示了一个积极的剂量-应答关系，强调了抗生素接触和 IBD 发展之间的高

度关联，特别是在 40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这种风险在抗生素使用后的几年里是最高的，

在影响胃肠道微生物群的抗生素类别中持续存在，并与 UC 和 CD 的发展有关。因此，抗生

素管理可能不仅对限制多药耐药微生物的发展很重要，而且对降低 IBD 的风险也很重要，

特别是在老年人中。

DOP 26

不同治疗时期 CD 肛瘘负担和肛瘘手术差异，1977-2020 年间西匈牙利基于人群的研究

背景：少数基于人群的研究调查了克罗恩病(CD)的肛周疾病率和管理以及长期肛周手术率。

本研究基于 Veszprem IBD 人群且自 1977 年随访队列的延续。我们的目的是基于 Veszprem

省人群的前瞻性数据库分析不同治疗时期的肛周手术的长期发生率，包括发生 CD 的患者。

方法：患者纳入时间为 197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随访

结束。收集住院和门诊记录。肛周手术进程被定义为任何肛周手术，包括开瘘、脓肿引流或

泄液线放置。根据诊断时间，研究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手术率:队列- a, 1977-1995;cohortB,

1996 - 2008;队列 c, 2009-2018 年。

结果：分析 946 例 CD 患者的资料(男性/女性:496/450;中位诊断年龄:28 岁(y) [IQR: 22-40])。

整个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15 年(IQR: 9-21)。在全部队列中，17.4% (n=165)在诊断时存

在肛周疾病，在 A/B/C 队列中分别为 24.7%/ 18.5%/ 13.2%。到随访结束时，总队列中另外

9.3% (n=88)出现肛周疾病。在队列 A/B/C 中，累积免疫抑制和生物治疗暴露随时间增加(表

2 和图 1)，与整体人群相比，肛周疾病患者的生物制剂使用率更高。图 2。在总随访期间，

有肛周疾病的患者进行肛周手术的总比率为 44.7%(113/253)。有肛周疾病的患者 10 年后进

行肛周手术的累积概率为 28.3±2.9%，20 年后为 41.0±3.5%，30 年后为 64.1±5.1%。A/B/C

组 5 年后肛周疾病干预的累计概率为 24.2±5.4%/ 19.9±3.5%/ 29.4±5.8%，十年后为 33.9

±6.0% / 23.6±3.8% / 31.7±6.1%，(LogRank = 0.594)，无统计学差异。图 3。cox -回归多

变量分析显示狭窄或穿透性疾病(B2/B3)行为(HR 1.81; 95%CI 1.19 - 2.75;P =0.005)为肛周

手术的独立预测因子。表 3。

结论：在这个队列中，肛周疾病和肛周手术干预的负担很高。肛周 CD 患者更容易暴露在生

物制剂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使用越来越多，但在肛周手术干

预率方面没有观察到差异；然而这些手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医疗决策和肛周疾病复杂

的管理情况。

DOP 37

OZANIMOD 3 年疗效及安全性，TRUE North 开放标签延长研究中期报告

背景：Ⅲ期 True North (TN)研究表明，在 52 周以上的中-重度 UC 患者中 ozanimod 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完成 52 周 TN 的患者有资格参加正在进行的 TN 开放标签扩展(OLE)，以评估

ozanimod 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本文介绍了经过大约 3 年的连续 ozanimod 治疗的患者的

TN OLE 的中期分析。

方法：该分析评估了在 TN 期间连续接受 52 周 0.92 mg 的 ozanimod 后达到临床应答的患

者，并随后进入 TN OLE(数据截止点:2022 年 1 月 10 日，患者 OLE 第 94 周的数据点也可

使用)。收集了患者报告结果(直肠出血和大便频率)和临床报告结果(医生的整体评估)。在

OLE 第 46 周和第 94 周(分别是 ozanimod 连续治疗的 98 周和 146 周)进行中心阅读内镜检

查。使用观察病例(OC)和无应答者归因(NRI)分析法，在 OLE 第 46 周和第 94 周的意向治

疗人群中评估疗效数据(临床缓解、临床应答、内镜改善和无激素缓解)。从 TN 基线到 OLE

第 94 周进行部分 Mayo 评分(PMS)评估。在整个 TN 和随后的 OLE 期间监测不良事件。

结果：共 131 例患者在 TN 期间连续使用 52 周的 ozanimod 后达到临床应答后进入 OLE;

