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回 顾

关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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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急切的心情拜读了关靖国君撰写的《往事回顾》一书的修订稿。

大约距今五十多年前，我曾先后与关靖国君两次在不同两校相处过。

一九六 0 年夏末，我从运城师范毕业。初出茅庐，有幸分配到陌南中学任教，代初一年级十三、十四两个班语文课，关靖国君担任初一年级主任，兼任十四班主任，并教授政治课。一九六九年秋，农村掀起办初中班热潮，东窑完小创办起“戴帽”初中班。当时，关靖国君担任校长，我被调来代这个班语文课，兼班主任。七〇年春，因数理课教师短缺，这个班合并入陌南中学，我也随之二次进入陌南中学。

这样，我俩两次总共相处了一年半，其间之点点滴滴，至今仍历历在目，对我裨益十足，成了我难忘的美好记忆。关靖国君的《往事回顾》一书，以朴实无华的文笔，追忆了他幼年，在那风雨如晦的旧中国的坎坷经历，翔实地描述了他在阳光普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脚踏实地，坚定前行的步履轨迹，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他持守初心、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心路历程。读之，让人感叹不已。

其一，关靖国君是芮城教育阵线上为数不多的老功臣之一员。受父亲熏染，他幼年便立下从事教育事业的宏伟志向。他的教坛生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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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于一九四八年。在此后的三十五个春秋里，他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忠诚于党和人民壮丽的教育事业，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辗转任教、任职于岭底、陌南一带的十多所山庄、农村、乡镇小学、中学。不图虚名，不谋私利：全心全意，殚精竭智；教书育人，培养英才。功德卓然，口碑载道。

其二，关靖国君严于律己，自强不息，把修身立德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大事。

古人曾留有两句名言：

“责己也重以周。重以周，故不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所以不会松懈怠惰。天道刚健，运行不已，品德高尚的人，便效法天道，自己积极努力向上，不松懈停息。

关靖国君不也就是这样的吗？他勤于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学习，经受锻炼，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他始终认为，不仅读书是学习，在实践中择善而从，见贤思齐，学习人家的优点和长处，才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就是他的“大学习观”，而绝非单纯的、片面的、狭隘的学习观。他坚持自省、自警、自纠、自觉进行自我批评、改正过失和错误，使自身逐渐臻于完善至完美。他深知，读书学习和实践锻炼是修身立德的两条基本途径，而将自省、自纠渗透到这两条途径的全过程之中，才是关键之所在。否则，如果抓不住这个关键，不能把天理和正道融入自己的肺腑之中，使内心世界得以净化和充实，那么，所谓的读书和锻炼，可能就只是个外在的形式，成了表面文章。他虚怀若谷，谦逊谨慎，不骄不躁。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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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不自誉，位高不自傲。总是以内高外卑、内刚外柔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讷言敏行，无巧言令色，不夸夸其谈，表里如一，言而有信;只会老老实实地说和老老实实地做。他具有真挚而丰富的感情世界。他深懂爱恨，深知感恩。葆有纯真朴实而合和的亲情、伴侣情、友情、师生情、同志情、乡邻情。“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无处不淋漓尽致地显现出他的恻隐、羞恶、恭敬、精诚、仁善之心。总统而言，由于他深谙：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修身立德，绝非毕功一役。所以，他一直砥砺不辍，总在与时俱进，修炼自己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其三，关靖国君壮心不已，离而不休。一些人认为，离休、退休，就是一个“休”字，休息、休闲、休养。于是，就意兴阑珊，便索性躺平；个别人甚至竟倚老卖老起来。这些，固然是个人自由，别人无权苛求。然而，关靖国君，花甲离休，直至古稀、耄耋，乃至颐龄将至之秋，却不这样想，也不这样做。用他的话说，就是“离而不休”“小车不倒只管推”。在村里，凡是力所能及的事，他都全心全力地干，办黑板报，刷大幅宣传标语;村民集会场合，上台作些简短讲话；村里有婚丧大事，主动去无偿相襄，从不缺席。真可谓“白首之心，老而益壮”“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更令人不禁点赞的，是他这位学历不高，也不是什么文字学、文章学专家的高龄老人，竟撰写出了数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他凭借的是什么呢?不是资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以及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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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顽强毅力。

人们通常在老年之际，总想留些遗产，以供子孙们享受，比如什么房子、车子、票子之类。而他写出个人心路历程回忆录，字里行间要留的，是他当年为党、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意在让后人传承之，永葆之。这份遗产，看似无形，实则无价，千金难买。在这物欲横流、道德衰微的境况之下，其弥显珍贵。以来是，足见关靖国君信念之脱俗，眼光之高远。古人在谈论人生之作为与评价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们省称为“三不朽”。而关靖国君距此还远吗？

鄙人浅陋愚钝。今权将其所凑合而成者作为充数之竽，恐必见笑于大方之家。

是为序。

李宗民公元2023 年癸卯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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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陌南镇小花村，有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虽然是九十四岁年近期颐的人了，但仍然是耳聪目明，干净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富有底气。他思维敏捷，不仅对近百年的过往经历记忆犹新，而且对现实和未来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就是出身贫寒，一生从教离休的关靖国老师。陌生人见了他，总以为他年近八旬，但得知他的真实年龄后，无不感到诧异和惊奇，故而也有人常常问及他的长寿秘诀。这时，熟知他的人就会告诉陌生人，他哪有什么长寿秘诀，他一生就是安贫乐道，宽仁厚德，心藏大爱，乐善好施。如果硬要说秘诀，那就是三个字：

“仁者寿！”