在数据截点，87.0%完成了 OLE 46 周(连续使用 ozanimod98 周)的治疗，71.8%完成了 OLE

94 周(连续使用 ozanimod146 周)的治疗。患者平均年龄 44 岁，52%为女性。大多数(68%)

患有左侧 UC 疾病，24%在 TN 基线时同时使用激素，32%之前接触过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

在 OC(图 1A)和 NRI(图 1B)分析中，大多数患者在 OLE 第 46 周实现了临床缓解、临床应

答、无激素缓解和内镜改善。在 OLE 第 94 周，91.4%的患者在 OC 分析中达到了临床缓解

(NRI, 56.5%)。在 TN 期间，Ozanimod 与平均 PMS 的降低有关(第 0 周 PMS=6.2，第 52

周为 0.9)，并持续到第 94 周(PMS=0.9)(图 2)。从该分析中没有新的安全发现。

结论：这项对 TN OLE 的中期分析发现，大多数在 1 年的 Ozanimod 治疗后获得临床缓解

的患者的疗效持续了 2 年。长期使用 ozanimod 未观察到新的不良安全信号。

DOP41 Achievement of corticosteroid-free clinical endpoints in subjec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n analysis of the phase 3 ELEVATE UC 52 trial

在溃疡性结肠炎受试者中实现无激素临床终点：ELEVARE UC 52 周 III 期临床研究结果

Sands, B.E.(1);Rubin, D.T.(2);Panés, J.(3);Gecse, K.B.(4);Leung, Y.(5);Goetsch, M.(6);Wang,

W.(7);Shan, K.(8);Woolcott, J.(9);Smith, C.C.(9);Wosik, K.(10);Schreiber, S.W.(11)*;

研究背景

无激素(CS) 缓解是溃疡性结肠炎 (UC) 的重要长期结果。Etrasimod 是一种在研、每日一次、

口服、选择性鞘氨醇 1-磷酸受体 1,4,5 (S1P 1,4,5 ) 调节剂，正在开发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

活动性 UC。该文章分析了 ELEVATE UC 52 周 试验中无 CS 临床终点的实现情况。

研究方法

在 ELEVATE UC 52 (NCT03945188) 中，患有中度至重度活动性 UC 的受试者（16-80 岁）

以 2:1 的比例随机分配至每日一次的 2 mg Etrasimod 或安慰剂 (PBO)。ELEVATE UC 52

采用治疗贯穿设计，包括 12 周的诱导期和 40 周的维持期。在研究开始时，允许受试者同

时接受 CS 治疗 [泼尼松 （≤20 mg/天）、布地奈德（≤9 mg/天） 或同等药物]，前提是

他们在筛查内镜检查前 4 周需要服用稳定剂量。诱导期后受试者开始逐渐减量激素。该研究

报告了 ELEVATE UC 52 周受试者在第 52 周时实现无激素临床缓解（定义为在第 52 周的前

12 周内无激素暴露）、无激素内镜改善和无激素症状缓解。

研究结果

⚫ 在 ELEVATE UC 52 中，在第 52 周与安慰剂组相比（图 1），接受 Etrasimod 治疗的受

试者中有显着更高比例的无激素临床缓解率(32.1% [88/274] vs 6.7% [9/135]; P<0.001)，

无激素内镜改善率(36.9% [101/274] vs 10.4% [14/135]; P<0.001)和无激素症状缓解率

(43.4% [119/274] vs 18.5% [25/135]; P<0.001)。

⚫ 无激素临床缓解的亚组分析表明：无论患者之前是否接触过生物制剂/小分子 JAKi, 以

及基线时患者的严重程度（MMS 4-6 或 7-9 )，以及 UC 疾病范围（直肠炎、左侧结肠

炎/直肠乙状结肠炎或全结肠炎），Etrasimod 组 都显示出优于安慰剂组（图 2A-D).