是呀，关老师确实是一位仁人。他出生于1928 年1 月10日，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紧接着又是八年抗战，连年的战争搞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即便是比较殷实的家庭也困难重重，更何况像他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家。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接受的先进思想也比较多，因此，清贫的生活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具备了正义感，具备了合群爱众的思想品质，更具备了解放劳苦大众和中华振兴民族的远大志向，故而早在1958 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1948 年，关老师开始步入教坛。在任教期间，爱生如子，无私奉献，用孜孜不倦的教诲，用一颗诚挚的爱心，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成长成才，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的卓越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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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和肯定。于是，在 1959 年时，他被选调到陌南中学任年级主任。对学生的爱，如果只局限于学习好的同学身上，那不是爱，只能叫做“偏向”；如果对所有的同学一视同仁，让差的同学树立信心，迎头赶上，尤其是对那些行为上缺乏检点，在某一点上有道德缺失的同学施以援手，苦口婆心，晓之以理，让他们回到人生的正确方向上来，这才是“真爱”“大爱”。

进入陌中不久，关老师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粮食短缺，几乎没有人能填饱肚子。这样，便有四个同学想出了歪门，或偷取同学的馒头和饭票，或在交给灶房的面粉里掺沙子。学校准备开除这几个同学，校长便找到关老师商量。一方面是校长的意见，不好意思回驳，另一方面又不忍心处理这几个同学，他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但是，他思前想后，还是坚持了挽救学生的想法，对校长说：

“这几位同学所犯错误实在不该，无论怎样饥饿也不能偷人。但是，学生犯错误直接责任在我，我是这个年级主任，有教育不到的过错，要开除学生，应先处理我才对。再者，如果不解决这些同学的思想问题，把他们带着错误推出校门，将来对社会危害会更大，我们也会更为内疚。”一席话，化解了尴尬，保住了这几个同学的学籍。此后，关老师多次找这几位同学谈话，使他们认识了错误。后来，毕业出校后，都表现得很好，成了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才。

在岗位，他把全部爱心奉献给了事业，奉献给了学生，荣离之后，本可颐养天年，过上清闲自在的日子，但他仍不改初衷，仍然把爱奉献给了家乡，奉献给了村民，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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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纪念章”的最高荣誉。

他的切身经历，使他真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村里，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尤其是历届党代会的政治工作报告和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他都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并以书写标语、宣传栏谈学习体会等形式，使党的路线深入人心，党的政策温暖万家。每逢春节或村上遇有红白喜事，他都在礼房服务。这些服务，从表象上看似清闲，实则不然。每到春节前，村民送来红纸让他写春联，他要割纸、书写、晾干、叠收，往往得熬到深夜。为晾干对联，地上、床上、桌上、案上无处不有，家人出入都无处下脚。在礼房服务，他一坐就是大半天不能离开。这些烦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但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懈怠，一坚持就是三十年，直到九十岁的高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治才能国齐。也就是说，只有家家和睦幸福，国家才会和谐稳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为此，他主动承担了关氏家谱的编修重任。由于很多资料毁于“文革”中的“破四旧”，使编纂工作极为困难。但他不厌其烦，广泛搜集，硬是靠毅力，靠执着，独自编成了三十万字的关氏族谱，对本族子弟的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族人过意不去，计划筹款慰劳他，他坚决反对，断然回绝。

由于他自幼生长在农村，家境贫寒，饱尝了贫困的味道，所以，养成了他怜孤恤贫，同情资助弱者的美德。虽然他的工资收入远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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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达则兼济天下”的程度，但他仍以大爱之心，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贫困者度过困难。邻居温月玲患糖尿病长年服药，在其因困难停药之际，关老师送去了 300 元，保证了患者的正常治疗。村民关泽民妻子杨远霞患精神疾病，医生诊断后需要500 元药款，泽民当时手无分文，是关老师送去了 500 元，使病人得以救治。此后，这两家都给关老师送去了还款，但都被关老师拒收，让他两人安心养病。自 2016 年开始，每年春节，他都要为村上的贫困户发红包，虽然每人只有一百到二百元，对有钱人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不够一顿饭钱，但对一个贫病交加的人来说，那可就是救命的钱了。村里 76 岁的关线子老人，家庭比较困难，孩子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她一人在家，她省吃俭用，从孩子给她的生活费里，省出了200元钱。但有一次，两个骗子找上门来，花言巧语，把她的200元骗走了。老人清醒后，痛哭流涕，几天都吃不下饭，关老师知道后，便拿出 200 元，交到老人手上说，这钱你花着，我不要了，以后别上这号人的当。关老师自掏腰包，安慰贫困老人的精神深受众人称赞。伟大，不见得非要轰轰烈烈，彪炳史册；不见得非要惊天动地，震撼一方；也不见得非要震古铄今，鬼雄人杰。即使很普通，很平凡，置身人海，无人可知，但只要具备了一颗爱心，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社会为众人做出应有的贡献，便是平凡中的伟大，便是无名的英雄！关老师正是我们身边这样的伟人！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以爱铸魂的关老师致敬！

学生张益民2022 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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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往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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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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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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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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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顾陌南镇北 10 余里的前小花村是我的出生之地。公元1927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吉时（阳历 1928 年 1 月10 日），我出生在有人口48口人的封建家长制大家庭里。我有三个祖爷，大祖爷为私塾教师，供我伯父、叔父们上学读书识字。还有其他家的孩子及后小花村的孩子也来就读，从私塾毕业后，考入陌南镇东娘庙高小就读二年毕业，考入初中或师范学校。我三伯父从太原幼师毕业到芮城第一高小任教，我父高小毕业就到农村任小学教师。大伯父、二伯父、五叔父、七叔父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六叔父在平王村开染布坊。八、九、十、十一叔父皆为农村教师。