⚫ 亚组分析还表明相比较接触过生物制剂/JAKi 的受试者，Biologic /JAKi naïve 的受试者有

更大获益的趋势。

研究结论

在 ELEVATE UC 52 中，与 PBO 相比，在第 52 周时，接受 Etrasimod 治疗的受试者，有

着更高的无激素临床缓解率、无激素镜改善率和无激素症状缓解率。这些结果也适用于亚组

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52 周时临床和症状缓解的所有受试者也处于无激素临床和无

激素症状缓解状态。

参考文献：1. Sandborn WJ, et al. Presented at: DDW 2022; May 24, 2022. Abstract 968a.

DOP43 Extended induction in the True North OLE study: ozanimod efficacy in biologicnaive and biologic-experienced patients

True North OLE 研究中的延长诱导效应：Ozanimod 对未接受过生物制剂治疗和有生物制

剂治疗经验的患者的疗效。

Dignass, A.(1)*;Regueiro, M.(2);Colombel, J.F.(3);Jain, A.(4);Canavan, J.B.(4);Wu, H.(4);Lawlor,

G.(4);Osterman, M.T.(4);Vermeire, S.(5);Rubin, D.T.(6);

研究背景

⚫ 之前接触过生物制剂会影响对后续先进疗法的应答。

⚫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 True North (TN) 3 期研究中经过 10 周 Ozanimod 治疗后未达到

临床应答的患者在 TN 开放标签扩展 (OLE) 研究中仍会受益于开放标签 Ozanimod 的

延长诱导效应。

⚫ 由于先前的生物制剂暴露对延长诱导结果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该分析的目的是评估生

物制剂暴露对延长诱导结果是否有影响。

研究方法

在 TN 10 周 时对 Ozanimod 临床无应答的患者进入了 OLE（数据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此时所有患者的数据可用，直到 OLE W94）。在基线时对有和没有先前生物制剂

暴露的患者中分析数据。在 TN W0（基线）和 W10（OLE 进入）评估疾病活动。OLE W94

来评估临床症状应答和缓解，并在 OLE W46 和 W94 使用观察病例 (OC) 和无应答者填补

(NRI) 分析评估综合临床、内镜和组织学终点。

研究结果

⚫ 共有 220 名患者在 TN W10 未达到临床应答后进入 OLE (biologic-naive, n=122;

biologic-experienced, n=98)。两组患者的基线时疾病活动度总体上是一致的。

⚫ 两组中大约一半的 Ozanimod W10 无应答者在 OLE W5 时达到了临床症状应答。

⚫ 在 OC 和 NRI 分析中，更高比例的生物制剂初治患者在 OLE W94 之前保持持续应答（图

1).

⚫ 在 OC 和 NRI 分析中，生物制剂初治患者在 OLE W94 持续出现临床症状缓解的比例也

更高（图 1 )。

⚫ 在 OC 分析中，与接受过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相比，更高比例的生物制剂初治患者在

OLE W46 时达到了所有临床、内镜和组织学终点（图 2）；

⚫ 然而在 OLE W94，两组达到所有临床、内镜和组织学终点的患者比例大体一致（图 2）。

正如预期的那样，在 NRI 分析中只有一小部分患者达到了疗效终点，在未接受过生物制

剂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更高；OLE 第 46 周和第 94 周之间，每组的缓解率均保持不

变。

研究结论：

在诱导结束时，在生物制剂初治患者和生物制剂经治患者两组中，对 Ozanimod 临床无应

答患者都表现出对 ozanimod 延长诱导的效应。未接受过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在 2 年的

延长研究中，药物留存率更高。

DOP51 Mucosa-associated microbial signatures associate with objective response prior

to the start of anti-TNFα but not vedolizumab or ustekinumab in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DOP51 抗 TNFα 开始前 CD 患者的粘膜相关微生物特征与客观应答相关，而 VDZ 和 UST

未显示出相关性

HagemanMD, I.(1)*;Joustra, V.(2);Zafeiropoulou , K.(1);Davids, M.(3);Hakvoort, T.(1);Probert,

F.(4);Satsangi, J.(5);D'Haens, G.(2);De Jonge, W.(1);