二祖爷掌管家事，为一家之长。家有牛10 多头，耕种一百八九十亩田地。有骡二匹、驴二头，常年跑运输到中条山北解州买卖，做经济交换生意业。三祖爷在解州、灵宝做粮食生意，搞活家庭经济。我祖爷排行第五，管耕地 118 亩，种、收及牛、骡、驴调换由他负责。其他几位爷爷都是从事农业，在家种地务农。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1934 年初，二祖爷送堂弟和我上学。一进入老师房，让我们先给文章爷叩头烧香，后就入班。语文第一课，就是“小小猫，跳又跳”。一天上午，上学走到半路边，看见地里的玉谷身上长着黑穗，上面冒出许多红缨缨。我俩就不上学了，跑进地里就从玉谷穗上拽缨缨。每人拽了一小把，回家走到巷口，被北窑的三祖爷看见了。回到门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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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与三爷在说话，看见我俩手里拿着缨子，便问：“你俩拽那干啥？”我们说：

“给我三爷拧火绳绳吃烟”。这一下把两个爷爷逗笑了。我爷对北窑三爷说，等玉谷收了赔偿损失。北窑三爷说：孙娃小，不懂话，去球，不说啦！这是我俩干的第一件坏事。我家从事教育的人最多。每年过了春节，就有邻村的人来请教师，常常不知请哪一个。当年，我村就有十六七位教师，在邻村从教。因此，小花村被周围村民称之为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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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左右，我家人口一直保持在48 人，几年不变。其原因是，每出生一个人，要么是小人不能成活，要么就是必须走一个老人，一生一死，总数不变。鉴于这种情况，家长二祖爷把兄弟七人召集一处，共同商议，看如何解决人口连续多年没有增添的问题。又说家里粮食及副业收入，都保持良好，就是人口没变化，必须想办法解决。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分家。大祖爷、二祖爷、我爷是一奶同胞，还有两个姐妹都已出嫁，分居到上院。分家后，兄弟三人又商量，决定继续分，各过各的。仍为上下院，且都叫南窑。（此处没说清谁仍为南窑，前面没提到南窑）下院是三爷、四爷、六爷、七爷，还有我三老姑，他们是一奶同胞。从此我村住户即被分为：北窑、中窑、南窑、沟底、西窑五大家庭，人口有 115 人，耕地800 余亩。东、西、南、北沟里有竹园、苇园、大叶杨、小叶杨和其他杂木树林。崖上耕种有小麦、杂粮，还栽有枣树、苹果树。后来，苹果树大都更新为红富士，一度成为村民的支柱产业。所有耕地里的石块、瓦片比土多。记得是上世纪 70 年代，我六叔父用眼睛测量，坪坡沟山洪水打坝穿洞，挖渠引山洪上垣浇地，把 700 余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确保了粮食连年丰收，使村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人口不增长，就闹着分家，似乎分了家人口就能增加，我总觉得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必然联系。分家之后，一个大家庭变成了几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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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一下多了几个家长，各过各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人再盯着人口增加了没有。在我看来，纯粹是在找借口闹分家，而且这个借口找得不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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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1941 年这段时间，各村都没有学校。原因是这段时间，正是入侵芮城的日军战事最频繁的时期，也是日军最猖狂的时期。日军在陌南镇及镇北二十岭上都有驻扎，经常无缘无故地开枪杀人，从 1938 年 3 月 8 日到 1939 年 4 月的一年间，仅我们小花关家就先后有的关占全、关虎星、关泰昌、关珍平、关实盈的爷爷5 人被日寇无故开枪射杀，陌南镇的每个村里都有被日寇开枪打死的人，芮城天空到处弥漫着腥风血雨，人民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成为头等大事，学校自然就办不成了，教师、学生各自回村。村村设瞭望哨，一旦发现有日军进村的迹象，瞭望哨便发出信号，全村男女老幼带着干粮、赶着牲口离开村庄，到附近的山沟里寻找安全的容身之所，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逃日本”。上不成学，我在家割草喂牛、砍柴做饭，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帮父母减轻点负担。我第一次上山砍柴，走到坪坡村后埝头砍了两小捆，把柴捆好后就准备背着回家。我父亲从村公所回到家，不见我，便问我母亲：

“孩子干什么去了？”母亲对他说：“砍柴去了，翻过沟走上去了。”父亲去接我，走到后小花不见我，就一直往上走，翻过坪坡沟，走到村口才瞅着我，走到我跟前，他接过担子。回到家，便对我说：

“以后再不敢跑得太远了，让人操心。”我听话。一天我在庙咀沟底搂杨叶，和后小花何家一个小弟发生争吵，当时我把搂耙扔过去，打在他的头顶，头皮被打破了。我把他领回我家，母亲用棉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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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热呛后用毛巾把他的头包好送回家。这是我第一次跟人打架，下手不知轻重，把人打伤了，连累父母给人赔情道歉，很悔恨自己的行为。从此以后一两年，我都是与我村北窑、中窑同年等辈的几个弟弟合伙上山砍柴割草。记得有一次割草回家，走到陡坡，突然狂风大作，一抬脚就差点被风刮倒，掉下山沟底，我赶紧地把担子放下，开始一捆一捆地往下转，一直到山根的山神庙前，才挑起担子往回走，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喜欢地唱着歌：一天一担柴，不黑不回来，要不是肚里饿，还在山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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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过了春节以后，九叔父在家办一私塾，供周边村中失学的少年上学。学生有上文村的张四虎、陈西村的王田、后小花的何顺锁、何末子、黄怪子、谢开仓等，我村所有失学的娃娃都来上学读书，每个学生交学费 10 元法币。当时，我也跟着上学，别的学生是全日制，我是半日制。我只能上一上午，因为我早上、下午还得割草喂牛。只有割完了草，回来把草放下，才能跟他们一块上课学习，虽然只有半天，我很喜欢。春天草发青了，冬天沟底的树叶都被我搂光了，我才能全天上学。

1943 年，父亲在石坡村任教时，我与西窑六叔（比我小6岁）、本家侄儿乃仓一同上学，校址王虎家北院，而与之一沟之隔的对岸炮楼里的日伪警备队，可以听得见学生的读书声。当时学生没有正式课本，父亲就找来文章让学生抄，等学生抄写完后再开始讲课。我记得有一篇题为《我的妈妈》，其内容大致是：儿在远方保卫祖国，奔赴前沿阵地，抗日救国，多次取得胜利，我很健康，望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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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间，是我姑母出阁之年。姑母出阁那天，客人陆续来到我家。我母亲是妯娌之中的老大，考虑事情比较周全，既要站锅台，又要接客人，可把她忙得不亦乐乎。我祖母的侄女看到此情。便问：“姑母您说，您这几媳妇哪个好？”祖母随了一句“哪个好”？然后说道：“他四妗最好”。我母亲和祖母相处，相互照应，从没高声说过话。姑母未出嫁前，总是跟母亲住一块，他们姑、嫂之间相处得十分友好。1944 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我结婚之日，父亲从木笼里回来时，离我结婚的日子只有 5 天了。母亲和祖母淘麦磨面，当蒸馍时，才勉强来到案边协作干了起来。完婚后，新媳妇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庭除，然后进厨房做饭，此时，几位婶娘和母亲都忙着做饭，这时烧火的看见新媳妇来了，就起来让她烧火，便去干其他事，唯独只有九婶娘烧火时，总是坐在灶火门不起。母亲说：“他九婶，你起来，叫新媳妇烧”，她才起来。吃饭时，她总是把饭端她的房内，跟九叔在一块吃，不和大家一块吃，祖母看见忍气吞声，没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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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正月十六吃过早饭，父亲把我和北窑的一个弟弟送往平陆县洪池乡的西张寺高小上学，我是四年级，第一次作文课，老师将题目写在黑板上，题为《运石记》。在第二次上作文课时，老师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当堂宣读，读完后，还将我的作文贴在讲台边的墙壁上，让同学们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篇《运石记》作文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件事却一直记得。老师宣读我的作文，是我莫大的荣幸，更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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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分家是由几位叔叔闹起来的。当时，我们一大家子有19口人。其中，我家的人口最多，有 6 口人。我上学，父亲在外，家里的农活没人干。他们觉得我家人口多，干活的人却少，沾了他们的光，所以闹着要分家。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到家，看到六、九、十一叔父又在闹着要分家。父亲不在家，他们便把家分了。没有给我家分耕牛，说我结婚时把牛卖了（有牛六七头），农器家具，我只分到一个牛肩头，有前头没后头，只有一件是完整的，就是铡刀，我家分得耕地18亩，院内土窑一孔，院外瓦房三间，瓦房原是五间，北边三间，一间是通道，都是松木棚，三个叔父看着说着，见新媳妇来了就不说了。便把靠南的三间解材椽给我了。沟东还有座窑院，我家没分到一点，极为不公。母亲气愤不平，伤心不已。天长日久，积劳成疾。当时，父亲在岭底村公所当先生，为了照管家，将家搬到岭底沟东袁存胜家的空窑洞，稍事修整，便住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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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病，两个妹妹还小，为了照顾母亲，我就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时常旷课，耽误了不少课程。放寒假时，校长让班里的同学告诉我把被子拿回家，并说：

“明年开学，就不要来上学啦。”实际上是将我开除了。

1945 年阳历 8 月，日本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撤离，山西又重新归阎锡山统治。

1946 年春节后，父亲把我送到陌南镇高小上学。日军侵占期间，许多村都没了学校，失学的人多，现在都找到这里来上学，报名人超 45 人之多。学校将这些人编成四年补习班，阴复初老师代语文，校长代算术，景智祥老师代常识课，校内有四、五，六三个班级，校内门对面是初级部，有一、二、三、四个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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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课月余天，不幸再次降临到我头上，农历二月十九母亲病情加重，那时医生少，且大都是走街串巷的郎中，随身携带一个药箱，通过望闻问切给病人看病，误诊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之医疗手段有限，有的病还没查清，病人就一命归天了。医生一旦摇头，说明病人没救了，但家人不愿放弃，继续想办法挽救，往往是这个医生不行，再换一个，一直换到医生都说不行，还不甘心，就去求神仙。于是，进庙求神拜佛，乞求神仙折药（其实是香灰）让病人服用。为了给母亲治病，我的父亲也采用此方法，进庙求神折药，结果不言而喻，我亲爱的母亲在一天中午，流着眼泪离别了儿女，离别了这个世界。这一天，成为我们全家老少最难过、最痛苦的一天。母亲去世以后，我的舅胞奶一直照管着我的家，我家的地连着二三年都是舅父给种、给收。安葬完母亲后，我又回到了学校，边学新课边补旧课。一次作文课，老师命题“我的母亲”，我含着眼泪写了一篇作文，约五六百字。到第二次作文课时，老师发作文本，没发我的。原来，是老师要在讲台上宣读我的作文，同学们听老师朗诵，都流着眼泪，有人啜泣着快要哭出声来，我更是悲痛，泣不成声。读完后，我的作文被老师贴在教室墙壁上，让同学观看。我看到后面的批语是：“一字一泪，怎能不催人泪下啊！”

我的母亲热爱祖母和村邻、妯娌，更爱自己的儿女。1938年，日军入侵陌南，老百姓都逃跑了。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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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两旁的房屋烧成一片废墟，令人十分害怕。当时，我祖母带着全家逃往和村，租种一个孤寡老妇人的耕地。我兄妹三人从舅家沿沟边的小道走，我害眼疾，一不小心，跌倒在八九尺深的大坡上，坡的尽头是深沟。我一直向下滚，再有三四尺远就要滚下沟了，却停住了。我从坡下上来时，看见妹妹哭。沟名叫作舍命沟，深度达10 多丈。回到家里，我将这事给母亲说了，他便抓住我，将我搂到怀里，掉着眼泪说：