研究背景

⚫ 克罗恩病 (CD) 是一种复杂的免疫介导的胃肠道疾病，肠道微生物组在其中起着重要作

用。目前 CD 的生物制剂治疗选择包括抗 TNFα 药物阿达木单抗 (ADA) 和英夫利西

单抗 (IFX)、维得利珠单抗 (VDZ) 和乌司奴单抗 (UST)。

⚫ 由于大多数 CD 患者在治疗后 1 年内未能达到内镜缓解，寻找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治疗

应答仍然是临床上未满足的需求。虽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粪便样本上，但黏膜粘附细

菌特征可以产生稳定的生物标志物。

⚫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在生物制剂治疗开始之前识别肠道活检中粘附微生物组的特征，

旨在区分应答者 (R) 和无应答者 (NR)。

研究方法

⚫ 我们前瞻性地从在基线内镜检查期间准备开始使用抗 TNFα（IFX 和 ADA）、VDZ 和

UST 治疗的成年 CD 患者中收集成对的回肠和结肠活检（在 -80 ºC 下快速冷冻）。

⚫ 随访 6-12 个月后，根据内镜应答（SES-CD 评分降低≥50%）结合无激素临床应答（HBI

下降≥3 分或 HBI ≤4) 和/或生化应答 [C 反应蛋白 (CRP) 和粪便钙卫蛋白减少 ≥

50%，或基础 CRP ≤5 g/mL 和粪便钙卫蛋白 ≤250 µg/g]，将患者分为 R 或 NR。

⚫ 使用 16S RNA 基因 V3V4 扩增子测序确定活检的微生物组成。

研究结果

⚫ 对于抗 TNFα 组，研究纳入了总共 36 名 CD 患者（21R 和 18 NR），对于 VDZ 组

总共包括 44 名患者（28 R 和 16 NR），对于 UST 组总共包括 40 名患者（20R 和 20

NR ）。

⚫ 当比较 R 和 NR 之间的 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时，我们没有发现 VDZ 组 和 UST 组

的回肠和结肠样本在基线时存在显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抗 TNFα 组（表 1），

我们在比较 R 和 NR 之间的 α 多样性 (p=0.028) 和 β 多样性时获得了显着差异。

⚫ 我们证明了结肠 R 和 NR 在与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梭杆菌门、变形杆菌门相关的

ASV 类群丰度方面存在差异（图 1）。此外，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相关的

ASV 回肠 R 和 NR 之间的丰度不同（图 2）

研究结论

我们研究了 TNFi、VDZ 和 UST 治疗前 R 和 NR 的微生物特征，我们证明了粘膜相关微生

物组与抗 TNFα 治疗结局具有相关性。作为 EPIC Pioneer 研究的一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正

在进行中。

DOP56 Long-term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resective surgery rates in Crohn’s disease

over different therapeutic eras –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from western Hungary

between 1977–2020, data from the Veszprem county cohort

DOP56 克罗恩病在不同治疗时期的长期疾病进展和切除手术率——1977 年至 2020 年

间匈牙利西部的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来自维斯普雷姆队列的数据

Gonczi, L.(1)；Lakatos, L.(2)*；Golovics, PA(3)；Pandur, T.(4)；David, G.(2)；Erdélyi, Z.(2)；

Szita, I.(2);LakatosPhD, PL(5);

研究背景

很少有基于人群的研究调查克罗恩病 (CD) 的长期手术率。本研究是维斯普雷姆 IBD 人群

队列的延续，自 1977 年以来进行了随访。我们的目的是在一项来自维斯普雷姆的前瞻性流

行病学的数据库中，分析不同治疗时期的长期病程和手术率，包括新发 CD 患者。

研究方法

患者纳入时间为 197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随访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诊断和临床随访期间收集并全面审查了住院和门诊记录。根据诊断时间在三个

不同的时代检查了手术率：队列 A，1977-1995；队列-B，1996-2008；和 队列-C，2009-

2018。

研究结果

⚫ 研究分析了 946 名 CD 患者的数据（男性/女性：496/450；诊断时的中位年龄：28 岁

（岁）[IQR：22-40]），中位随访时间为 15 年（IQR 9-21）. 表 1

⚫ 比较了 A/B/C 三个队列，总体免疫抑制治疗的使用随时间增加 (48.0%/62.4%/65.5%)，诊

断后 5 年内开始生物制剂治疗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0.0±0%/7.3±1.2%/22.7±2.2%)。 图 1。