“好娃哩，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没法活了。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要注意安全，万万不敢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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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我放学回家。第二天清早，母亲背着牛背头，拉着牛。我背着犁，拉着牛。我俩从沟西翻沟过涧，上到坡顶，走到麦地头，放下犁和背头，准备把牛牵来套上。我母亲回过身，看见西沟边地上有日伪警备队，正从这块地埝往上爬，我们就往那块地埝根跑。我牵牛拉着犁往东去。母亲边走边跑，翻过沟，上到第一道坡顶，看见第二道坡顶有孟当石军队的岗哨，就给他们招手说：西沟地里有敌人。他告诉孟，情况不好，沟西边有敌人。听到敌情，队伍马上紧张地查看。他急忙组织士兵投入战斗。当住在西窑到家，弯着腰猛跑，西墙跟根几个士兵，瞄准一个日军官，同时开枪，打死了那名日军官。看到自己的长官被打死，日军和伪军慌忙逃走了，并声言要把小花消灭掉。日军回到驻地，查看情报。头一天下午，孟当石军队让父亲写有情报手，这才免去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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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在 1927 年 7 月 25 日的“田中备忘录”中，明确无误表明了他们的想法，田中把它呈交给了日本天皇，以此作为征服我东北和蒙古的计划，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获得满洲里和蒙古的控制权。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的其他地区渗透，从而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日本人一直在寻找借口实施自己的计划。日军飞机到处投弹，通过在皇姑口铁路预先埋设炸弹，炸死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即张学良的父亲），之后，张学良接替他父亲，成为东北军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命撤至关内，驻扎在陕西省。

受共产党一致对外的主张影响，1936 年12 月12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件，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斡旋下，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后称“八路军”，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派往抗日前线，向日军开战。

1937 年 7 月 7 日，是一个注定为历史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入侵华北，整个华北已然岌岌可危。日本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转而开始进攻上海。这一举动的目的已经很明显，日军是想通过占领中国的中心城市来迫使中国在三个月投降。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 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八路军善于开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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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游击战的优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次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成功伏击战，取得“平型关战役”大捷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此后，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大振，不断寻找战机与日军开战，给日军以沉痛打击，使抗日战争由最初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实现其占领中国的企图，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40 年 10 月 2 日至11 月30 日间，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1941 年 7 月 10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他到任后即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我国各地见人就杀，见钱财珠宝就抢，见住房就烧，见牛羊骡马杀吃，真是无恶不作。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吃了喝了就跑日本，到处逃难。日军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精良。我们的军队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武器落后，而且还缺乏弹药，但是我们的指战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吃了败仗还找不到对手。而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府军有飞机、大炮，武器装备精良，但他们指挥不力，战术呆板，常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展开阵地战，除取得台儿庄大捷等有限的几个胜仗外，多数情况下，都吃了败仗，败仗吃多了，便对日军采取消极抵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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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童年时代，刚好处于中国动荡不安的战乱时代，其间即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酷屠杀，也有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一致联合抗日的伟大壮举，还有国共两党为争取政权的激烈战争。两党的合作始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两党合作破裂始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后，两党的斗争开始，共产党于1927年 8 月 1 日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对共产党军队的疯狂剿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于1931 年7 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

“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继续对红军发动了第四，五次围剿。1934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无力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 8.6 万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指挥军队，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建立延安革命根据地。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 月12 日凌晨，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令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逼迫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承诺，开启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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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间的第二次合作。

国民党军队他们打击日军不行，却会寻找机会，在根据地故意制造摩擦，伺机消灭共产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革命的两方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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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的一天，日本鬼子从解州出发，翻越中条山，向山南的古镇——陌南镇开进。进入陌南镇后，便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把古镇搅扰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见财物就抢。两、三个月后，在日本鬼子逼迫下，陌南镇成立维持会，即伪区政府，各村也相继成立伪村公所。伪政府和伪公所的任务就是为日军提供物资保障，日军提出物资需要，他们便照单配送。送给日军的主要是给养，如面粉、肉蛋、蔬菜、瓜果等，还有挖工事、修路的民工。镇上还有伪警察所、警备队、大队部（特务机关），都是为日军办事的。各村不再有学校，维持会在镇上办一所小学，对乡下儿童进行奴化教育。乡村干部、家长都害怕，不愿把孩子送去，但不去还不行，于是，学校对孩子进行排序，按照排列顺序轮流上学。老师是维持会从马滑村南地请来的马百元老师，当时没课本。我被排在第一名，第一次进校上课，学的是《百家姓》，一天只学一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早上去，下午回，一人一天。路上遇到日本兵，就得低头哈腰，向日军敬礼（点头），我就觉得中国人太窝囊，成了小日本鬼子的亡国奴，太可耻。伪警察所给老百姓办理良民证，人人都得照《良民证》照片，当时我 10 岁，叫我在《良民证》上按手印，我不知往哪一块按。警察蛮不讲理，打了我一耳光，疼得我眼泪顺着脸往下流。回到家，我用铅笔写道：狗仗人势，伪警察仗日本鬼子之势，欺侮同胞，不怕中国人骂你“狗汉奸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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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0 年，我爷爷，沟底我三爷，西头窑我五爷，还有我家五、十两位叔父，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第二年，我堂兄也被日兵杀害了，我以及我们全家的人都最恨日本鬼子了。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蹂躏我们的人民，杀害我们的同胞，使无数个家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生活无以为继，还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受尽了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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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实盈的爷爷关忠和，排行第三，我称他为三爷。1939年农历三月初十那天，他外出给侄子关仕达说媳妇经过西岭底村，走到汽车路西边时，看见从山上下来了一队鬼子兵，他心头一愣，急忙转身跑向麦地里。远处鬼子见有人在跑，便开枪将他打倒在麦地。三天后，西岭底村人发现总有一群乌鸦在麦地上空盘旋乱叫，就近前观看，发现了中和的尸体，立即到小花村告知正在四处寻找关中和的家人，家人搬运尸体时还从地里捡起了他的旱烟袋。1939 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本家三爷关太昌、五爷关珍从平王村买了一头牛，返回到平王村东一棵大柿树下时，看见从平王村南面上来了一群鬼子。鬼子将他俩逮住，连同先前抓的13 人一块带至解州的十里铺，关押了几天后把他们放了。放人后，鬼子迅速出动了骑兵，在马鞍上架着机枪从后面追来，朝他们射击，把他们全部打死，原来这是鬼子安排的骑兵扫射练习。后来，十里铺的人挖壕将死者掩埋。家人得到消息后，到那里辨认尸体，由于尸体高度腐烂，已经无法辨认，家人从十里铺的麦地里找到了关太昌的一只鞋。被鬼子抓走的15人中，除了我的三爷关太昌、五爷关珍外，还有西桥村的张四海和儿子张汉，朱吕村的李文学，坡下坑南村的董养正等。1938 年农历二月初七（1938 年3 月8 日），我的两个叔叔关占全、关虎星兄弟二人行走到平王村东小官路时，遇到了走向陌南的鬼子兵。鬼子拦住他俩，仔细观察，看到他俩额头的皮肤有些白，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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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军人。因为只有经常戴帽子的人额头被帽檐遮住晒不到太阳才会发白，而军人就是经常戴帽子的人。鬼子就问他俩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他俩说是教书先生。鬼子想想，教书先生也肯戴帽子，便放过了他俩。当他俩走出十来丈时，鬼子犯了心思，认为他俩是军人，便举枪朝他俩背后射击致死。

民国二十八年初七，我的士秀叔父和士才叔父，在平王村南麦地锄麦时，被日寇开枪打死，时年士秀二十七岁，士才二十三岁。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的堂哥关淼子，被小花村派往小寺前日军驻地，为日军做 3 天活。做了两天活后，在看管陈六玉的允许下提前一天回了家。十月二十七日，淼子哥到刘家踏轧棉花车打工挣钱，早饭前洗手准备吃饭时，突然院子里进来几个日本兵喊“苦力的出来”。淼子哥转身回家要告诉家人快跑，他边跑边往后看，就在与鬼子对视的瞬间，鬼子开枪将他打死。鬼子从他身上搜出了“良民证”，哈哈大笑着说“好的良民”。日本投降后，我侄关乃仓一家由小花村迁到陌南上地村居住。

后小花村贾好国的伯父在陌南镇上做工，被鬼子连刺几刀毙命，死亡时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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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东窑村人杨苟谋在寺前村景高僧十亩花园南的东泊池旁被日军拦住，他看到拦他的日本兵只有一人，便想夺路而逃，于是就与鬼子厮打起来。他与鬼子的力量相当，一时相持不下，杨苟谋想，再僵持下去对自己不利，应设法尽早脱身。恰在这时，路上传来牲口的脚步声，他大喊：

“快救命！”

赶牲口的是坑南村人景高弟，他是我的舅舅。舅舅长得彪形大汉，很有劲。他刚从西区集市上卖牲口返回走到这里，听到有人呼救，顺声望去，看到东窑村的杨苟谋和一个鬼子厮打在一起，杨苟谋处于不利地位，命在旦夕。舅舅痛恨日军，毫不犹豫上前出手相助。舅舅紧紧抱住日军，喊道：

“苟谋跑别管我，快跑。”他以为自己力气大能控制住那个鬼子，不料身后又来了个鬼子，两个鬼子兵把舅舅带到西桥据点，用刺刀戳死。

舅舅的惨死使家人悲痛万分，家人几次前去搬尸未果，日军要暴尸示众。外祖母迫于无奈带着鸡蛋去伪警备队里找熟人帮忙，走进伪警备队，她见到日本鬼子就磕头、散鸡蛋，鬼子才允许搬尸。村里人害怕日军，不敢帮忙抬尸，小舅景块将尸体放在门扇上，绑好抬杠。自己抬重头，让我这个才 12 岁的外甥抬小头，把舅舅的尸体抬回，安葬在东窑与庄上村之间的僧地里。

数年后，日军知道杨苟谋还活着，便到处搜捕。杨苟谋被抓后带到日军司令部（景耀月大院）关进木笼，受尽了百般折磨。一天杨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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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听到木笼外有人说，明天日军要把他送走，他心想，可能是要被杀害了，他深知日军杀人的手段很残忍，不想再受日军的摧残，晚上用裤带将自己吊死在木笼里。遗憾的是，日本于第二天宣告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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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坡村有一农民名叫张宗汉，耕种之余卖凉粉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一天，驻扎在二十岭关老爷庙里的日本鬼子，下山进村里将他养的牛牵走杀了吃肉。他痛恨至极，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准备报复杀他牛的日本鬼子。一天，他上到半山坡的一个埝根，朝着日本鬼子打了几枪，然后又换个地方再打几枪，吓得日本鬼子惶惶不安。日本鬼子听见枪声来自多个方向，以为是一支队伍在袭击他们，派出人员追击，却找不到人，气得牙根直痒痒。张宗汉时不时地就去打日本鬼子，打得次数多了，日军将袭击他们的张宗汉称之为“山南独立队”。日军说：