⚫ 5 年后，腔内（B1）行为患者进展为狭窄或穿透表型 (B2/B3) 的累积概率为 27.1±5.3%/

21.5±2.5%/ 11.3±2.2% (pLogRank<0.001)。 图 2

⚫ 总人口中切除术的累积概率在 10 年后为 34.2±1.6%，在 20 年后为 44.9±2.0%，在 30

年后为 61.9±4.2%。

⚫ 队列 A/B/C 之间首次切除手术的累积概率如下：5 年后 28.7±3.7%/ 26.3±2.1%/

28.1±2.4%；10 年后 39.4±4.0%/ 32.6±2.2%/ 33.0±2.7%；20 年后为 54.5±4.1%/ 41.4±2.6%

（队列 A/B）。总体队列之间的手术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着差异 [pLogRank=0.055]，但

队列 B 和 C 与队列 A 相比，长期手术率（20 年）显着下降。图 3

⚫ Cox 回归多变量分析显示狭窄或穿透性疾病 (B2/B3) (HR 4.52；95%CI 3.60-5.68；

p<0.001) 和回肠型 (L1) (HR 1.30；95%CI 1.05- 1.61；p=0.016）是切除手术的独立预

测因子。表 2。

研究结论

随着越来越多地使用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CD 患者疾病行为进展减少；新发 CD 患者在

诊断后 5 年和 10 年的切除手术风险没有差异；长期手术风险（20 年）有所降低。

DOP63 Time Trend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over 40-year of Different Therapeutic Eras; results from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from Western Hungarian between 1977-2020, The Hygiene

hypothesis

DOP63 不同炎症性肠病患者治疗时期 40 年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时代趋势；结果来自

1977-2020 年间来自西匈牙利的基于人口的队列流行病学

研究背景

⚫ 缺乏调查与 IBD 相关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时间趋势的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

⚫ 研究目的是评估 IBD 患者在 40 年不同治疗时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时间趋势，

这些患者来自匈牙利西部维斯普雷姆的前瞻性基于人群的初始队列研究。

研究方法

197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来自该 IBD 队列的患者被纳入。根据

IBD 的不同治疗策略，对三个时代评估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趋势，包括生活区域、教育和

就业类型、吸烟状况、阑尾切除术和避孕药的使用；cohort-A，1977-1995（前生物/前免疫

调节剂时代） ；cohort-B，1996-2008（免疫调节剂时代）；和 cohort-C，2009-2020（生

物制剂时代）。

研究结果

⚫ 总共包括 2,240 名诊断为 IBD 的新发患者 [UC 61.2%，男性 51.2%，诊断时的中位年

龄：35 岁 (IQR 29-49)]。随着时间的推移，CD 和 UC 1-2中 IBD 发病率显着增加。

⚫ 与 UC 相比，CD 中主动吸烟的患者比例更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CD 中的吸烟率

显着降低；队列 A、B 和 C 中分别为 60.2%、49.9% 和 38.6% (p<0.001)。在 UC 患者

中，发生率较低且稳定；队列 A、B 和 C 的发生率分别为 15.4%、15.4% 和 14.5%

(p=0.981)。

⚫ 避孕药的使用在 CD 中比在 UC 中更常见，并且比率稳定；队列 A、B 和 C 中分别

为 23.7%、26.6% 和 23.7% (p=0.950)。

⚫ 在 UC 患者中，诊断前的阑尾切除率随时间下降；队列 A、B 和 C 分别为 6.4%、5.5%

和 2.3% (p=0.013)。

⚫ 地理区域之间 IBD 人口分布无显着变化[市辖区：UC；59.8%/64.8%/62.5% (p=0.309) 对

比 CD；62.5%/62.0%/59.0% (p=0.636)，队列 A/B/C]。

⚫ UC 和 CD 患者中达到小学为最高教育水平的 IBD 患者比例较低(A、B 和 C 组中分别为

32.2%、21.9%和 11.7%，p <0.001)，体力劳动参与率较低(A、B 和 C 组中分别为 53.4%、

51.3%和 42.3%，p=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