“不怕山南游击队，就怕山南独立队。”有一段时间，张宗汉每天晚上都提着一块凉粉到学校来。一天，他说父亲胆大爱国，为国家培养人才，很赏识父亲爱国之心。每天晚上，他都和父亲谈论国家形势。当时他说：“日军施行烧、杀、奸掠的‘三光’政策，把中国人欺负得太甚，是我们最可恨的敌人。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全国各地都有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军队，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日本侵略军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叫苦连天，四处逃窜，不知所措。如东北三省的抗日联军、爱国英雄杨靖宇将军，芮城的杨振铎，李向山等人组织的抗日军队，每天都在与日军周旋，找到机会就打，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法……”说得很热闹。我们几个住校生都听得入神，不知疲倦。后来父亲说：“笑什么？快睡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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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个虽然没有眼见张宗汉杀鬼子，但从张宗汉的言语中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在日本鬼子最猖狂的时候，能够树立起打胜日寇的信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张宗汉于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主要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和保存党的力量，使党的队伍不断扩大。1946 年芮城解放了，他组建独立营，任营长。1949 年，改任芮城县公安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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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夏，我父亲在窑上村公所当先生时被汉奸告密，日军到村公所将他抓走。我母亲听说父亲被抓之事后，到处打探消息。后来，才得知父亲被陌南镇小寺前的日本军抓去，关在木笼里（实际上的牢房），木笼两边有哨兵看守。日军当时规定，如果关在木笼里的人，在七天之内没有人保释，就将人押到“百人井”边处死，把尸体扔进井内。父亲被抓后第三天晚上家里人才弄清楚关押的地方。第四天一大早，母亲就到陌南小巷找外祖母说了此事，外祖母立即去找家在东沟底的本家的侄儿景绍州，他原是日伪大队部的大队长。外祖母对他说：

“小花村你姐夫被抓，关在木笼里，你去给日军官说说，将人放出来。”第五天中午，景绍州找日军驻陌南的长官田中说了此事，田中听了，带着景绍州一同去把父亲放了出来。父亲感激不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们挥手让他赶快走。父亲被抓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着急，特别是母亲，央人到处打听消息，好在整个事件有惊无险，父亲被平安解救。当得知父亲是因汉奸告密被抓的消息后，我对汉奸充满了刻骨仇恨，他们甘当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祸害中国人，真是十恶不赦。日本鬼子战败后，政府铲除汉奸，那是汉奸罪有应得的下场，感谢政府替我家及天下所有被汉奸迫害的人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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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绍州救了父亲，有恩于我家，顺便说说景绍州这个人。景绍州生于 1911 年，大我 16 岁。又名景占魁，陌南镇寺前村东沟底人，是舅舅的本家兄弟。1927 年，陌南高小毕业后转入芮城县简易师范，一年后因父患病停学在家务农，喜好拉胡琴。1935年在本族染坊学徒一年。1936 年，景绍州在陌南街上开设了利华洋车铺，成了本镇售自行车、修自行车的第一人。1938 年日寇入侵陌南镇后，景绍州的洋车铺随即倒闭，同时举家逃居庄里村。1938 年7 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师收复陌南镇，全家迁回。月余后，日军重犯陌南镇，八师将士奋力阻击，年轻的景绍州不顾生命危险，从战场上背下20余名伤员。激战撤退后，有 15 名伤兵还在景绍州门前沟底未能随军撤走，时刻都有被日军发现的危险，景绍州趁夜间将其送到葛赵村第八师收容所，受到八师师长嘉奖，并任命他为第八师驻芮一带情报员。一年后，日军知晓此事把他们景家的房院全部烧毁，日军情报班长苏老二及宪兵队每日四处搜捕，他被迫逃亡在外。1940 年，不幸被苏老二捕捉，幸亏有本镇多人具保，日寇才答应放人，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给日军做事，他无奈屈从。起初，他被日军派往灵宝一带侦察国军情报。入灵后，遇到国军 104 师 311 团长张光汉，张对他说“只要凭心做事，不忘国家二字就行”。所以他又成为国军安插在日寇身边的间谍。景绍州给日军做事期间，他看到日寇大肆搜捕并杀害抗日志士以及无辜群众的情景，心怀忧愤，但又一时难以退出日伪组织，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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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身份暗地里对遭难者进行解救。正是由于他的这些行为，我父亲被抓后，我母亲通过外祖母找到他时，他便痛快答应。我父亲仅仅只是他所救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不仅救普通的老百姓，他还救过牺盟会的干部梁苏民，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过不少方便，保护了一批人，并为农会购买枪支弹药。

一天，景绍州见小寺前日军官田中，田中的母亲是中国人，他也会说中国话。他给景说：

“大队长你不要干啦，我们在这能停几年？”景绍州听田中这么一说，心里明白了，便把大队长职务让给他的护卫兵孟当石，他就回家了。

1950 年，景绍州被政府安排到洪池西张完小任总务。1957年，调任车村完小总务。1962 年因肝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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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8 月，八路军挺进华北战场，从延安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大地，在晋北各地及太行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伏击战，神出鬼没，打击日军，取得辉煌战果，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日本鬼子想找八路军决一死战，但就是找不到，日本鬼子有气没处撒，有劲没处使，于是，他们对抗日根据地开展大面积扫荡，企图通过扫荡寻找八路军，与八路军作战。我们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是打断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使日本得不到武器、弹药和给养，日军连吃败仗，再加上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立即派遣军队到北方各地抢占地盘，阎锡山土皇帝也回到大本营太原，也开始抢地盘。无论蒋介石怎样调兵遣将，英明领袖毛主席指挥人民军队，打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将蒋介石赶出大陆，逃到台湾岛，山西的阎锡山也跟着跑了。全国解放了，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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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玩弄“内战”与“和谈”反革命两手。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通过战争来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就已经暴露出来。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 万军队，分兵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 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予以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该战役不仅解除了国民党军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有力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目的。上党战役不仅是解放战争的序幕之战，在政治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之后，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 10 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经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军队，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败退台湾。

1949 年 10 月 1 日，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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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群众兴高采烈举着双手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万岁！从此全国劳苦大众才真正地过上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当家作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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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6 月，阎锡山为扩大势力，在各市、县、乡村中组织实行六人编一组，一人去当兵，年龄在 15 岁-35 岁的人都要参加编组，并登记造册，闹得人民怨声载道：这光景没法过了。为此，有的村民迁徙河南灵宝居住。过了春节，父亲把我送到陌南高小上学，同时失学在家的孩子也纷纷来校报名，有四五十人。校长张秾生把报名人编成四年级补习班，准备到招考时编入五年级。到了四五月时，我村北窑、中窑有两个弟弟为逃避编组当兵（他们兄弟多）。在一个星期六，我回家，晚上他俩找我说：

“咱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俩都不想当兵，你一定要帮帮我俩。”我含着泪水给他们说：“你放心，我一定帮忙，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去办。”回到学校，我到张校长房间，给他如实汇报了我的两个弟弟的情况，他很同情地说：“你回去给他俩说，让他们到初级部二年级学习，我给教师打招呼。”听到校长这么痛快地答应了，我非常高兴，立即回家，找到两个弟弟，对他俩说：“校长答应了，让我回来叫你俩去上学。你俩赶快收拾行李，咱们一块去学校。”到了学校，张校长直接把他俩送到初级部二年级班主任面前，并向他说：

“请多加教诲”。他笑着说：“放心”。看着老师将他俩带到教室，安排了座位，我才回到我的教室。当时，我班老师分别是语文教师阴复初，算术教师由校长张秾生兼任，常识教师龙培玉，体育教师景啓诗，他们教学都很认真。同年，我们考入高小一年级后，校长叫我到他房内说：你知道梁文彦、王创基、扆耀光、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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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几位同学的情况？我对校长如实地说了，还说校长你可要为他们保守秘密。校长说他同情，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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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六七月时，张校长年过七十，提出辞职，离开学校回家了。接替他的是一位中年校长周彦宾，周校长对教师、学生也都非常亲近，他的言行都得到教师和学生尊敬，教师和学生都拥护他、支持他。日本入侵陌南时，把街道两边的房屋都烧掉了，仅剩下的一座院落，被学校占用。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位中年特派员。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下午，同学在门洞坐着休息聊天，我们都管梁文彦叫梁警官，被特派员赵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他房内问道：“你们为什么都管梁文彦叫梁警官？”当时，我知道他问的用意，我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

“日本鬼子侵略芮城时，我们没有学校可上，都成了割草砍柴的娃娃，我村与他村隔沟相望，一天没事干，就背上草篮子在沟两边扔石头打仗，他是他那边娃娃头，我是我这边娃头。所以我们都叫他梁警官”。特派员笑了，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又说：“你去”。这才免去对梁文彦的怀疑。我为什么这样说？原因有二：1、我和梁是亲戚关系。2、我班的扆耀光、梁文彦，王创吉、石自敬几位同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很亲近，我曾向他们提出过入党要求，他们说，毕了再说。1947 年夏天芮城解放，学生要求把学校转到小寺前景耀月的空院内，景耀月的院子比较大，有前院、过庭、中院、过庭、后院，北院还有楼房。1947 年 11 月，他曾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把入党填写的表格给我，让我填写，我还没来得及填写，下午，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的部队进驻陌南，学校师生都跑了，所以，我就没能加入共产党。我入党的美好愿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十分痛心，十分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是他们搅黄了我入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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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1948 年初，我被派到庙后村任小学教员。后来，学校复课，叫学生到庙后学校叫我和扆耀光返校，学校原有学生100 多人，返校参加毕业考试的只有 23 人。当时，芮城县政府设在陌南镇朱吕村的后土娘娘庙，我和扆耀光两人把毕业成绩送到政府办公室，把毕业证书带回学校，校长韩浚哲把毕业证发给学生，学生离校回家。1948年4月，芮城县政府组织教员集训，我参加了集训。集训结束，宣布教师到各镇、村任教。我又被任庙后村小学教师，月薪是155 斤小麦，我父亲月薪为 165 斤小麦。到了八月，陌南完小招生考试时，我校有4名考生参加，分别是马一民、马冬收、郭京选、朱绪生，全被高分录取。我母校老师景乃赞说：

“是咱校毕业生关靖国教的学生成绩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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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初，县里又组织教师集训，中共芮城县贾政委在教师集训会议上号召青年教师要继续考学深造。当时，我报名，相继又有10人报了名。二月，我们就去参加运城初级师范学校第二届招生考试，有9 名被录取，我是其中之一。开学了，我独自一人步行翻过中条山走到解州三十里铺时，往前看，没有人，向后看，还是没有人，就不想去了。回过身往回走不到半里路，对面来一个人，走到跟前是我的同学李承业，我这才和他一同去学校。到校后我是第八班，他是第九班。入班后，班有学生 50 人，班主任贺老师组织学生选举班干部，政治老师姓贺，语文老师姓芦，数理化老师没到位。班委会由五名委员组成，我被选为学习委员，负责上课、自习清查人数。体育委员黄炎中。一天晚自习，我查点人员，少了 7 人。我查看宿舍是否有人，看到他们在谈闲话。我说：

“上自习了，赶快到教室。”他们都不理我，没有一人去教室。班主任房内放着一架风琴，我喜爱弹风琴，时不时的到班主任房间弹风琴。班主任看见我在弹风琴，还把他房间钥匙给我。到了 1949 年的五四青年节快来临，副校长召开班委会、干部会时说，让我回去把班内情况总结一下，下次报告。我在作文时，卢老师在黑板上写一年来的回顾。我写一篇作文，被卢老师当堂宣读给同学们听，读后又亲手将我的作文贴到墙壁上，让同学看。第二次副校长在会上说，今年的“五四运动”不叫“五四运动”，叫做进步运动。他说你材料整理好了，就汇报。我就将那七人不上自习在宿舍聊天的事汇报